村寨有座小寺庙，住持喇嘛觉得自己的法力不够，但他还是建议把头人唯一的儿子泽里尽快送到大录村的舅舅家。
商量的结果，除了派一个老民，几个差巴，把嘎洛陈二娃也算上，说嘎洛陈二娃胆子大，一路彼此好有个照应。
可是，嘎洛陈二娃却不会骑马，这让整个村寨里的人笑话了他几天。莫洛嫚也觉得好笑，她借来了马，亲自教嘎洛陈二娃骑马，从马背上摔下来了几次，都是摔在草坪内，摔得他一脸的泥巴，嘎洛陈二娃学会了骑马。
一行人就带着七岁的小泽里上路。
到了傍晚时分，嘎洛陈二娃随同这一行人来到了大录村，先是快马抵达的人早就给小泽里的舅舅报了信，舅舅见到了小泽里上前一把搂住自己的外甥，老泪纵横，说，“我可怜的亲外甥啊，咋会这样呢，咋会这样呢，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啊。”
嘎洛陈二娃被留在小泽里舅舅的房子外，他守着一行人的马，站在山坡里。
大录村是建在一处半坡台地里的村寨，已经有了差不多六、七百年的历史，那是在元朝从草地部落迁徙来的。从村寨内下坡，经过一处极像汉字“凹”的低坳又上山，就是萨迦派的寺庙大录寺。
这么好的机会，嘎洛陈二娃想到了逃跑，骑上马沿着从神仙池深处大雪山融化而来的河流，一直往这条河的下游跑上一百来公里，就是南坪县城了。如果抵达了南坪县城，再沿着白水江往下游跑，就是碧口了，过了碧口，又是广元，翻过秦岭就到达了陕西。红军队伍现在都陆续到达了甘肃、陕北。
在消息闭塞的年代，这些嘎洛陈二娃并不知道。他既不知道红军到底去了哪里，也不知道通过什么线路才能找到红军。
他蹲在土坎里，纠结地低下了脑袋，他甚至在大录村寨连个懂汉语的人都找不到，夜幕中他看见一个跟莫洛嫚年龄身材都差不多的女人，背着木桶正在艰难地喘着气上坡。
想到了莫洛嫚那双眼巴巴的眼神，心里一软，他放弃了逃跑的念头。
他发出一阵痛苦的呻吟，这声音居然把在附近草堆里正在睡觉的一个年轻人给惊醒了，他也是个小个子，从草堆里迅速地爬起来，“呜呜”地胡乱冲他想说什么，凭借着直觉，嘎洛陈二娃知道，这个跟他差不多穿着一件宽大袍子的年轻人也是流落红军。
这个年轻人姓黄，是福建青田人。
他是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的人，在攻打松潘的战役中也是腿部负了伤，只不过嘎洛陈二娃受的是左腿，而他是右腿，更加不幸的是他被一颗子弹把舌头给打掉了一半，成了一名真正的失语者！
要说命运，命运就是这样残酷无情。
如果姓黄的年轻人能够说话，又有现成的马，那么，他俩肯定会商量逃跑。但由于他的舌头被打掉了，只能发出“呜呜”的声音，嘎洛陈二娃更加地听不懂他想说的是啥意思了。
他俩还没商量出个所以然，村寨里巡夜的土兵就来了，如果被发现，也许就是一阵乱枪给打死了。
他们能够容忍一个残废了的人像牲口一样活着，但绝对不能容忍他们有任何来往，联络在一起，如同星火燎原，两个人就可以联络四个人，四个人就可以联络八个人，十六个人……想一想，这是一件让人感到多么恐怖的事情啊。
听见土兵的脚步声，那个姓黄的红军赶紧又躲藏到草堆中，一动也不敢动。
嘎洛陈二娃也就这样丧失了唯一的那次逃跑的机会。
第二天，嘎洛陈二娃只得跟随着一行人返回了亚隆。
莫洛嫚还一直担心嘎洛陈二娃这一去就不会再回来了呢。她站在村寨口的那棵大青杨树下，看见嘎洛陈二娃没精打采地骑在马背上，从山坳那边转了出来，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直叫道，“天爷啊，天爷，你终于让他回来了。”
扎海头人夫妇在同一天病逝，求吉寺的大喇嘛替他们主持了隆重的火葬仪式。
亚隆现在暂时由管家代行头人的权力，他们并不着急，待扎海头人的儿子成人后，如果品行没什么问题，就让他继续接任头人。
管家代行权力的第一桩事，就是把莫洛嫚指婚配给了嘎洛陈二娃。
到了夏天，老姑娘莫洛嫚怀孕越加的明显，她已经出怀了，腆着大肚子，谁也不敢再说她是老姑娘了，谁也不敢再说她是个不会下蛋的女人了。
嘎洛陈二娃觉得这像一场梦，在他懵懵懂懂当中，居然让这个女人怀孕了。
嘎洛搬出了牛圈，住进了庵房，就算是跟莫洛嫚正式成家了，嘎洛陈二娃觉得倒是省了事，但他总觉得自己成了“抱儿子”。不是自己娶了莫洛嫚，相反，倒是莫洛嫚“娶”了自己，连同自己的这一生。
抱儿子是当地的一个风俗，就是倒插门，成了人家的上门女婿。想到奂老板把自己带到亚隆时，除了自己身上穿的那一身破烂的军装，真成了眼镜指导员经常说的——彻底的无产者了。
莫洛嫚话少。她跟嘎洛陈二娃平时的交流是靠眼神、靠肢体语言，指着碗，表示是吃饭，指着水，表示是要喝水。
眼神，一个人的眼神里蕴藏着是多么丰富的语言。
莫洛嫚不停地捻着羊毛，嘎洛陈二娃四处收集着羊毛，他俩虽说事先并没什么商量，却彼此默契地为快要来临的孩子准备着。
第一个孩子出世时，嘎洛陈二娃满二十一岁了。
他在这个封闭的村寨，耳濡目染多多少少已经能够听得懂一点藏话，村寨的人到寺庙里烧香，他有时也要跟着去，他得融入他们，融入的代价就是渐渐忘掉了自己的母语。起初，他是说着一半的藏话，一半的汉语，就像某些“洋人”，说中国话不好生说，总要夹杂一些英语或者英语单词以示自己与众不同一样。
渐渐，他能简单地说出一句完整的藏话。
在他跟莫洛嫚的第二个孩子出生时，他几乎完全丧失了说母语的能力，成了一名失语者！头两个孩子都是男娃娃。等到第三个孩子出生的那一天，嘎洛陈二娃用叉子枪在林子里打到了一头野猪，他兴奋地背回家，结果，莫洛嫚给他生了女娃娃。
这个女娃娃长到了像那个头人家小泽里离开亚隆时差不多大的年龄时，南坪和平解放了。
杨土官把自己家这些年攒积下来的银元，用骡子从安乐山寨里驮下山上交给了人民政府，他比十多年前的那个秋天去亚隆更白更胖了。
他成了临时筹备委员会里的成员，负责成立南坪县人民政府的许多事宜。南坪是由西北军区六十二军派人来宣布解放的，松潘解放稍晚一些，是由西南军区的部队解放的。
杨土官、赵授百、袍哥杜桥风三人成了这个委员会的临时负责人，赵授百还是蒋介石的伪国大代表，是他们三个人在一九四九的冬天商量派人到甘肃的文县，主动与解放军代表接洽，接受了解放军的八项主张，达成了和平解放的协议。
青龙桥虽然跟甘肃文县仅是一河之隔，但南坪还是归四川管辖，松潘县比南坪先一步成立人民政府，便召集赵授百前去开会，他骑着一头骡子，翻过了弓杠岭，在路上走了三天，一到松潘开大会的会场，赵授百立马就被一个苦大仇深的贫农代表给认了出来，惊叫道，“这不是南坪的大恶霸赵授百么，他来开啥子会？！”
由于信息不通，西北军区与西南军区的通讯都靠电报往来，群众代表呼声又格外强烈，南坪离松潘一、两百公里的路程，当时又不通公路，赵授百解释也无济于事，等到西北军区的电报来时，他已经被松潘县政府当作是南坪的大恶霸给枪决了。一九七九年赵授百先生被南坪县人民政府平反昭雪。
杨土官呢，在“文化大革命”爆发时，被南坪的红卫兵批斗暴打了一顿，当夜他把自己的皮带解开，睡在床上自己把自己给弄窒息而死亡。
一九五七年，民改工作组来到了亚隆，嘎洛陈二娃想向工作组说明自己是红军，由于忘记了自己的母语，他又说不清楚，工作组要他拿证据，证明自己是流落红军，他上那里去找证明呢，最后不了了之。
六
时光说快也快，说慢也慢。
嘎洛陈二娃满以为解放了，自己可以回家了。
然而，能够证明自己身份的证据他拿不出来，认识他的人也差不多都死光了，红三十军也在西征宁夏时差不多都拼光了。他一直生活在亚隆深山老林的这个藏族村寨，对于外界发生的事情，一点都不知道。
几十年的风雨，已经把他给同化了。
嘎洛彻底失语了。
直到一九六六年的六月，亚隆突然来了一大群的汉人，他们是什么人呢？
他们是森工局的人，为支援国家建设，这支从东北小兴安岭千里迢迢而来的森工队伍，陆续进驻了亚隆，砍伐木材。最初，村寨里的人不允许他们砍树，那可是几百年才长成的原始森林中的大树啊。
先是双方争吵劝说，村民无论如何都不同意采伐。工人们也差不多都是年轻人，领导和业务骨干大都在局机关里待着，有许多的工人也是从四川农村招的青工，有的还是从嘎洛陈二娃的老家大巴山招来的。
双方火气都很大。
三十多年了，嘎洛陈二娃正值壮年，在他身上几乎看不出一点汉人的味道了，肤色、语言、身体散出的气味完全像当地的藏族汉子一样，他冲到了群殴的最前面，下手比谁都狠。
按照林业设计规划，亚隆村寨的前山后山都得砍伐。而前山后山一直就是当地藏族人心目中的神山，他们的观念中如果砍伐了神山的树，那是要遭受神灵的惩罚的。他们没有理由不闹，他们没有理由不空前地团结一致。
群殴惊动了林业公安和南坪地方公安部门，嘎洛陈二娃被带到了林场办公室，历来治安案件都是对为首的分子重处。嘎洛陈二娃，不，现在应该称呼他为陈大叔了，陈大叔被当成了首要分子的嫌疑。
嘎洛陈大叔不会说汉语，大录乡政府为配合公安部门调查，特意选派了一名通司（翻译）协助公安人员工作。
当公安人员问嘎洛陈大叔为啥要出手那么狠时，他涨红了脸，喃喃低语着，憋得脖子间青筋突出，突然冒出了一句结巴，但意思完整的汉语，“我——要——回——家——”
说完，嘎洛陈大叔撩开自己的身体、藏袍，露出了左腿的伤疤，公安人员看见他的那条左腿明显地比右腿萎缩了许多，他们认出那是枪伤。
“唉，唉，老汉，你不要火气那么大嘛，坐下慢慢说嘛。”
一个年长的老公安，知道事情搞复杂了，他们带着询问笔录回到了县城，民政部门也介入了，反复查，就是找不到关于嘎洛陈二娃是流落红军的材料，就连那个福建青田的人，都有了材料，他现在是县铁器厂的一名工人了。那个因为被打烂了舌头，而不能说话的流落红军。
嘎洛陈大叔的身体内流着红军的血，他把每一次的冲突都当成了冲锋，他不能失败，他不是对具体哪个人怀着深仇大恨，他要证明自己还是一名战士。
群殴的结果，森工部门承诺暂时不砍前后山上的大树。
嘎洛陈大叔睡在解放后新修的木房子里，这回他是真切地听见了油锯发出的轰鸣声，听见了集材机、卷扬机、十轮卡车等发出的声音，整个山岗之上，一片片的上百年的大树在轰然地倒下，在倒下的同时还打倒了一片耸立的大树。
野蛮的作业。
自打森工来到了亚隆，村寨里的空气都弥漫着一股柴油的味道，河里的鱼，树上的鸟，甚至林子里的蘑菇都成了工人们的美食，他们什么都要吃，什么都要弄到吃。
有时，他们砍伐了一大片的树，却又不管了，说是去闹革命了。生产也是停停搞搞，搞搞停停的。
嘎洛陈大叔想不通。
随着年岁越来越大，他愈发地想家了。在他的灵魂深处，他想叶落归根。
孩子们也长大了。大儿子的孩子都能上山挖药了，他的孩子都没读过书。跟他一样成了半农半牧的村民。
莫洛嫚也老了，佝偻着腰身，苗条婷婷玉立的身子，被岁月磨刻得满脸的皱纹，连那条终日盘起的又长又大的辫子也花白了。
睡梦中，嘎洛陈大叔抚摸着莫洛嫚不再光滑、不再年轻、不再富有弹性的身子，一滴浑浊的老泪悄然从他的嘴角滑落。
这是一滴迟到的眼泪，他这一生经历的痛，让他以为在包座战役中，那只溃烂化脓的腿已经让他尝够了。
他这一生从没落过眼泪，也从没在村寨人和莫洛嫚的面前流过眼泪。
他真的想家了。
家虽然对于他仅是个遥远而模糊的概念，他这一生在记忆中很少有吃饱过饭的时候，他跟老伴把田地里产出的青稞都省给了孩子，他长着一米五五的个子，瘦弱而矮小，站在青稞地里，拔节扬穗的青稞都生长到了他的胸部，他穿着一件藏青色的袍子，系着一条紫红色的腰带，身体的背后是亚隆村寨高大的浪架，雨打风吹，每隔几年这些像骨头般的浪架都要更换，然而，不能更换的却是隐藏在浪架空洞的深处不屈的灵魂。
（从一九三五年的春天踏上漫漫的征途，到一九八五年的秋天，时间整整过去了五十年。我看见过这个叫嘎洛的陈大爷，还去过他的家，亲眼见过他的耳朵和左腿的伤疤，光荣的伤疤。我还看见他那身患大骨节病的老伴躺在床上，眼睛流露出的却依然是浑浊中带着柔和的光芒。）
他记不清楚自己的连长、指导员的名字，但他却涨红了脸，艰难地竭力表达着出了断断续续的词语。张、国、焘、陈、昌、浩……
“您在包座受伤后，就一直没回过老家么？”
我坐在他家的火塘边，反复不断地问着他，他因为说不了汉话而显得不好意思地摇了摇头。
“解放后，你也没回过家？”
还是摇摇头。
这个五十年都生存在亚隆这片土地上的老人，始终不语。
一九八六年，南坪县民政局通知他的儿子，国家终于承认他是流落红军，每个月县民政局给他，还有那个福建青田的流落红军发二十元的生活补助。
一九八七年的夏天，嘎洛陈大爷在亚隆去世，享年七十岁。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