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前后的香港，称之为“武侠”的时代，并不夸张。那时候的武侠小说，被冠之为“新武侠小说”，而金庸、梁羽生被誉为“新武侠小说”的顶峰，一时“金梁”并称，雄霸武林，到90年代而屹立不动。
“新武侠小说”新在什么地方？相对传统的武侠小说，它有什么创新、变革？首先是手法的突破。金庸、梁羽生两人对于传统文艺相当熟悉，也非常了解“五四”以后的新文艺，以及西方文学。因而，传统武侠小说那种简单的叙事策略得到矫正，代之以复杂的、精致的叙事角度、结构、语言等。新武侠小说塑造人物，注重心理深度，注重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在金、梁的某些作品中，甚至可以发现精神分析学的影响，写出了潜意识对人的制约、支配。而且，讲究文字，一方面继承了明清的小说语言传统，保持了独特的中国韵味，另一方面又融合了“五四”以来新文学的语言质素，散发出浓郁的“现代感”。
其次，更重要的是，新武侠小说中表现出的是现代意识，而不是传统武侠小说中那种僵化的、陈陈相因的观念。例如对于“快意恩仇”观的否定，对于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否定，对于个性独立的肯定，对于人道主义的张扬，等等，都令“新武侠小说”充满着强烈的“现代色彩”。确如严家炎所说：“新派武侠小说是武侠文学史上的新阶段。它突破了旧武侠小说内容上的种种局限，在根本精神上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一脉相承，异曲同工。它不但能够存活在现代人中间，也已经证实赢得了现代读者的喜爱。”
金庸的新武侠小说
金庸，原名查良镛，1924年生于浙江省海宁县，“海宁在清朝时属于杭州府，是个滨海小县，只以海潮出名。近代著名人物有王国维、蒋百里、徐志摩等，他们的性格中都有一些忧郁色调和悲剧意味，也都带有几分不合时宜的执拗。”（《书剑恩仇录》后记）查家是当地的名门望族，先祖中如查伊璜，查慎行等，都是清代的著名人物，博学多才，而且注重气节，正直刚烈。
金庸先后在杭州、重庆、苏州完成中学、大学教育，1948年拿着国际法专业的文凭，考入《大公报》做电讯翻译，随后被该报派往香港。50年代初，他在香港的一些报纸开过专栏，撰写影评，也编过剧本如《绝代佳人》、《王老虎抢亲》等。
1955年，金庸开始武侠小说创作，发表的第一部作品是《书剑恩仇录》，一直到70年代，他总共出版了14部36册长短不一的武侠小说，其中绝大多数都风靡至今，广受欢迎，被多次改编成电影、电视剧，使金庸成为20世纪知名度最高的华文小说家之一。
金庸的小说中，有武侠传奇的一面，天马行空，情节曲折；也有推理、言情的一面，悬念重重，扣人心弦；有悲剧的一面，写尽人间的无奈悲凉，也有喜剧的一面，处处夹杂幽默谐趣，以及善意的嘲笑；还有讽刺的一面，对于世态人心、社会历史的阴暗面，作犀利的思考与揭露；当然，对于真善美也表现出热烈的讴歌与向往。
与其他的通俗小说家相比，金庸作品最突出的，是蕴含于其间的那种氛围与意象。这是现代中国人失落了很久的“中国”，是梦幻里的如诗如画的“中国”。他小说里的人物是地道的中国人，他们的语言是地道的汉语，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中国式的，五岳的山山水水，宋明的村镇酒肆，伴随着棋琴书画，刀光剑影；他们活动的场景是中国式的，从长河落日圆的大漠，到杨柳依依的江南，曲径通幽的庭院，小桥流水人家；他们的情感也是中国式的，洋溢着中国审美传统的神韵。
总之，中国文化美好的一面，诗情画意的一面，全都在金庸的作品中表现得酣畅淋漓，上至儒、道，释的哲学伦理，下至民俗，无不活泼泼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使生活在现代的中国人，感受到内心深处的“根”与“魂”。就这一点而言，金庸的小说以文学的方式，弥补了由于“五四新文学”激烈的反传统意识而造成的“现代”与“传统”之间的裂隙，从而使得中国传统的美学意蕴，重新获得深厚的生命力。
金庸的小说差不多全都有真实的历史背景，主要是宋、元、明、清四个朝代。真实的历史人物如康熙、乾隆、朱元璋、李自成等，都在他的作品中出现过。对这些人物的描写，以及对历史事件的描述，金庸做到了“一方面与历史有关，另一方面与日常生活有关，是一部编年史，是一本部落之书，一部有关风俗与传统的重要汇录，而同时也是一本供大家娱乐的故事书。”（保罗·门采）
作为形式上的武侠小说，金庸对武打招式、武打过程的描绘，别具匠心。他将每一招武功都安上了美妙动听、充满诗情画意的名称，而且将各种稀奇古怪的招数介绍得一清二楚，就像电影蒙太奇效果，精彩的镜头层出不穷，一个套一个，一环扣一环，读来津津有味。而且，武打的同时，人物的心理活动尽显其中；尤其难得的是，金庸常常将佛法、道教原理，以及中国传统哲学融入武功中去，写出那种天地万物融为一体的高妙境界，将东方文化中天人合一的神韵发挥到极致。
金庸讲究小说的情节布局，合乎情理，出乎意料。例如他小说的开头，大抵神秘悬疑，激起读者的好奇心，然后一层层地设置雾障，又一层层地揭开真相。
金庸的想象力之丰富，几乎无人能出其右，而他总能将诡异的气氛与平凡的人性和谐地结合，所以，怪异而不恐怖，诡谲而不阴森。例如，《笑傲江湖》中令孤冲夜过浙闽交界二十八铺和误入西湖底深处陷身地牢；《连城诀》中土豪万震山午夜梦游砌墙；《飞狐外传》中程灵素带胡斐入师兄姜铁山的铁铸圆屋，见到他用大铁锅蒸儿子姜小铁；《射雕英雄传》中江南七怪和郭靖在塞北高峰上遇见黑风双煞和骷髅头陈；还有令金毛狮王谢逊发疯的冰火岛，布满八卦迷魂阵的桃花岛，黑木崖上东方不败的花园小屋等等情节景物，无不令人匪夷所思，而又觉得合情合理。
在文学语言这个层面上，金庸的小说有其特殊的意义。由鲁迅开创的新文学，在反传统的理念之下，铸就了一种带有强烈欧化色彩的“现代汉语”，无论在语词，还是在句与句的联结上，都与中国的文言或白话相去甚远。至40年代的张爱玲，才将从《金瓶梅》、《红楼梦》到晚清小说的中国文学韵致，发挥到极致，另外铸就一种“古典”与“现代”相融的语言风格，或者说，开始意识到应该铸就一种真正属于现代中国人的文学语言。50年代的金庸承袭了这种努力，视语言为一个重要的问题，他曾谈到：“写写普通文章是并不难的，困难之点是在于文字中许多微妙的地方，许多只能意会而不可言传的区别，那是外国的作家所不能掌握的。据我写《书剑恩仇录》的经验，因为这是一部以清代为背景的小说，所有现代的语汇和观念我是以绝大努力来避免的，比如我设法使用‘转念头’、‘寻思’、‘暗自琢磨’等来代替‘思想’，‘考虑’；用‘留神’、‘小心’等来代替‘注意’等等。”（《三剑楼随笔》）由此可见金庸对于语言运作的谨严与讲究，而事实上，金庸小说继张爱玲之后在“现代”与“古典”的交融上，在文学语言的“中国化”上，无疑又是一次新的收获。
就小说中表现的思想意识而言，金庸作品也有值得注意之处。最值得称道的是，他作品中很少或者说完全没有一般武侠小说中常见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假如说处女作《书剑恩仇录》中还闪现着某些“夷夏之辩”的简单化倾向，那么，越到后来，金庸对于民族问题的体认就越深刻。在《天龙八部》中，乔峰所处的时代——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磨擦不断的宋代，以及乔峰自己的身世——被汉人养大的契丹人，使得民族问题显得相当复杂。小说中提出了这样的疑问：难道契丹人就一定全是坏人，而汉人就一定是好人？而在民族之争中，是否可以撇开善、恶、正、邪之区分，要求汉人一定忠于汉族，契丹人一定忠于契丹族？概念化、情绪比的认知形成习惯性的“常识”，使得无数人成为少数政客的工具，乔峰的结局也只能是悲剧。在《鹿鼎记》、《碧血剑》中，金庸对康熙，皇太极的才干表示出欣赏，并不因为他们是夺走汉人江山的异族领袖而随意污蔑、丑化。康熙对韦小宝说：“我做中国皇帝，虽然说不上什么尧舜禹汤，可是爱惜百姓，励精图治，明朝的皇帝中，有哪一个比我更好的？现下三藩已平，台湾已取，罗刹国又不敢来犯疆界，从此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天地会的反贼定要规复朱明，难道百姓在姓朱的皇帝统治下，日子过得比今日好些吗？”很明显，金庸衡量是非，是以人民的利益为首要条件的。假如民族主义不能与人民的福祉相联系，那么，这样的民族主义就不过是少数政冶人物或集团蛊惑民众的口号而已。
对小说创作而言，是否创造出今人难忘的人物形象，几乎是小说成功与否的关键。一个作家的声誉与他（她）笔下的人物息息相关。金庸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人物画廊提供了一些永远值得人们谈沦而永远谈论不尽的人物形象，例如小龙女，黄蓉、郭靖、杨过、张无忌，乔峰，韦小宝等。他笔下的人物，很少是单纯的“好人”或“坏人”，他洞察了人性的奥秘，以及人性自身的冲突和矛盾，以一种宽容的态度、理解的态度，来刻画每一个人物。米兰·昆德拉认为小说家的责任，在于告诉人们，生活不是像他们所看到的那样，不是的，在生活的表象下，有着不可言的复杂性，超越一般伦理、法律等的判断。金庸显然完成了这种责任，他作品中对于人性复杂性的思索，极具深度。他在许多作品中表现出一种隐痛，对于善与恶，对于爱与恨，永远不能有圆满的解决，甚至不能有圆满的解释；而且无论如何，悲剧仍会一代一代地上演下去。恰如金庸自言：“在《倚天屠龙记》中，我要写的确是我对人生的一种看法，想表达一个主题，说明世界上所谓正的邪的，好的坏的，这些观念有时很难区分。不一定全世界都以为是好的，就一定是好的，也不一定全世界都以为是坏的，就一定是坏的。同时，一个人由环境的影响，也可以本来是好的，后来慢慢变坏了，譬如周芷若。而赵敏，则是反过来，本来坏的，由于环境，后来却变好了。……人生不一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好人坏人分明的。人生其实很复杂，命运跟遭遇千变万化，如果照一定的模式去描写的话，就太将人生简单化了。”
与一般的武侠小说一样，金庸作品中的主人公往往是“侠客”，但他的“侠客”已不是那种“忠君报国”，“除暴安良”式的平面人物，而是人生丰富性与多面性的立体人物。特别耐人寻味的是，金庸作品中的“主人公”，有一个变化过程。从陈家洛，袁承志、胡斐、郭靖、杨过、张无忌、乔峰、令狐冲，一直到韦小宝，写得一个比一个深刻，复杂，也一个比一个更见悲剧性；体现出这样一种变化：从英雄到无赖，从大侠到反侠，从理想人格到现实人格，从文化颂扬到文化批判。恰好反映出金庸对人生、对世界的认识过程：从儒到道，从道再到佛，越到后来佛法在他作品中的渗透就越明显。佛家讲空讲幻讲寂灭，也讲因果，讲悲悯，讲化境。这些都使金庸的主人公包涵了更深厚更宽广的内容。
在金庸早期的作品中，《射雕英雄传》可能是最重要也最受欢迎的一部。在这部作品中，金庸塑造了儒家文化的理想人格——郭靖。郭靖在外表上高大威猛，英俊厚重，在内心里善良仁慈，诚实憨厚。同时，他还隐喻式地代表了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巧若拙、大智若愚等中国人生哲学最高深的层面。他有着纯原的本性，人生目的也相当单纯，男子汉活在世上就应为国为民，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的是非观念也清晰明白，绝无犹豫；对朋友讲究义气，对妻子讲究忠贞。所以，许多学者都认为郭靖代表了纯朴坚实的先天理性。
金庸用杨康这个人物来映衬郭靖，前者代表着奸，后者代表着忠。这种手法在传统的中国文学中是常见的。相比之下，黄蓉这个人物更多地显现出金庸塑造人物的功力，她是金庸笔下唯——个从少女写到中年的女性，从一个冰清玉洁、刁钻俏丽的女孩子，忽而成长为子女绕膝、已为入母的妇人。这期间的心理生理变化，是人生中常见的景观，让人感到青春的易逝，时光的锋利。细细品味《射雕英雄传》（也包括《神雕侠侣》）中描写黄蓉的文字，可以说金庸写出了一种人生的必然，写出一个女人，一个美丽的女人无法规避的东西，她注定要告别无忧无虑、敢想敢为的年代，她注定要承担妻子、母亲的责任，正如《神雕侠侣》中提到：“小龙女全心全意只深爱杨过，黄蓉的心却分作了两半：一半给了丈夫，一半给了女儿。”一个女人所具有的女儿性与母性，差不多全都浓缩在这个形象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