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本夫
赵本夫：江苏丰县人，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享受国务院津贴的江苏省优秀中青年专家。1988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代表作品《天下无贼》《刀客和女人》《混沌世界》《卖驴》等。
在中国，一直流传着一个女娲造人的神话传说：女娲用黄土和水，仿照自己的样子造出了一个个小泥人，后来她觉得太慢了，便用一根藤条沾满泥浆挥舞起来，泥浆洒在地上，就变成了无数的人。而在《圣经》故事中，也有上帝用泥土创造了男人亚当，又用亚当的肋骨创造了女人的记述。大家可以看出，泥土，在东西方的这两个故事中都扮演了关键作用，它喻示着人来自土地，并将在土地上生生不息。土地才是人类真正的母亲！
我在2009年初出版的长篇小说三部曲《地母》，是我对人类与土地关系长达二十三年思考的一个结果。《地母》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无土时代》出版于2008年的年底，它也正是我对现代人类社会的一次寓言式写作。
现在大家普遍认同一种观点，即全球化正在使我们当下的世界处在四大冲突之中，而这四大冲突又分别引发了四个层面的生态危机：一是人与自然的冲突，引发自然生态危机；二是人与他人的冲突，引发社会生态危机；三是人与自我的冲突，引发精神生态危机；四是人与文明的冲突，引发文化生态危机。我的《地母》三部曲，对于这四种生态危机都予以了不同程度的批评。
《地母》的前两卷分别是《黑蚂蚁蓝眼睛》《天地月亮地》。这前两卷较多地关注了现代化之前的人与自然关系。《无土时代》作为《地母》的第三卷，它更为关注当下我们所日益面临的社会生态危机与文化生态危机。因此，《地母》三卷，几乎囊括了历史上人类与土地的几种关系方式―
土地―“万物之母”：黄河是中国的母亲河，但她曾经在历史上多次决口和改道，都给两岸的百姓造成一场又一场毁灭性的灾难，但也因此给我们留下了丰沃的土壤和对苦难的承受能力。我曾经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骑自行车沿着黄河故道进行了一次考察，那次的感受至今难忘。土地浩渺无边，每一块土地都历经岁月的流转，经历过无数的主人，但它从来没有真正归属于谁，它只属于它自己。在《黑蚂蚁蓝眼睛》这本书里，我描写的就是黄河在上世纪之初的一次大决口，它冲垮了我们祖先建立的秩序和文明，大地重回洪荒时代。但就是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万物重新繁衍生息，生命呈现出一派汪洋恣肆的繁荣景象。在幸存者与狼共舞的挑战与冒险中，土地不再是引发无数次战争的财富，而成为人类的皈依和宗教，成为万物之母。人们在渴求生存的同时，也在寻找着迷失的本性。
土地―沦为财富：历史总是循环上演的，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上，发展的前奏，似乎永远都意味着残酷的圈地运动，大片大片的土地沦为被特权阶层霸占、劫掠的对象，在民间社会，土地更加意味着财富，意味着梦想。但对于土地的激烈争夺，也引发了种种人间悲剧。这是我在《天地月亮地》一书里的描述重点。
土地―被大片抛荒：现实发展中的中国正在为全世界所瞩目。在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的乡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许多值得关注的社会、文化现象，我认为其中最令人触目的就是土地被抛荒，乡村即将消失这样一些现象。这并非危言耸听。我的老家在中国江苏的北部，我曾经在一部短篇小说《即将消失的村庄》里面描述了我的那次苏北之行。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村里只剩下一些年迈体弱之人，还有一口口的空屋子。那些屋子因为无人居住，年久失修，一场大雨往往就能把一座房屋压塌。村长整天背着手在村里转悠，看到哪家的屋子垮了，便从废墟中抢救发掘出一点东西，等着房屋的主人哪天回来便还给他——但他们大多都一去不返了！成片成片的土地也变得荒芜。我们习惯于把农村的劳动力外流说成是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或者说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但很讽刺的是，这些所谓的“剩余”劳动力，恰恰是新型农村生产、发展最需要的中坚力量。年轻人对土地的厌倦和背离，正在日益加速着中国乡土文明的断裂。
《地母》这部长篇小说三部曲，应该说包藏了历史上人与土地的全部关系类型，这也让我们从中看到了历史演变过程中的某种讽刺性“递进”。人与土地的关系，能够更为深刻而广阔地折射出人性、历史、社会、文化等多种领域的演变，这是我个人之所以如此看重“土地”话题的原因。
探讨人类与土地的关系，也并非只为中国的文学家所热衷，它还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法国学者孟德拉斯有一本社会学经典著作，叫《农民的终结》。法国曾经是欧盟最大的农业生产国，但就是在这样一个国度，孟德拉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作出了“农民是即将消亡的群体”这样一个惊人论断。孟德拉斯把《农民的终结》一书视为“一个文明的死亡证明书”，“这个文明在生存了10个世纪之后死去了，结局证明我是有道理的：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法国目睹了一个千年文明的消失，这文明是它自身的组成部分。”在当下的中国，我们不得不承认，乡村特有的文化与文明的消逝，堪称当今影响人类生活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这其中，也包括村庄的消逝这样一个无奈的现实。
《农民的终结》这本书有一个总的出发点，那就是孟德拉斯所说的：“对于我们整个文明来说，农民依然是人的原型。”在我们中国，整个社会更是具有这种乡土性。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土”是一个有着浓厚文化色彩的概念，“土地”，也是人与自然亲近、联系的重要纽带。但现代人抛弃了乡土，远离了土地。在我们的当下文化里，说一个人“土气”，那等于是在批评一个人落了伍、过了时。因而，我们实质上生活在一个充斥着钢筋水泥的“无土时代”。在中国国内，曾经有文学批评家提出，将今天的城市化时代命名为“无土时代”，是一个伟大的创见，但我无意于把这种“创见”视为我的个人所得，我更愿意认为，我只是说出了大家都没有勇气说出的心头之语，心头之痛！
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Hesiodos）在他的长诗《工作与时日》中，借用神话故事对人类社会进行了“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英雄时代”和“黑铁时代”的划分与命名。我们的文学史家，也常常借用这种划分，来喻指文学的辉煌与低谷。而我们现在正站在21世纪的门槛上，面临的是无处不在的现代化和无坚不摧的城市化进程，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我们建立在这种土地之上的文明形式，以及这种文明所包括的道德伦理与种种文化符码，都几乎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了，失效了。“无土时代”最重要的表征之一，就是“一个人与自然对立的时代”，是一个“人与人失和的时代”，是一个“精神荒芜的时代”。文学评论家们把《无土时代》视为一个寓言，我觉得它也是一个预言，这个预言，正在不断地被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所证实，当然，我希望它也会被我们所警觉与防范。
我在《无土时代》里有这样一个题记：“花盆是城里人对土地和祖先种植的残存记忆。”这并不是我的臆测。身处任何一个国家的城市中，哪怕是最为繁华、喧闹的市中心，我们只要抬头仔细搜索，就能看到从阳台、窗台上探出头来的绿色植物，当然，有些人家还幸运地在家门口拥有自己的一小片绿地——这在城市里，绝对算得上是一种奢侈的享受了。在我的《无土时代》里，木城出版社的总编石陀是一个迷失了自己，却对大地情有独钟的人。他和生活在城市里的一帮志同道合者，试图以各种方式，唤醒城里人对土地的记忆。终于有一天，他们使木城出现了361块麦田，几乎所有的城市绿地都被种上了麦子，城市的所有角落也都长出了庄稼和蔬菜。人们重新闻到了麦田的清香，沐浴在久违的星光和来自旷野的和风之中。这一夜，所有失眠的人都睡得极为香甜。《无土时代》是荒诞的，却表达了另一种真实，那就是我们对土地由衷的怀念和对生态文明的深刻反思。
最近我很高兴地发现，在中国现在有一个“梦田族”正在日益壮大。“梦田族”都是城市里的年轻人，他们喜欢在离城市不远的城郊租下一块菜地，利用周末或休假的时间，置身其中，种植、收获各种农作物。现代通讯技术和发达的交通状况正在为他们的土地梦想推波助澜。我的太太也在我家附近开辟了几小块田地，零零碎碎，加起来也不超过半个篮球场大，全部使用有机肥料，我们收获的黄瓜、生菜、茄子、土豆、辣椒等等，竟根本吃不完，还可以分出来一部分送给邻居和朋友。
我是一个喜欢在土地上行走的人。前年，我曾只身在中国的大西北走了几个月的时间，不乘汽车，不住宾馆，没有目的地，不要当地作家协会或文联组织的安排与陪同，我只想做一次纯粹个人的行走。我每天的行程都是漫无目的的，看到大路就走，看到村庄就歇息，我经常住在窑洞里，在老乡家的饭桌上搭伙，和他们吃同样的粗朴饭菜。这种行走，完全不同于走马观花式的旅游，有时候，我一整天都看不到一个人，也说不上一句话，实在走得累了的时候，我就搭乘老乡的驴车。那是真正的自我放逐和漫游，也最为贴近大地和心灵，在那一刻，我时常感受到中国元曲里枯藤老树昏鸦、古道西风瘦马的孤独意境。这一路上，我对人生、自然、物欲、价值、城市、乡村都有了许多新感受、新看法。现代化本来就是一项充满矛盾的事业，社会、历史、人生进程本就是一体存在的，只不过，现在我们更要比任何时候都要在意一点：不要因此迷失了我们的自然与本性。这也是“无土时代”这个文学概念引起我国文学批评界普遍关注，并由此生发出许多社会、历史、哲学话题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中国，乡土文学向来是一个根深叶茂的文学望族，它以独特的“土气息、泥滋味”而拥有深厚的美学意蕴。最近几年，不断有人站出来宣布，乡土文学必将为城市文学所取代！这种观念其实恰恰落入了城乡二元对立的思想窠臼。中国的现代化，对我们的社会正产生着根本性的动摇。城乡两种文明、观念的碰撞，也为中国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一种多元、复杂的壮丽交汇场景。在这一特殊转型时期，人们的种种现代性体验与畸变在传统文明的观照下，都得以淋漓展现，文学题材的边界也日益模糊化、多元化。我们的文学创作也绝非只能做出城市文学和乡土文学、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这样的简单界定，未来的文学，一定是美学的融合，是对东、西方文化精髓的共同关注与提取。
有人还喜欢把乡土文学视为对现代化历史潮流的虚弱躲避，视为精神的无能与保守，但他们独独忘记了作家的责任是什么。作家应该是尘世的清醒者，也是一个孤独的守夜者，乡土文学对于尘世的提醒和现实批判，事实上，已经构成了独具美学意蕴和精神重塑价值的写作方式。乡土文学作家所独有的，通常也被批评为“落后的”、“土气的”思想情感和美学方式，恰恰校正着畸形的社会发展轨迹，完善着我们的精神世界，就这点而言，乡土文学创作具有着可贵的超前性，它是真正的危机时代的写作。
朋友们，随着经济、文化的全球化，乡土中国的现代性转型，其中所包蕴的种种文化命题演变也并非仅仅是一个民族内部的个体现象，它已然汇入了一个世界性的话题之中。在此，我愿意和在座的诸位朋友有更进一步的交流与探讨。谢谢大家！（本文为作者在2015年德国法兰克福书市的演讲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