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访谈刘震云
舒晋瑜/文
大多数时候，刘震云是不动声色的，包括他的幽默。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目光平和，有时候看着你，有时候了不知道看谁，旁若无人地自顾自地说。在平常的闲聊中，刘震云大概是使用对话最多的作家。他会随口编一段对话，涉及的两个人，也许一个是上海人、北京人或其他人，但另一个肯定是河南人。他甚至会用不同的方言（也许不太准确）去完成这个对话，扯着扯着，眼看不着边际了，陡然间一句话就能把你带回到原来的主题。你才发觉，被他绕了一个大弯子，虽然绕远了，但却饶有兴趣，就是你心甘情愿跟着他的语言走迷宫，到了终点还意犹未尽。
这就是刘震云的魅力。所有他在的场合，能带给大家无穷的乐子。你就听他讲故事，听得懂就会心地笑，听不懂的也能被他的神态迷住。他比较常用的口头语是，“这样的话呢”，说完这个就表示故事又有了递进。他是一个比较会写故事，也比较会讲故事的作家。《甲方乙方》《手机》《我叫刘跃进》等影视作品的成功，使刘震云打响了中影集团打造的“中国作家电影”第一炮。他几乎成了“专业贺岁作家”。
为什么是刘震云？我一直在思索这个问题。
他是那么普通的一个人，不用上班，过着规律甚至有些闲适的生活。他早晨六点半起床，跑步一个半小时，上午工作两小时，下午工作两个半小时，晚上九点半就睡觉。不写作时看书，或者出门见人，要么就去买菜，和菜市场的人交朋友。他喜欢有生活品质的人，这与职业无关。他和卖水果的胖子成了朋友，胖子可以支使他帮忙挪水果箱，也会邀请他去水果摊后的大帐篷里尝尝刚出锅的饺子；他和钉鞋的湖北师傅成了朋友，湖北师傅习惯带着手套钉鞋，缝完拉链会反复用肥皂打磨，特别认真，这使那份工作看上去有一种尊严感。装修房子，他又和卖石材的老赵成为朋友，老赵只跟他说心里话：“像我一个卖石头的，能有什么呀，就剩下心里话了。”这让刘震云无比感动，那一刻，他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他又是极其不普通的人。他读了20多遍《论语》，总结孔子有三大特点：“第一，孔子是非常刻薄的人。过去我认为他是忠厚的人，其实不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是因为孔子和身边的人没有话说。刻薄的人有见识，刻薄的背后，藏着对所有人的悲悯。可能刻薄的人更忠厚。第二，孔子是大作家、大思想家，他不是把事儿往深刻里说，是把深刻的东西往家常里说，这种境界也了不得。把事往深刻里说的，过去我觉得是大师，但现在我意识到其实那是学徒。第三，孔子说话绕，绕半天就不知绕到哪儿去了。这三个特点，经琢磨。”
《一句顶一万句》是一部大书
不知道此言一出，刘震云是否会得罪朋友。但是听他讲完故事，便知道这又是肺腑之言，是这个时代毫无意外的结论。虽然简要地概括一部作品可以有不同角度，比如认识的角度、面对世界的角度，或者情感的角度。但是概括《一句顶一万句》中，刘震云是以故事的角度：两个杀人犯，一个人特别想找到另一个人，找到他就是想和他说知心话。
好朋友的意思，不是你缺钱的时候他借钱给你，而是面对事情、面对世界、面对生活的态度相同，具体到某一件事上有默契。刘震云说，在生活中找一个朋友不容易。人神社会和人人社会的最大区别，是多出一个可以说话的地方。也许神不存在，也许无处不在。神可以使你痛苦、忧愁、想忏悔的时侯，有个落脚的地方。中国的社会，如果你有忏悔、有忧愁，没有上帝，只好在人与人之间找一个知心朋友。“人找人，话找话不容易。”神不会背叛人，但是朋友会变得不是朋友，如果他把你的话兜出去，知心朋友会变成一把刀扎向你的胸口。所以有时候，知心的朋友是危险的。
“一句顶一万句”是林彪1966年说过的话，时隔43年，刘震云拿出来做书名，有何用意？他说：“我今天说这句话，跟林先生是话同音不同意。他的话是政治指向，要达到政治目的，我指向的是生活。我这部作品中的人物，皆是卖豆腐的、剃头的、杀猪的、贩驴的、喊丧的、染布的、开饭铺的，还有提刀上路杀人的……我对他们说的，是一句知心话。”他进一步解释说，“一句顶一万句”，也不是林副主席和他的发明，这意思古来有之，已被人说过几千年。比如说“一智能破千年愚”，“一语定乾坤”，“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说的都是“一智”、“一语”的重要。
在《一句顶一万句》中，杨百顺和牛爱国戴“绿帽子”，原因并不在杨百顺和牛爱国身上，而是他们的老婆出了问题。杨百顺和牛爱国发现自己身边出了西门庆和潘金莲时，提刀上路就要杀人，当找到时又突然发现错不在他们，而在自己。自己的“绿帽子”，原来是自个儿缝制的。杨百顺和牛爱国发现，“绿帽子”只是个表象，看似是男女间的事，根子却不在这里，而是因为他们跟他们的老婆之间没话，老婆与给他戴“绿帽子”的人，倒能说到一起。偷汉子的女人和奸夫，话语如滔滔江水。说了一夜，还不停歇：“咱再说些别的？”“说些别的就说些别的。”从有话无话的角度讲，给他戴“绿帽子”的两个人，做得倒是对的。当他们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从腰里拔出刀子，又掖了回去。
“从男女关系的角度说，潘金莲该杀，但从有话无话的角度，从知性的层面讲，他们是对了。”刘震云说，自己无意为潘金莲平反，而是不同的角度。他采取的是公众视角，从虚的角度讲这个故事，西门庆和潘金莲冲破了所有的束缚和规矩，冲破了人类所有的道德底线，奋不顾身，越过高山大海也要到一起去，他们是英雄。
写作就是找朋友
写作的圈子，影视的圈子，媒体的圈子……刘震云出进自如，他的人缘很好，几乎没有听到过负面的反映，也没看到过负面的报道。即使是有争议的评论，也是就作品论作品。然而，朋友满天下的刘震云，内心又是孤独的。当他说，他在作品中找朋友时，我感觉到他的悲伤，就像一个热衷于摆积木的小孩子，摆好了，推倒再摆，沉迷于自己搭建的世界，孤独抑或自得其乐，无人得知。
“我的写作让我意识到，写小说是认识朋友的过程。写《一地鸡毛》的时候我认识了小林，他告诉我，家里的一斤豆腐馊了也不扔，比八国首脑还重要，我就说这是一件大事；写《手机》的时候，严守一问我：你觉得谎话好不好？我说不好。严守一说：你错了，是谎话而不是真理支撑着我们的人生，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写《我叫刘跃进》时，刘跃进问我：世上是狼吃羊还是羊吃狼？我说废话，当然是狼吃羊。刘跃进说错了！他在北京长安街上看到羊吃狼。羊是食草动物，但羊多，每只羊吐口唾沫，狼就死了。到《一句顶一万句》时，杨百顺和牛爱国告诉我：朋友的意思是危险，知心的话儿是凶险。我说有道理，我吃这亏吃得特别大。”刘震云说，写作对自己最大的吸引力和魅力，是可以在书中找到知心朋友。书中的知心朋友和现实中的不一样，书中的朋友永远是有耐心的，这本书中的人物可以说是我最真心的朋友。什么时候去找他们，他们都在那儿等着你。这是他写作的动机，也是写作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