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晚上，彼挨尔知道了所有这些被捕的人（也许他也在内）都要由于纵火罪受审。第三天，有人把彼挨尔和别人带到一座房子里，那里坐着一个白唇髭的法国将军，两个上校和另一个肩上挂着绶带的法国人。他们带着审讯犯人时所常有的那种假定能避免人类弱点的、准确而又明了的口气向彼挨尔和其他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他是谁？他住在哪里？他有什么目的？等等。
这样的询问把问题的要点抛在了一边，并且失掉了发现这种要点的可能性，这些问题和在法庭上所提出的所有问题一样，其目的只在于设置一条沟渠，法官希望被审判人的回答顺着这条沟渠流出来，使他达到所希望的目的，即定罪。只要被审判的人一开始说出不合他们定罪目的的话，那他们就把这条沟渠改道，水就流到别的地方去。除此而外，彼挨尔还体验到受审判的人在各种审讯中所体验到的那种疑惑不解的心情：他们为什么向他提出所有的这些问题。他觉得，他们仅仅出于宽容或者似乎出于礼节才运用了那种设置沟渠的手段。他知道，他现在正处在这些人的控制之下；只是由于权力他才被带到这里来了；只是权力给了他们那种要求回答他们的询问的权利；这种集中的唯一目的是要把他定罪。因为他们既有了权力，又有了定罪的愿望，所以询问与审判的手段都是不必要的。显然是，一切回答必须达到定罪的目的。在他被逮捕时，他在做什么，对于这个询问，彼挨尔带着很悲哀的神情回答说，他正要把一个小孩送还他的父母，qu'il avait sauvé des flammes，（这小孩是他从火中救出的。）他为什么和抢劫者殴打？彼挨尔回答说，他是保护一个女子，说保护受侮辱的女子是每个男子的责任，说……他们阻止他说话，他们说这是无关紧要的。为什么他在失火的房子的外边？有几个见证人看见他在那里。他回答说，他是到外面来看看莫斯科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又打断了他的话：他们说，他们并没有问他到哪里去，而是问他为什么在火的旁边。他是谁？他们又向他重复了他说过他不愿回答的第一个问题。他又回答说，他不能够说这一点。
“记录下来。这样是不好的。很不好的。”那个有白唇髭的、面色通红的将军向他严厉地说。
第四天苏保夫斯基壁垒起火了。
彼挨尔和其他十三个人被押解到克利姆滩商人家的车房里去了。走过街道时，彼挨尔因为烟气而窒息，这烟气好像笼罩了全城。各方面都看得见大火。彼挨尔那时还不明白莫斯科失火的意义，恐怖地望着那些火焰。
在克利姆滩人家的车房里，彼挨尔又过了四天，在这几天之内，彼挨尔从法兵的谈话中知道了，所有的被押在这里的人每天都在等候元帅的决定。他是什么样的元帅，彼挨尔却不能从兵士的口中探听出来。在兵士看来，这个元帅显然是代表最高而又很神秘的权力。
起初的这几天，在九月八日囚犯们受第二次审问之前，是彼挨尔的最痛苦的日子。
10
九月八日，一个军官来看车房里的俘虏，从卫兵对他的恭敬态度上看来，他是个很重要的人。这个军官，大概是参谋，手里拿着一份名单，点了所有的俄国人的名字，并且称彼挨尔为celui qui n'avoue pas son nom（不说名字的人）。他漠然地懒懒地看了看俘虏们，命令看管的军官说，在带他们见元帅之前，要使他们穿得整齐干净。一小时后，来了一连兵，把彼挨尔和其他十三个人押到贞女场。那天是雨后明朗的晴天，空气异常澄洁。烟气不像彼挨尔从苏保夫斯基壁垒中被押出的那一天那样低低地弥漫着，却像柱子一样升腾在澄洁的空气中。没有地方看见火焰了，但是各方面冒起了烟柱，全莫斯科，在彼挨尔所能看见的地方，是一片火场。在各方面都看得见只剩下火炉和烟囱的废墟，有时看得见砖屋四周烧焦的墙。彼挨尔注视火场，却认不出他所熟悉的城厢的区域。有的地方看得见完整的教堂。克里姆林宫，未被破坏，留着望楼和依凡大帝钟塔，在远处发白。在近处，新贞女修道院的圆顶愉快地闪烁着，从那里发出来的祈祷钟声特别响亮。钟声使彼挨尔想起这天是星期日，是圣母诞生的节期。但是似乎没有人庆祝这个节日；处处是烧焦的火场，只偶尔碰见少数的衣衫褴褛的面色惊惶的俄国人，他们一看见法国人便藏躲起来。
显然，俄国的窝巢被破坏、被毁灭了；但是彼挨尔不由地感觉到，在这些破坏的窝巢之上，建起了一个全然不同的然而坚固的法国人的秩序，代替着被破坏的俄国生活秩序。他从那些步行着的，活跃、愉快、行列整齐、押送着他和其他犯人的兵士们的神情上感觉到这一点；他从迎面而来的，由一个兵士驾驭着的双马车中某某法国重要官员的神情上感觉到这一点；他从场地左边传来的愉快的军乐声中感觉到这一点；特别是，从今天早上法国军官来点名时所读的那个名单上感觉到，并且明白了这一点。彼挨尔和几十个别的人被一群法兵先带到一处，又带到另一处；似乎，他们会许把他忘记了，会许把他和别人弄混了。但是不然：他在受审问时的回话：celui qui n'avoue pas son nom（那个不说名字的人）变成他的称呼了。他们现在就按照彼挨尔觉得可怕的这个称呼把他带到什么地方去，他们的脸上都显出他们无疑地相信，他和其余的犯人都正是他们所需要的人，并且是把他们带到应该去的地方去。彼挨尔觉得自己是一个无关重要的木屑，落在他所不知道的然而是正常地开动着的机器的轮盘之中。
彼挨尔和其他犯人被带到离修道院不远的贞女场的右边，一座有大花园的白屋子那里。这是歇尔巴托夫公爵的房子，彼挨尔从前常常来看这里的主人，而现在，他从兵士的谈话中，知道元帅爱克牟尔公爵住在这里。
他们被带到台阶前面，一个一个地被带进屋。彼挨尔是第六个人。彼挨尔穿过他所熟悉的玻璃走廊、门廊、前厅，他被带进一间又长又低的书房，有一个副官站在房门口。
大富坐在书房的尽头，脸对桌子，眼镜架在鼻子上。彼挨尔走到他面前很近的地方。大富没有抬起眼睛，显然是在查阅面前的公文。他没有抬起眼睛，低声地问：“qui êtes vous？（你是谁？）”
彼挨尔沉默着，因为不能够说出话来。在彼挨尔看来，大富不但是一个法国将军，而且是一个以残忍出名的人。大富好像是一个严厉的教师，愿有片刻的忍耐，等待回答，彼挨尔望着他的冷酷的面孔，觉得每一秒钟的拖延都会使他丧失生命；但是他不知道要说什么。说出他在初审时所说的话，他既不敢；公开自己的官衔和地位，又是危险而可羞的。于是彼挨尔沉默着。但是在彼挨尔能够有所决定之前，大富已经抬起了头，把眼镜举到额头上，眯着眼，注意地看了看彼挨尔。
“我认识这个人。”他用不慌不忙的冷淡的声音说，显然是打算恐吓彼挨尔。
一股冷气先掠过了彼挨尔的脊背，然后好像钳子般地挟住了他的头。
“Mon général，vous ne pouvez pas me connaitre，je ne vous ai jamais vu…
（将军，你不会认识我，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你……）”
“C'est un espion russe，（他是俄国的间谍。）”大富打断他的话，向房中另一个将军说，彼挨尔没有注意到这个将军。大富转过身去。
彼挨尔用意外的震动的声音，忽然迅速地说：
“Non，monseigneur，（不是，大人，）”他说，忽然想起了大富是公爵，“Non，monseigneur，vous n'avez pas pu me connaitre，Je suis un officier milicionaire et je n'ai pas quitté Moscou，（不是，大人，你不会认识我。我是一个民团的军官，我没有离开莫斯科。）”
“Votre nom？（你的名字呢？）”大富又说。
“Besouhof，（别素号夫。）”
“Qu'est ce qui me prouvera que vous ne mentez pas？（有谁能向我证明，你不是说谎？）”
“monseigneur！（大人！）”彼挨尔用那不是委屈的而是请求的声音大叫了一声。
大富抬起眼睛，注意地看了看彼挨尔。他们互相看了几秒钟，而这一看便拯救了彼挨尔。这个注视，越出了一切战争与法律的条件，使两人之间发生了人类的关系。他们两人同时模糊地感觉到无限数量的事物，并且明白了他们两人都是人类的子孙，他们俩是弟兄。
当大富刚从那份用数字标志人事与生命的表册上抬起头来，乍看彼挨尔的时候，觉得处置他是容易的；大富可以枪毙他，而不在良心上觉得做错了事；但是现在他已经把他看作一个人了。他沉思了片刻。
“Comment me prouverez vous la vérité de ce que vous me dites？（你怎样向我证明，你说的是真话呢？）”大富冷冷地说。
彼挨尔想起了拉姆巴，说出了他的团，他的姓名，以及房屋所在的街道。
“Vous n'êtes pas ce que vous dites，（你并不是你所说的人。）”大富又说。
彼挨尔发出打颤的不连贯的声音，开始提出他的供词的确实证据。
但是这时候走进来了一个副官，向大富说了什么。
大富听了副官带来的消息，忽然面有喜色了，并且开始扣着衣扣。他显然是完全忘记了彼挨尔。
当副官向他提起俘虏时，他皱了皱眉，向彼挨尔的方向点了点头，命令把他带走。但是他们要把他带到哪里去——彼挨尔不知道：是回到车房里去，还是到同伴们经过贞女场时向他指示的那个准备好的刑场去？
他回头看了一下，看见副官又向大富问了什么。
“Oui，sans doute！（是的，当然的！）”大富说。但“是的”是什么意思，彼挨尔却不知道。
彼挨尔记不得他怎么走的，走了多久，走到哪里去。他在完全失去知觉和昏头昏脑的状态中，没有看见四周的任何东西，他随着别人一同移动着腿子，一直到大家都停下的时候，他也停下来了。
在那个时候，彼挨尔心中只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是：究竟是谁，谁判了他的死罪？那不是审问他的那个委员会里的人：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想要做这件事，并且显然不能做这件事。那也不是大富，他是那么有人情味地看了他一下。再有片刻的时光，大富就会明白他们做错了，但是这一瞬间被进来的副官阻挠了。这个副官显然也不想要做坏事，但是他可以不进来的。究竟是谁处罚他，杀死他，夺去他的——彼挨尔的——生命，和他所有的记忆、意图、希望和思想的？是谁在做这件事？彼挨尔觉得，谁也不是。
它是一种制度，是各种情况的结合。
是某种制度在杀死他——彼挨尔，在夺去他的生命，他的一切，在消灭他。
11
从歇尔巴托夫公爵的屋子，俘虏们一直被带到贞女修道院左边的贞女场，带到一个菜园里，园中立着一根柱子。柱子的旁边有一个大坑和新掘的土，在坑与柱子的旁边，有一大群人站成一个半圆形。人群中一小半是俄国人，一大半是闲散的拿破仑的兵士：穿着各种军服的德国人、意大利人和法国人。在柱子的左右两边，站着几行穿蓝军服，佩红肩章，穿软统靴，戴高顶帽的法国兵。
犯人按名单上写定的顺序排列着（彼挨尔是第六名），被领到柱子那里。几个鼓忽然在两边打起来，彼挨尔觉得，一听到这种声音，他的心灵的一部分就似乎裂开了。他失去了思维与了解的能力。他只能看，只能听。他心中只有一个希望，就是，希望那件一定要做的可怕的事情赶快做完。彼挨尔环顾着他的同伴们，并且注视着他们。
边上的两个人是剃过头的犯人。一个又高又瘦；另一个是黑皮肤的、脸上毛茸茸的、肌肉发达的、塌鼻子的人；第三个是家奴，四十五岁上下，他的头发白了，他的肥胖的身体是营养良好的；第四个是很漂亮的农民，他有一把金黄色的大胡须和一双黑眼睛；第五个是又黄又瘦的、十八岁上下的、穿外套的工人。
彼挨尔听着法国人在商量怎样射击，是一次一个人还是一次两个人？“一次两个人。”一个上级军官冷淡地沉着地回答。在兵士的行列中有了一阵骚动，并且可以看出大家都在忙着，而他们那样忙忙碌碌，不是像人们急忙要去做大家了解的事情，而是像人们急忙要去结束一件不可少的、然而是不愉快的、不可解的事情。
一个围着围巾的法国官员走到犯人行列的右边，用俄语和法语宣读判决。
后来两对法国兵走到犯人面前，奉长官的命令，抓住站在边上的两个犯人。犯人走到柱子前面站住了，在他们取袋子的时候，犯人们沉默地向四周环顾着，好像受伤的野兽望着临近的猎人一样。有一个老是画十字，另一个在搔脊背，并且嘴唇做出笑容的样子。兵士们双手急急忙忙地蒙住了他们的眼睛，把袋子套在他们头上，然后把他们绑在柱子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