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事不管，但他的运气好得离谱，契丹国内随便他折腾，哪怕他脾气也糙了点都没人介意，因为他至少比李胡和述律老太后差点；至于国外，只有后周的柴荣曾经吓了他一跳，但没等他上战场，柴荣居然就自己突然病死了。这还有什么话说？继续享受生活吧。直到他全面返祖，向他奶奶述律平靠拢，被忍无可忍的手下干掉。
这个时候，在汉人那边，赵匡胤正亲征北汉，在太原城下刨开汾河水给刘继元洗澡。
良机错过了，契丹的下一任皇帝叫耶律贤，他是“睡王”的侄子，上上一位的皇帝耶律兀欲的儿子。从他开始，契丹国的皇帝完全由最早的那位逃亡者耶律倍的子孙来接替。也就是他开始，契丹中兴了。
汉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和重用。首先，拥立他即位的汉官高勋被封为南院枢密使，加封秦王；原汉官领袖韩知古的儿子韩匡嗣被任命为上京（契丹国都临潢府）留守，后改任南京（幽州）留守，加封燕王。要强调的是，在这之前南京留守的职位都是契丹人的，没有哪个辽国皇帝敢用汉人去看管南大门。
历史证明，契丹人当东家，让汉人当掌柜，这个买卖是相当红火的。简单地说，东家敢放权，掌柜的卖力气，中原汉地里那些流传了两千多年的污七八糟、令人作呕的官场规矩和君臣礼仪在这片原始土地上还没怎么生根发芽。
一切很清新，契丹的典章制度和军队体系，在这时真正的完善成熟了。
看官场，契丹一国两制。北面系统称“国制”，是契丹人的；南面是“汉制”，前身是“汉儿司”，给汉人预备。至于北和南的最初出处，是因为契丹人崇拜太阳，他们以东方为最神圣的方向，所有的房子都坐西朝东，包括皇宫，而且辽俗尚“左”，于是向东，再尚左，契丹的北面系统就站在了皇帝的北边，汉人只好到对面去。
北面官——最高为大于越府，设于越，居百官之上，无具体职掌，用九天之上御马间最高长官的话来说，就是“大之极矣，所以没品”。
下面在北之中再分南北，设北、南枢密院，是全国最高行政机关，军政民政一把抓，比宋朝的宰相神气得多；
再设北、南宰相府，由皇族和后族的成员主管，其实只是荣誉头衔，因为他们只能“佐理朝政”；
北、南大王院，这是个大管家的别名，他们掌握的是契丹各部族内部的军民事务；
北、南宣徽院，相当于宋朝的工部；
大惕隐司，比较神秘，他们掌管皇族的政教事务，至于具体职能，参照耶律屋质，其实他居中调节，也是正常工作之一；
夷离毕院，刑部；
敌烈麻都司，礼部；
大林牙院，翰林院。
南面官的汉官系统与北面的大同小异，只是在名称上去掉了契丹术语，与当时宋朝的官名差不多，所以不再赘述。只是其中有一个原则很关键——契丹人能到南面系统当官，汉人则别想登北面系统的门。
下面再简介一下契丹人的政令中心。
在中原，皇帝自古以来就是个画地为牢，终生监禁的人。他想什么时候出去，或者什么时候回来，根本没法做主，那都是举国翘首或者万众齐呼的事，其中的麻烦没有个三五个月的准备是玩不齐全的。而且为了能时刻警告这些表面上没人能管的皇上们别太懒也别太野，就在他们的房子外面，都立着两根石头柱子（华表），上边蹲着石兽。
大门里面朝北的，叫“望君出”；大门外面朝南的，叫“盼君归”。
可天性自在的契丹人就没有这些个没人性的讲究。虽然辽有五大京城——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县）、东京（辽西府，今辽宁辽阳市）、南京（析津府，今北京市）、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市）。
但是它们从来都不是辽国皇帝发号施令的地方。因为“捺钵”。
捺钵是契丹语“行宫”、“行在”的意思，契丹皇帝四时打猎，所以随地捺钵，走到哪里都可以捺钵，最重要的文武百官也都得跟着捺钵，于是，命令可以在全国的每一个地点，任何时刻发出。
方便迅速，机动灵活。
再看一下契丹的军制。想想看他们为什么那么能打，除了天生多吃肉多喝奶，总还有点别的玩意儿吧。那就是“斡鲁朵”。
斡鲁朵是契丹语“帐幕”的意思。契丹人从耶律阿保机称帝那天起，就在皇帝的宫帐周围集中了全国海选出来的精锐士兵，组成了和皇帝形影不离的亲兵卫队。之后每一任皇帝都建立自己的斡鲁朵，斡鲁朵有直属的军队、民户、奴隶和领地，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经济军事一体化单位。
简直是国中之国。
斡鲁朵入则居守，出则扈从，是皇帝最可信任的力量，等到皇帝死了，他们就直接成为遗产传给下一任皇帝。这样斡鲁朵的力量层层叠加，越来越强，终辽国两百余年，九位皇帝，再加上两位皇太后，以及一位皇太弟再加上一位亦辽亦汉、既父亦臣的高人，一共建有十二斡鲁朵加一府（高人的）。想象一下，它达到了什么样的数字和威力。
更可怕的是它的实用性。它不像中原兵制那样，一旦国家有警，州府各县都要临时集结兵力，向京师要害赴援。比如说，在我们的各个朝代，就不断发生着调集全国兵力进京“勤王”的事件。而斡鲁朵，一有兵事，“不待调发州县、部族，十万骑军己立具矣”。
而且平时不用国家出钱养他们，他们各自放牧生产来养国家。等到出征，军饷由他们自己去抢，抢到的就都是他们的花红。这样干脆利落的物资诱惑，比中原皇帝们事后的奖赏，临阵将官们的思想教育，要强出怎样的力度？
那么斡鲁朵就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了吗？不，物分两极，既有其成，必有其败。斡鲁朵的危害也极大。终辽一世，甚至后来继承了斡鲁朵传统的蒙古人，都不断发生亲王权贵的叛乱，而且几乎每一次的力度都足以颠覆当时的朝廷。
这就是它的副作用。但是近代有人用所谓的“狼性”来解释这一点，说是草原种族天生这样，他们必须叛乱，因为崇拜强者，皇帝要像狼群里的头狼那样时刻等待挑战。其实哪儿跟哪儿啊，试问没有实力也一定要造反，草原民族都是没脑子的猪？那样就算再勇猛也只能升级为野猪吧。
一切都是实力在作怪，当一只耗子长到狗那么大时，自然就不把猫放在眼里了。斡鲁朵就是中原曾经的藩镇，国中之国，造反是必然的。
再看燕云十六州，这片东西长约六百公里，南北宽约两百公里，面积约十二万平方公里的广漠土地，已经让契丹人彻底认识到了它的重要性。千言万语可以精简到一句话，那就是——如果他们失去了燕云十六州，就和前面旋起旋灭的匈奴、突厥等蛮族没有了任何区别。突然降临的雪灾、瘟疫，以及草原部族间偶然性极高的野战胜负，都会让它万劫不复，在历史中除名。
所以当燕云有警时，就连睡王耶律璟都会御驾亲征。
但这在宋朝皇帝赵光义的眼里，却处处都是破绽和机会。首先看群众基础，燕云十六州里“华人百万”，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当地契丹人的人数与之相比，就好像往镜泊湖里撒一把花椒面，连个味道都尝不出。老话说得好，“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他们可都是纯种的汉人啊，在辽国非人的待遇下水深火热了近半个世纪，难道他们就不想着自己的祖国吗？就不盼望自己的军队来解放他们吗？
不可能！
赵光义深信，只要宋朝强大的军队打到了幽州城下，城里的老百姓们就会自发地暴动来迎接他。到那时，大开的城门，激动的人群，还有鲜花、香烛、美酒，感人至深的颂辞等等等等就都会出现，前景是多么喜人！
何况，这时仿佛是老天爷把契丹人的脑子给搅混了，燕云的首府幽州，以及周边城市的主管居然都是汉人，尤其是幽州府，居然是一个年青的汉人毛孩子在守城。这太理想了，在十几年前想都不敢想！
用汉人的军队去招降身在异邦为异客的汉人官员，再给他们加官晋爵，荣华富贵，他们何乐而不为？怎么可能还会反抗呢？！
更重要的是契丹皇帝耶律贤。经过仔细分析这个人，赵光义充满了信心，他甚至是急不可待地要发动战争，不仅要收复燕云，更要远征大漠，喋血虏廷，做出千年前的大汉天子以及三百年前天可汗曾经有过的丰功伟绩。
耶律贤懦弱无能，而且不思进取。这是赵光义通过多方考证、缜密分析才得出的结论。
看理由，契丹皇位在当年的“睡王”耶律璟的手里时，还曾经多次击败过汉军，比如在石岭关把后周大将史彦超干掉，御驾亲征把柴荣的手下都镇住，还多次援救北汉把赵匡胤的好事搅黄；可看一下耶律贤，他即位之后，在石岭关上就没打过胜仗，太原城下也是赵匡胤自己主动退兵，就连契丹的传统项目“打草谷”，都被宋朝的猛人田钦祚来了个“三千打六万”，两手空空地往回跑。
更不用说就在这半年的时间里，赵光义打得他们丢盔弃甲，连幽州城都不敢出了。但就是这些，仍然不是最重要的，赵光义小心求证，了解到在耶律贤的身上还有一个致命的缺陷——他的健康。
耶律贤幼时在他父亲辽世宗耶律兀欲被杀的“火神淀”兵变中惊吓过度，从小就体弱多病，连皇帝的正常工作都完成不了，得由皇后萧燕燕帮忙才成。众所周知，一个人的身体状况会影响他的情绪，情绪郁积得多了，就会更加影响身体的健康。而一个皇帝的情绪就足以给一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定性。
一个病夫，能让自己的国家国富民强，开明博爱吗？具体到军队，他的军队会很有信心，充满斗志吗？赵光义尽量平静自己的内心，不偏不倚地衡量契丹军队的实力，得出的结论是——―契丹人完了，连野战都不行了。事实胜于雄辩，这是千真万确的！
那还等什么？这就是战机，我方大胜，契丹人闻风丧胆，这样的机遇千载难逢。就算退一万步讲，我们宋军也有这样那样的困难，比如说打了半年仗了，太劳累，军需给养跟不上，等等等等，那也是和契丹人比困难，敌人仍然比我们难！
就这样，赵光义驱动三军，向北进发。在最初的行程中，困难就显示了。第一，军营中已经没有了郭进。这位石岭关英雄已经死了。当时的说法是突然生病，就死在石岭关的防区。赵光义很痛惜，但他没有时间悲伤。大军已动，华夷决战，一切都要抛在脑后。可事后他才知道，这是一桩冤案和陷害，与田钦祚和后来被他派往石岭关助战的王侁有关。
王侁，后周大臣王朴之子，前面李飞雄一案中的受害人之一。
第二，军队的疲劳似乎已经到了极限。他的御驾都到了镇州，可是扈从他的军队却没有按照约定时间到齐！赵光义大怒，连行军都保证不了，还谈什么决战？！他要下令处罚那些军人，但有人劝阻，正要军人出力呢，还是宽容些吧。
赵光义忍了又忍，把火压了下去。但是这个现象不能忽视，他下令，继征发了河南、河中诸州的军储之后，再次征发京东、河北诸州军储赶赴北面行营，给北征军队注入了新鲜血液，以保证军队的战斗力。
公元九七九年，那一年的六月，宋朝千军万马征燕云，在漫长的行军线上，大宋皇帝赵光义有时会默默地回头，向来路的西南方向遥望。千里之外，那个人早就与墓木同腐了，但他仍然要向那边呐喊，哥哥，我一定能够做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