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他自己的说法，慈禧回到宁寿宫以后，他就通过行贿李连英，在五月里的一个清晨，到养性殿觐见了慈禧太后。慈禧身边的一位美人在点茶的时候，对太后说：“前日在战神关帝庙烧香之后和太后讲话的，不就是这个年轻的‘鬼子’吗？”慈禧说：“当然记得。我见过你。当时我向西班牙公使夫人问候她的女儿，夫人与你相邻，站在庙外墙头，你回答我说：托太后之福，她一切安好。”[[英]埃蒙德·巴恪思：《太后与我》，第62页，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
这个号称出生于显赫的奎克（Quaker）家族的所谓从男爵，不仅是一个集赌徒、盗窃犯和色情狂于一身的综合体——戊戌之年，他冒莫理循之名，胡编乱造了一些“独家消息”发给《泰晤士报》，历史学家休·特雷费·罗珀研究证实，这一时期《泰晤士报》对戊戌变法、政变的报道，“绝大多数是白克好司出于维持生计需要而进行的杜撰”。庚子之年，他又趁火打劫，连偷带抢，大发了一笔，他偷抢来的财物，包括六百多件青铜器、两万多卷珍版书籍、数百件名家书画，他的罪证，许多至今仍在大英博物馆里——而且，他是一个典型的吹牛大王。他最大的吹嘘，就是夸大自己的性能力，以至于大清帝国年近七旬的圣母皇太后，都成了他过剩的情欲征服的对象。为了配合他对西方种族的过度自恋和对东方文明的强烈意淫，在他留下的手稿《太后与我》中，他把慈禧描述成一个媚态十足的色情狂，以至李国文在读后发出这样的感叹：“如果鸦片战争中英军统帅义律，巴夏里，或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之流，从地下活转过来，看到他们的后人，居然下三烂到如此不堪的程度，恐怕又会气死过去。”[李国文：《慈禧躺着也中枪》，见《文学报》，2013年2月21日。]
在他的笔下，年轻守寡的慈禧不择手段地满足自己的性欲，沉溺于疯狂的肉欲，与豢养男宠的武则天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她居然不顾礼义廉耻，前往后门大街的一间男同性恋浴室，兴致勃勃地观看男同性恋者做爱，只是为了开开眼，知道“你们这同性调情是如何做法”[[英]埃蒙德·巴恪思：《太后与我》，第147页，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李连英还曾向他透露，太后曾经看上在北堂工作的一位法国青年，名叫瓦伦，把他召到长春宫，给他下了媚药，与他一夜交欢五次之多，导致瓦伦当夜毙命。白克好司还说，珍妃之所以被慈禧害死，是因为她去拜见老佛爷时，看见了她不该看见的事情。
全书充满了不着边际的描绘，即使当成小说来读，也是一部不入流的小说，而绝非像它的英文主编DerekSandhaus所吹嘘的那样，拥有“文学方面的意义”，“是一个渊博的语言天才花了无数心血写出的一部令人惊叹的历史小说”[[英]埃蒙德·巴恪思：《太后与我》，第21页，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甚至与《金瓶梅》相提并论。只要翻看其中的情节，诸如大学士孙家鼐与邮传部尚书密谋将太后“捉奸在床”，御膳房厨师下砒霜暗杀太后的这位西洋“情人”，还有袁世凯在接受召见时拔出手枪，“向太后连发三枪……”，我们就会知道，如此胡言乱语，既不是历史事实，也与文学想象力沾不上边，假如有人拿它与《金瓶梅》放在一起，则无异于对中国文学的巨大侮辱。
当然，这所有的描写，不过是为了凸显作者本人的性能力。他一厢情愿地把午夜的宁寿宫，描绘成他们淫荡的乐园。那时，“贴身女婢服侍太后躺下后，就在相临的房里候着，直到她呼吸均匀已经睡着之后才离开：‘老佛爷睡着啦，咱们走吧。’然后都退下休息。”[[英]埃蒙德·巴恪思：《太后与我》，第108页，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
三十三
寡妇门前是非多，慈禧这位老寡妇，这一次算是招来了大麻烦。就是这样一部驴唇不对马嘴的“回忆录”，2011年被人从英美图书馆的故纸堆里翻出来以后，立即被奉为珍宝，印刷出版，一时间风靡欧美。同年，在香港就出现了中文繁体字版，不到一年，又出口转内销，出版了简体字版，成为国内读书界的热门话题。慈禧的八卦，煽动起人们的窥视欲；慈禧的床榻，也成为人们目光的落点，让百年之后的慈禧百口莫辩。但放下它的低俗不说，稍有历史常识的人，就会从白克好司的叙述中发现太多的不靠谱。且不论慈禧太后深夜暗访同性恋浴室是多么的荒诞不经，也不论李连英是否会对一个外人议论皇太后的私生活（连皇太后饮食喜好都是最高机密），仅就他与慈禧的“忘年之交”，就纯属无稽之谈。为此，我们可以对照一下慈禧太后的贴身宫女何荣儿对慈禧起居的回忆：
戌正（晚八点）的时候，西一长街打更的梆子声，储秀宫里就能听到了。这是个信号，没有差事的太监该出宫了。八点钟一过，宫门就要上锁，再要想出入就非常难了。因为钥匙上交到敬事房，请钥匙必须经过总管，还要写日记档，说明原因，写清请钥匙的人，内务府还要查档，这是宫廷的禁例，谁犯了也不行。所以八点以前值班的老太监就把该值夜的太监带到李莲英[即李连英——引者注。]的住处，即皇极殿的西配房。经过李总管检查后，分配了任务，带班的领着进入储秀宫。谁迟到是立时打板子的，这一点非常严厉。这时候体和殿的穿堂门上锁了，南北不能通行。储秀宫进门的南门口留两个太监值班，体和殿北门一带由两个太监巡逻。储秀宫东西偏殿和太后正宫廊子底下，各一人巡逻。
这是太监值夜的情况，关于宫女值夜，她接着回忆：
我们宫女上夜，主要是在储秀宫内，储秀宫以外的事我们不管。
一到九点，我们值夜的人就要按时当差了。通常是五个人，包括带班的人在内，人数不太一定。有时姑姑带徒弟练习值夜，有时老太后御体欠安，全凭女带班的一句话，就可能多一两个人。
到九点，储秀宫正殿的门，就要掩上一扇，通常是掩东扇，因为用水、取东西走西扇门方便。储秀宫专用的水房和御用小膳房在西面。值夜的人有预备好的毡垫子，像单人睡的毡子一样大小，但很厚，可以半躺半坐地靠着。垫子平常在西偏殿墙角里放着，8点以前，小太监给搭过来准备好。值夜的人，夜里有一次点心，大半是喝粥吃杂样包子，从11点起轮流替换着吃。
值夜，我们叫“上夜”，是给太后、皇上、后、妃等夜里当差的意思。储秀宫值夜人员是这样分配的：
一、门口两个人，这是老太后的两条看门的狗，夏天在竹帘子外头，冬天在棉帘子里头。只要寝宫的门一掩，不管职位多么高的太监，不经过老太后的许可，若擅自闯宫，非剐了不可。这也不是老太后立下的规矩，这是老祖宗留下的家法，宫里的人全知道。
二、更衣室门口外头一个人，她负责寝宫里明三间的一切，主要还是仔细注意老太后卧室里的声音动静，给卧室里侍寝的当副手。
三、静室门口外一个人，她负责静室和南面一排窗子。
四、卧室里一个人，这是最重要的人物了。可以说天底下没有任何人比“侍寝”跟老太后更亲近的了，所以“侍寝”最得宠，连军机处的头儿、太监的总管，也比不上“侍寝”的份儿。她和老太后呆的时间最长，说的话最多，可以跟老太后从容不迫地谈家常，宫里头大大小小的人都得看她的脸色。“侍寝”是我们宫女上夜的头儿。她不仅伺候老太后屋里的事，还要巡察外头。她必须又精明、又利索、又稳当、又仔细，她也最厉害，对我们这些宫女，说打就打，说罚就罚。不用说她吩咐的事你没办到，就连她一努嘴你没明白她的意思，愣了一会神儿，你等着吧，回到塌塌（下房）里头，不管你在干什么，劈头盖脑先抽你一顿簟把子，你还得笔管条直地等着挨抽。侍寝的也最辛苦，她没毡垫子，老太后屋里不许放，她只能靠着西墙，坐在地上，离老太后床二尺远近，面对着卧室门，用耳朵听着老太后睡觉安稳不？睡得香甜不？出气匀停不？夜里口燥不？起几次夜？喝几次水？翻几次身？夜里醒几次？咳嗽不？早晨几点醒？都要记在心里，保不定内务府的官儿们和太医院的院尹要问。这是有关他们按时贡献什么和每日保平安的帖子的重要依据，当然是让总管太监间接询问……[金易、沈义羚：《宫女谈往录》，上册，第60——62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版。]
所幸，有宫女何荣儿的回忆，不然全世界人民都让白克好司这厮忽悠了。夜幕之下，宫门层层紧锁，钥匙管理严格，整座宫殿成了一片禁区，这白克好司，难道有飞檐之功、隐身之术？而太后寝宫内外，一层层地睡着宫女，白克好司这淫棍又如何得逞，去成就“巫山云雨”？显而易见，他所极力宣称的销魂经历，不过是无中生有的性幻想——一种以西方男性的强健体魄凌驾于东方女皇之上的意淫式幻想，但归根到底，不过是一个西洋瘪三自慰式的自我满足而已。
但是，一个流氓常常能够起到混淆视听的作用。该书的英文主编Derek Sandhaus在《出版前言》中信誓旦旦地写道：“中国皇后纵情纵欲（就好像武则天）是非常可信的，老佛爷也完全有可能出于好奇尝试一个西方男人”[[英]埃蒙德·巴恪思：《太后与我》，第17页，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于是，“集丑恶淫乱于一身的慈禧形象，从此定格。”[李国文：《慈禧躺着也中枪》，见《文学报》，2013年2月21日。]因此，在慈禧太后的形象史中，这部书，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一本。
三十四
大清王朝刚刚断气，居然有一位学者站出来为慈禧太后辩诬，此人就是被称作“文化怪杰”的辜鸿铭。1915年，他在英文著作《中国人的精神》（又译《春秋大义》《原华》）中，大胆地写下这样的话：
起初我本想把约写于四年前的那篇谈到濮兰德和白克好司先生著作[指《慈禧外记》——引者注]的文章也收进此书的，他们那本书讲到了举世闻名的已故皇太后，但很遗憾，我未能找到此文的副本，它原发表在上海的《国际评论》报上。在那篇文章里，我试图表明，像濮兰德和白克好司这样的人没有也不可能了解真正的中国妇女——中国文明所培育出的女性之最高典范——皇太后的。因为像濮兰德和白克好司这种不够纯朴——没有纯洁的心灵，他们太聪明了，像所有现代人一样具有一种歪曲事实的智慧。[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第4——5页，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
然而，在对慈禧的一片唾骂声中，这样的辩白，显得那么的力不从心。更何况辜鸿铭本人，都被当作落后、保守的代表，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直到20世纪末，国内掀起“辜鸿铭热”，老爷子才又被人们从垃圾堆里挖掘出来，当成文物。
在人们心目中，一个守寡的女性统治者，荒淫是多么合理的事，守身如玉，反倒变得不可理喻。就像法国大革命中被推翻的王后安托瓦内特，面对审判时说，所有的指控都是失实的，革命家罗伯斯庇尔一针见血地指出，关键不在于事实是否这样，而在于人们认为你这样。
三十五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悖论：一方面，人们对于慈禧的“荒淫”极为热衷，即使没有《太后与我》，国人自己也炮制了太多关于慈禧私生活的小说和电影，也培养了一批三级片演员；另一方面，中国文化，又对一个未亡人的“荒淫”持严厉的否定态度。也就是说，人们潜意识里期待着慈禧的八卦，《太后与我》刚好暗合了人们的期待，让人们“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与此同时，人们又以道德的面目出现，对“荒淫”表现出“零容忍”的态度。
形容一个女人的恶，最首要的，就是渲染她的荒淫。因为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万恶淫为首”，世界上没有比“淫”更大的恶，而女人的荒淫，比男人的荒淫更加荒淫。人们能够接受一个皇帝的淫乐，却对女性另眼相看。因此，多妻制被看作中国女性地位低落的标志，随之而来的，则是对女性贞节日趋严格的要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贞节问题，已经被儒家意识形态上升为大是大非的问题，即使贵为大清帝国圣母皇太后，在这个问题上，也不能骄横放纵，胆大妄为。
武则天不信这个邪，当上女皇以后，她不仅像皇帝一样，充分行使自己的性特权，想方设法占有着男人的身体，并为自己设置了一个用于“猎艳”的专门机构——控鹤府。后来，又改为奉宸府，“选美少年为左右奉宸供奉”。武则天生活的唐代，处于儒家意识形态的低谷期，况且唐代统治者，都是鲜卑族与汉族混血的结晶，所以如鲁迅所说：“唐人大有胡气”，他们的性意识，也较开放。至宋明后，儒家意识形态才又上扬为国家意识形态，以至于清。有人从女权主义的角度评价说：“如此多的男人拜倒在她女权的脚下，屈辱地接受她的调笑和玩弄，并心甘情愿地充当奴才，作为女人，她替整个压迫的女性报了仇，她以‘一花独放’的形式提高了女性的声望。”[赵良：《帝王的隐秘——七位中国皇帝的心理分析》，第111页，北京：群言出版社，2001年版。]但同时，一个女皇，身边一群风流男子，供她左拥右抱，这又是一种多么荒唐、戏谑的历史景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