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得太多了，事情的确是有了变化，和蔡京的最初打算有了巨大的出入，但与他无关。事实上，哪怕他做得再成功，除非是把契丹人惹到派几万人尾随他砍进宋朝，不然原计划仍然作废。
因为赵佶的兴趣转移了。
河湟大捷之后，赵佶的心情大好。在一片歌颂声中，他找到了那几只著名的玉碗，向蔡京询问，如果使用的话，会不会被指责奢侈。
之后的事前面说过，赵佶开窍了，开始追求高品质生活。在公元1104年前后，林摅回国后不久，九鼎在铸造中，九成宫在建筑中，花石纲隐约露出了创意，艮岳还停留在上层建筑们的梦想里。
在这样一片平安富贵的生活气氛里，谁会去和一伙勉强在大西北挣扎生存的党项蛮子较劲呢？于是乎，童贯的军功之梦被暂停，蔡京一伙儿想借战争之名篡夺国家命脉的举动也随之放缓。当辽国第二次派使者来谈和平时，和谈成功了，宋夏之间恢复平静。
从此之后五六年间，宋朝的主旋律是物质、精神双建设。
在这样的日子里，赵佶年轻、潇洒、享乐，活得很开心；蔡京以二十年党争仅存的一条漏网鱼，仅仅以这种心态，就足以让他活得私密且满足，何况他陪着赵佶玩，点拨着赵佶怎样玩，以当时全地球最富裕、最机巧、最会玩的宋朝，用全国财富去随心所欲地玩，这是何等的快活！
怎么会不满足呢？！
梁师成也满足，他是隐相，国家越安定，他的幕后工作做得越顺畅。
相比之下，唯一痛苦的是童贯。冠盖满京华，童贯独憔悴。在这样的生活里，这样的国度里，需要一个军人吗，需要一个战神吗？而他清楚地知道，如果他不能成为战神，那么他只能是一个失去男性功能的残疾人，一个走不出国都，没有地位、没有声誉的奴才！
在这种煎熬里，时间到了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的九月。
童贯抢到了出使辽国的任务，出发前，他给自己定下了两大原则：第一，他必须做点什么，不然以一个太监的身份到国外亮相，不仅是侮辱宋朝，更是在侮辱他本人；第二，无论如何，他不能成为林摅第二。
他是军人，是西军的代表，哪个身份都不允许他受半点的欺侮。可是谈何容易，从他接受任务开始，挑衅自始至终陪伴着他。
走出国门以前，老朋友蔡京对他冷嘲热讽。到了辽国之后，契丹人的反应有点诡异。几乎每个见到他的人，在没介绍之前，都对他肃然起敬，在介绍之后，都露出了怀疑、暧昧的笑容。
童贯最受不了的就是这点。他“状魁梧，伟观视，颐下生须十数，皮骨劲如铁，不类阉人”，简直是一条刚健有力的大汉，从哪一点上看，都不是个太监。
但他偏偏就是个太监，他没法解释自己为什么长胡子，更没办法不让人联想他长胡子、处深宫、得军功，这一系列事件里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隐情。
这简直是巨大的侮辱！
童贯大怒，他忍无可忍但还是忍了，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为了那个目的，受什么样的委屈，他都认了。在辽国的日子里，他平静地接触辽国军政两界的首脑人物，深入小心地了解他们。同时把一路上经过的地理山川仔细地记录下来，时刻分析。
他在做近百年来，宋朝所有军人都不敢做的事。
宋朝的军事从真宗开始，一直遵循着一个原则——欲破辽国，先平西夏；到了神宗，加了一点——欲平西夏，先复河湟。
现在河湟收复了，第二步是西夏，可是辽国跳了出来，总是插在宋夏之间，让宋朝畏首畏尾。那么，为什么不能颠倒一下次序呢？
辽国是皮，西夏是毛，拔毛皮会动，可是剥皮的话，毛敢反对吗？拿辽国开刀，一劳永逸。童贯带着这个理想，在辽国压抑着自己，一直坚持到了回国的路上。路上经过了一条河、一座桥。在当时没人知道这条河、这座桥有什么意义。
因为它们太平常了。
可是从这时起，直到八百余年之后，它们成了改变中国历史的代名词，前后两次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
这条河在八百二十六年之后举世闻名。每一个中国人都永远记得，在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七月七日那一天，日本人在这条河、这座桥附近发动了侵华战争。
永定河、卢沟桥。
那是中国民族沉入谷底的耻辱，也是新生的中国最开始挣扎的见证。
回到宋朝，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十月左右，当童贯一行走到这里时，永定河还充满着河水，不像现在这样干涸。它的上方也没有长二百六十六点五米、宽七点五米、十座桥墩、十一个桥孔、一百四十条望柱、六百二十七座石狮的石体桥。
桥要在七十八年之后才建造，石狮子更要在明朝时才完工。当童贯一行走到这里时，它还只是座浮桥。走到了这里，按惯例要休息几天，因为已经到了燕云十六州，再向前就是宋朝的土地了，辽国人要在这里尽最后一次地主之谊。
就在这几天里的一个傍晚，有一个辽国人悄悄地接近了童贯，和他说了一会儿话。之后，这个人就消失了，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现场只剩下了童贯一个人呆呆地坐在那里，他神游物外，浮想联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狂喜着，也怀疑着，惊异着，更梦想着！
在见到这个人之前，他所做的都是些前期工作，都是些理论上才存在的可能性。比如他收集了辽国的各方面情报，为以后进攻辽国做准备。看着很积极，其实很缥缈。他收集得再多再精有什么用呢，战争打的是实力和领导。只要宋、辽之间不开战，只要宋朝的实力超不过辽国，只要赵佶不想跟辽国死磕，那么这些收集都是无用功。
可是这个人出现之后，一切都不同了，他把宋朝存在了一百三十余年的恐辽症瞬间治好，契丹人这个称霸东亚两百多年的庞然巨物再也没有了威慑感。对宋朝而言，它变成了一块最甜蜜可口的大蛋糕，既松又软，随时可以去咬。吃掉它，不仅宋朝会强势崛起，他自己更是一步登天，成为北宋以来最了不起的英雄。
那时，没有人会在意他是个太监，只会记得他是开天辟地似的人物。比开国之主赵匡胤更强，比后周世宗皇帝柴荣更伟大。
前提是，那个人说的都是真的。
主观上他祈祷这件事是真的，理智上他时刻提醒自己千万别相信。在真正的实据显示前，无论如何不能相信。带着这个判断，他回到了国内。
关于卢沟桥边的那个人，他没向任何人提起。包括死党蔡京，也包括他的皇帝赵佶。
时光就此流转，一晃过去了四年。在这四年里发生了很多的事，其中有一些是童贯求之不得的，比如西夏人终于送上门来。
这次纯粹是西夏人主动搞事。在宋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也就是卢沟桥之夜过去了三年的时候，在宋、夏接壤的边疆上，有个华籍党项人忽然间给从前的老乡写了封信。
这人是环州、定边寨投降宋朝很多年的党项人大首领李讹哆，信写给西夏将军梁哆唛。他说在宋朝有二十多年了，发现了个大秘密。每年到春季的时候，冬粮吃光了，新粮没运上来。这段时间是宋朝士兵们最虚弱的时候，只要领兵杀过来，肯定能赢。
梁哆唛不信，说宋军没粮，西夏也没粮，就算杀过去，也真赢了，军队吃什么？难道要带往返粮票行军吗？
李讹哆笑了，梁将军不必怀疑，党项人来了有粮食，俺已经给你们攒了二十年了，全藏在地窖里。
于是大喜，西夏大兵们兴高采烈地跑了过来，简直是太幸福了，杀饿得发软的敌人，抢白花花的银子，还有人管食宿，当这种兵打这种仗，真是极品生活。
可是跑到定边寨后，全体都晾在了刺骨的春风里。迎接他们的不是善良的李讹哆老爹和满地窖的粮食，而是一片白茫茫的大地，无论是地表上面，还是地窖里边，都啥也没有。
当地的宋军早就盯着他们了，知道有什么勾当之后，没在大冷天里伏击他们，而是抢先一步把粮食都挖走……梁哆唛和他的大兵简直欲哭无泪，不带这么玩人的，为了跑快点根本没带返程的粮，现在要再回去，你们不饿啊！
最后，他们回去了，连冻带饿，非战斗减员死了很多。回顾全过程，典型的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在西夏来说，已经很吃亏了，没想到宋朝大怒，赵佶亲自下令：西军全线出击，让党项人知道好歹！
这次出兵的兵力总和达到了二十万。其中由熙河路经略使刘法率领熙河军团步骑十五万人出湟州，秦凤路经略使刘仲武率五万精兵出会州，从西、南两方面夹击西夏。
童贯驻军兰州，两方策应。
童贯梦寐以求的时刻到来了，在这次因为一点小摩擦引起的大战役中，他得到了最想要的东西。赵佶下令，以他总领永兴、鄜延、环庆、泾原、秦凤、熙河等西北诸路，节制所有经略安抚司。
从这时起，西北军是童贯一个人的了。
从当时来看，童贯志得意满，毫无疑问必将竭尽全力打赢这场仗，由此树立他大宋战神的光辉形象。但是在后面发生的事情里，结果却与之恰恰相反。
坐拥二十万百战精兵，节制整个西北辖区，童贯却让战局打得如温吞水。这一仗打了两年，宋、夏双方各有胜负，纵观全局，没有纵深穿插，没有兵团决战，争斗点都只在一些边远的小城，如西夏的臧底河城、仁多泉城，宋朝的靖夏城，两方面都挺狠，把这三座城都屠了，满城鸡犬不留。
但对宋、夏双方来说，几十万人打群架，就这么点代价吗？真要死磕的话，为什么不在天都山、横山、青白盐池这些紧要地段动手？保准立即水深火热，你死我活。
这就是奥妙所在了，随便抓出一个西军大兵都知道的事，为什么最高当局不去做？童贯如果真的想建功立业，为什么雷声大雨点稀呢？
很简单，看历史进程表。前面发生了什么，后面发生了什么，前后对照，一目了然。真正的原因是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十月的卢沟桥之夜，与公元1115年的三月东北边关收到的一封信。
这封信是写给宋朝的皇帝赵佶的。写信人是一个叫马植的辽籍华人。马植出身于辽国燕云地区的名门大族，时任辽国的光禄卿，算是一个国家级的中上层干部。他在信里列举了一些刚刚发生在辽国东北部的事情。由于地理限制，那些地方是宋朝接触不到的，哪怕事情发生已经有六七年之久，宋朝人也两眼一抹黑。
看到这封信后，赵佶迅速下令，边关要尽一切努力，悄悄地、快速地把马植召进开封，他要面对面地和这个人谈话。
而童贯立即给出了马植，这人居然早就在开封城内了。有证据显示，从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的十月起，马植就一直隐藏在童贯的周围。
卢沟桥之夜，那个与童贯秘密接触的人，就是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