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与这些作家不同，在香港作家中也有一部分走的是另一条路线。这些作家多数是在香港出生或成长的，而当时殖民政府所强化的英语教育更是疏离了他们和母语及母文化之间的联系。香港教育发展政策中一条重要的原则是：“强化英语教育促进对英国的认同。1866年港府将英文列为中央书院的必修科，同时逐渐加强对英华学校的资助，不断提高英华学校的英文程度。1911年，香港大学成立，标志着香港正式确立了一套从英华学校中挑选少数‘精英’进入英式大学的学校制度。”香港虽然因政治原因疏隔于中国大陆之外而呈现出某种孤岛形态，但在另一方面却又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方面因受港英政府的影响而与西方世界有更广阔和紧密的联系，客观上为当时一部分创作意识较为活跃的作家转而向西方寻求新的艺术滋养提供了心理上的和资料上的可能，并使之成为香港小说发展中一个极有逻辑性的事件。60年代香港小说中的现代主义倾向，在昆南、李维陵和刘以鬯等作家的推动和积极实践下形成了一个不小的高潮。他们用新的文学观念和艺术技巧来表现香港本土在经济活跃期间所产生的种种不同以往的社会现象和精神问题，成为这个时期香港小说创作的一个增长点。像刘以鬯的《酒徒》等小说，在当时和其后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关于西方的现代派潮流，香港和台湾到底谁影响谁的问题，似乎有过一些争论，但其实是相当次要的。关键在于，对这种创作潮流的接受本身，说明了香港小说创作在变动的背后所存在的发展逻辑。这完全符合香港当时所处的地理政冶环境，以及由于经济的飞速发展所带来的新的社会意识和审美意识。在香港小说的发展中，西方文学的影响是一股相当大的和顽强的力量。它一直延续到西西、电斯、吴煦斌等，及至90年代的黄碧云、董启章等人身上。虽然，这批作家从西方文学中所吸取的艺术滋养并不尽相同，但他们显然都不满足于现实主义的创作路数。特别是伴随着香港的经济起飞，市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和精神状况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反映到文学创作上来，那种崭新的社会意识和审美意识都在寻求着重新的表达。这就使他们勇于摈弃传统，舍近求远，从中不难看出他们对于前辈的超越欲望。在香港，致力于西方现代和后现代小说实验的作家并不多，作品也很有限，但在香港小说中却占据着不可忽视的地位。这是因为：一方面，新的文学观念和创作技巧的引入从整体上看有利于提高香港小说的艺术水准；另一方面，它也为香港小说创作提供了一种新的景观。
尽管如此，在香港这个高度商业化的都市中，作家的社会地位一直是不高的。这和大陆作家在相当长的时期中扮演民众精神导师的角色恰成鲜明的对比。这一点对香港小说发展的影响似乎还未被研究者们注意到。较低的社会地位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经济收入，并随着香港经济的飞速发展而逐渐地拉大差距。所以，“书为稻粱谋”在香港作家的创作中一直是个问题。像徐、徐速、刘以鬯等人，自50年代来到香港之后，都曾经在报刊上发表过大量的连载小说。连载小说的创作迫使作家们不得不更加注意如何增强故事性，如何取悦于读者。这就使作家只能降格以求，更多地采用通俗的笔法来写小说。像徐和徐速在50年代发表的许多小说就是这样。也因此，不少作家都坦承自己所写的是所谓“半严肃半流行的作品”。
当然，香港通俗小说的高度发达和畸型繁荣并不仅仅是由作家的这种无奈造成的。香港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由于这种发展所带来的报业的发展，香港人独特的生活方式（例如喝早茶）和紧张的生活节奏……都在向文学要求着快餐式的精神消费。50年代除了徐和徐速多少带点言情的小说之外，后来自成一家的梁羽生、金庸也开始创作武侠小说。随着香港商业化程度的提高，通俗小说也以一种超过严肃小说发展的速度来满足市民的需求。
应该承认，在香港小说中，通俗小说不仅数量多，质量上也出现不少上乘之作。在几十年中，香港的通俗小说形成了由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科幻小说、历史小说等多足鼎立的创作态势。金庸、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亦舒、李碧华的言情小说，倪匡、张君默的科幻小说，唐人、高旅、金东方的历史小说，都拥有相当广泛的读者。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一方面，香港的严肃小说不得不以半流行的方式来获取读者的认同；另一方面，香港的通俗小说却一直致力于通过与文化、历史、社会的关联来提高自己的文学品位。像金庸的武侠小说、唐人的历史小说、倪匡的科幻小说等，其流行并不完全是由于编故事的水平，作者还把他们对文化、历史、社会的思考灌注到小说之中去，因此也在不同的程度上体现出了严肃的一面。亦舒、李碧华的言情小说也努力越出鸳鸯蝴蝶派和台湾琼瑶式的言情小说的固有模式，她们塑造人物的功力，语言的功力，都丝毫不弱于那些写严肃小说的作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香港，这些属于顶尖水平的通俗小说作家；他们的作品质量并不在那些专事严肃小说创作的作家之下。从目前的情况看，他们在华语世界的影响范围和影响程度，也超过了香港的严肃小说作家。严肃小说的半流行，和通俗小说的严肃比，无形中模糊了二者之间的界限。再加上通俗小说在数量上所占的压倒性的优势，通俗小说在华语世界中所达到的高水平，这又在无形中使香港的严肃小说相对地说显得更为暗淡了。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所谓香港是“文化沙漠”的印象，应该说和这一点不无关系。
自50年代以来，香港小说在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以锲入现实的小说、受西方影响的现代小说、通俗小说这三个方面所构成的“三重叠合”的创作格局。这三个方面既有相对明确的界限和相对独立的发展轨迹，又在发展中互相影响和互相渗透。更重要的是香港文学还在50年代之后的20多年中述步形成了自身的发展轨迹和文学特性。这是香港作为中国的一座城市，它不同于北京、上海、广州等同样是中国城市的地方。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北京等城市的区域性文学当然也有它们的特征，但却不可能像香港这座城市的区域性文学那样，有它独特的政治意义和文学史意义。北京等中国城市的区域性文学并不存在有如香港文学这样独特的地理政治环境，因此也就不存在自身的发展轨迹和文学特性。这一时期的香港小说创作其所以相当重要，正表现在它是一个过渡的时期，是一个和整个中国当代文学逐步分流的时期，是一个从中国文学的整体上剥离出来，形成独立品格的时期，总而言之，这是一个让香港文学真正成为香港文学的时期。
第三波南来作家的小说创作
1950年前后，一批南来作家基于不同的原因涌入香港，逐渐成为香港小说创作的主力军。这批作家虽然在政治上态度不尽相同，但当他们在香港重新拿起笔来时，他们的文学立场基本上还是站在现实主义这一边的。那时候，香港的内外形势都没有给创作提供太好的环境。他们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开拓、耕耘，为香港文学的繁荣建立了殊勋。
徐、徐速、李辉英、黄思骋等的小说创作
徐（1908—1980），原名徐传琮，字伯，曾用名徐于，另有笔名史大刚、迫迂、东方既白等，生于浙江省慈溪县洪塘镇竹洋村一个书香之家，出生时，正值家道中落。幼年时，又逢父母离异，五岁时就被送到学校住宿，十三岁时进北平一所陆军中学，后辗转入读于上海圣方济中学和湖南第三联合高中。193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留校任教又转入心理学系肄业，徐在大学读书期间，已开始文学创作。1936年，赴法留学，在巴黎大学研究哲学。他的成名作《鬼恋》就是在巴黎读书时写的。抗战爆发后，他毅然弃学回国，先居上海“孤岛”后辗转至桂林、重庆，在重庆主编《作风》杂志，应邀在中央大学师范部国文系任教授。1944年，徐任《扫荡报》驻华盛顿特派员，1946年回国，1950年由上海赴香港定居。1961年至1962年应林语堂的邀请，徐在新加坡南洋大学任教，1963年回港，先后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任讲师，在浸会学院任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1980年10月5日因肺癌病逝于香港。
徐在香港的南来作家群中，不论是作品的数量还是质量，都是最突出的一个，被称为“全才作家”。他博古通今，周游世界，称得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对哲学、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美学等，均有精深的研究。他逝世时，留下了两千万言的遗著。徐的文艺才能是多方面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文艺批评都有相当高的素质和水平，先后出版的各种作品集达六十余种，但以小说的成就最高。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鬼恋》、《风萧萧》、《江湖行》、《时与光》、《悲惨的世纪》，中篇小说《炉火》、《彼岸》等。
徐速（1924—1981），原名徐斌，字直平，江苏省宿迁县人。徐速的青年时代正值抗日战争爆发，因而辍学从戎，他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第十九期毕业后，驰骋疆场。抗战胜利后，他随军进驻北平。卸下戎装后，当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旁听生，1948年在北平创办《新大陆》月刊，他的处女作——长篇小说《春晓》就是在该刊发表的。从此文学创作成为他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徐速于1950年由成都赴港，起初在自由出版社任编辑，并辛勤地从事长篇小说创作。在短短的两三年内，他创作了《星星·月亮·太阳》、《星星之火》两部长篇小说。1951年创办高原出版社，自任社长；次年《人人文学》创刊，任编委；《人人文学》停刊后，又于1955年参与创办《海澜》杂志；1965年再度创办并主编《当代文艺》，之后，于1969年至1971年受聘于珠海书院文学系，1981年因心脏病突发逝世。生前创作出版的各种小说、诗、散文、评论集达20种。
战乱加爱情，这是徐速多部氏篇小说共同的题材内容和情节构架。徐速显然更愿意把爱情故事放到波谲云诡的大时代背景中去检验，这在一方面能让故事本身因为战乱而增加更多的传奇色彩；另一方面爱情和时代之间的互相撞击也更有利于检讨作家所关心的主题。但从这两个方面来看，徐速在前一个方面似乎完成得更好，而后一个方面则多少显得有点力不从心。这就使得背景的方面在他的小说中往往也只能是背景而已，反倒是主观上想去探讨的一些更抽象和更有概括力的问题却不能真正地深入。他有时未免太过于看重故事了，这是他的长处，但过分的着意也影响了他在经验的层次上逐步地得到提升。
徐速在中短篇小说上成就没有长篇小说那么大。他还发表了中篇小说《杀妻记》，《传令兵》，短篇小说集《第一片落叶》等。他的中短篇和长篇小说一样，注重人物性格刻画，讲究故事性，内中充满了对小人物的同情，以及揭示人生存中所面临的种种困境。
李辉英（1911—1991），原名李冬礼，祖籍吉林省永吉县，另有笔名东篱、西村、南峰、北陵等。早在30年代初，他在上海中国公学就读时就是活跃的“新进”作家。1933年在丁玲主编的《北斗》杂志上发表处女作《最后一课》。他的早期创作以反映抗日战争而蜚声文坛，如长篇小说《万宝山》，《松花江上》、《抗战的前奏》、《复恋的花果》等，这些作品大都以东北为背景，反映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抗战期间，李辉英曾随作家战地访问团访问过晋南，写过不少小说和报告。抗战胜利后，出版的长篇小说有《雾都》、《人间》、《前方》，中短篇小说和散文集有《北运河上》、《夜袭》等十多种。日本投降后，他曾回到长春，在大学任教。1950年来港定居，在卖文为生的同时，曾先后于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任教，出版了学术专著《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小说史》、《三言两语》等。李辉英来港后的创作以小说为主，他的小说风格深受美国小说家欧·亨利的影响，竭力描绘和刻画香港都市风貌和市民生活。先后出版了长篇小说《人间》、《前方》、《没有温暖的春天》、《乡村牧歌》、《海角天涯》、《哈尔滨之恋》、《邂逅》、《枯树逢春》、《苦果》、《四姐妹》。短篇小说集《牵狗的太太》、《名流》等，中短篇小说集《黑色的星期天》、《李辉英中篇小说选》，还有散文集、学术论著、独幕剧集等三十多种。
李辉英主要以批判现实主义方法来从事创作。他更多地把目光投向香港社会的下层，以敏锐的眼光，像广角镜一样摄下一张张香港社会的各个侧影。反过来，对那些生活于上流社会的贵人，他的笔底总是透出了鄙夷和批判。他的小说题材广阔多样，构思巧妙，想象丰富，情节曲折，具有中国古典小说的传奇性和浓郁的民族色彩。其基本表现手法是：用强烈对比的手法呈现典型环境，刻画人物，以白描手法勾勒人物的神态和心态。作品善于设置悬念，高潮迭起，引人入胜。李辉英的小说常用第一人称的写法，叙事、议论、抒情都很真切，质朴自然，不事雕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