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陶们先是迷惑后是愤怒，这个破小孩儿变坏了，开始不听话了！这还了得？范兄，请你接着上，不服就整服他。
范祖禹刚想出手，局势有了新变化。哲宗颁布了他亲政以来的第一条命令，给六个内侍复官。范祖禹立即抓住了新重点，奏章就拿这件事说起。他说：皇帝你好，你现在亲政一个多月了，天下人都看着你，你没有施行一个善政，没有访察一个贤人，却给身边的太监升官，这会让天下人说你闲话的，能不能注意点？
哲宗仍然保持安静。
范祖禹火了，没回答是吧，我要求追回任命太监的诏书。
哲宗还是安静。
范祖禹决心顶到底，他要求面谏，和皇帝当面说清楚。
这次哲宗同意了，给了范祖禹当面说话的机会。范祖禹不愧是位在斗争中幸存的精英分子，见面之后他立即把太监扔到了一边，说起了整个旧党集团达成共识一致关心的问题。
怎样打压新党集团，防备一切有可能出现的危险。
范祖禹发挥自己宋朝公认的唐史第一大家、还活着的人中第一历史大宗师的功力，全面回忆从熙宁变法到元丰改制这十五年里发生的每一件事，论述从王安石到蔡确、章惇每一个变法派高层的奸诈本性。长篇大论精彩纷呈，说了好半天，发现哲宗仍然还是安静。
时间到，他只好告退走人。总不能拎起哲宗的领子，命令皇帝一起高喊变法派该死吧。
消息传开，旧党一片茫然，小皇帝到底在搞什么？这样安静，实在让人心惊肉跳。不过也很可能什么都没搞，因为他和高太皇太后在世时一样嘛，一、直、很、安、静……安静中有的人变得松懈，有的人开始收拾行李，准备闪人。
在斗争中幸存的人都有独特的预感，尤其是那些被斗争的人，比如苏轼，他感觉到危险在一步步地逼近。
他的预感对了，不久之后，哲宗全面开始对章惇、吕惠卿、曾布等新党人复官。复官，并不是一下子恢复到原来的官职，而是一点点地向上升，从闲散的、只有工资没有权力的“宫观”职，比如章惇这时是以资政殿学士提举杭州洞霄宫，只是主持了一个道观。
从这个基础上升起，给一点点的小实权。
只是这种程度的升职，苏轼立即决定撤退。他写了辞职信，主动要求外放。哲宗同意了，在临走前苏轼写了一份奏章，这份奏章在历史上很有名，因为历代公认，苏轼当时说得太理智、太耐心、太切实了。
里面说：“……陛下圣智绝人，春秋鼎盛，臣愿虚心循理，一切未有所为，默观庶事之利害，与群臣之邪正。以三年为期，俟得其实，然后应物而作，使既作之后，天下无恨，陛下亦无悔。”
换成普通话，他说，皇帝你是超级天才，年龄处在最好的阶段。臣希望你放弃高傲遵循道理，在什么都没有去做之前，先静静地观察事情的发展、臣子们的心性。要观察三年，等你看得清楚，心里有底，然后再找个好机会开展工作。这样，你做了之后，天下苍生才不会产生怨恨，你自己也不会后悔。
看似合情合理，哲宗的反应却是厌恶。为什么呢？我们切换视角，以哲宗的眼光来看就会明白。
关于吕陶，他提出的两点让哲宗蔑视。自从亲政以来，哲宗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做，为什么他会怀疑到新党重新登台？开口闭口是国家利益，似乎只有旧党才能代表国家利益，反之如果引用新党，就是败坏国家利益了？
谁给你的唯一确定权，你是皇上还是我是皇上？
第二点让人更加忍无可忍，以高滔滔九年来的作为，哲宗身受其害，不追究也就算了，吕陶居然要求哲宗出面，去压制要求清算的声音。士可忍孰不可忍，尤其过分的是，为了达到目的还搬出了仁宗对刘娥的例子。这简直是荒谬。
试问刘娥改变过真宗的国策吗？她唯一废掉的是真宗时代的拜神风波。透过这两点可以清楚地梳理出吕陶的小心思，不用新党、尊崇高滔滔，这两点达到，旧党就会立于不败之地。
分析出这两点，哲宗能保持沉默已经相当有涵养了。
关于范祖禹，他提出的太监问题看着很正义、很光明，里面却有内幕。首先注意是复官而不是升官，这个区别很重要，意味着这几个太监以前是被贬职的。被谁贬的呢，之前的时代高滔滔一手遮天，只能是她。事情清楚了，这些太监得罪了她，而哲宗急于奖励他们，证明当初发生的事是因为哲宗而得罪了高滔滔。
忠于皇帝的，难道不是忠臣？为什么不可以表彰？
答案是不可以，以旧党所坚持的真理标准，内侍一律都是小人，不可以亲近，不可以封赏，实在要赏，也要排到正人君子之后。这个理论看似不错，至少汉朝唐朝的历史证明了太监真是妖孽一般的生物，他们强大了之后，大臣、皇帝、将军、国家都会死得难看。
所以必须压制，不能给好脸。
但是哲宗最生气的也正是这一点。
太监不好，可太监忠于我；你们大臣好，可都做了什么？众所周知，哲宗极为尊重自己的父亲，他的一生都沿着父亲走过的脚印前进。
他也爱自己的母亲，他像天下每一个儿子一样，希望母亲健康、快乐、尊荣。可是，这些他都做不到，在奶奶高滔滔、旧党大臣们的压制下，他既没法延续父亲的事业，连母亲应有的权益也不能维护。
哲宗的母亲姓朱，开封人，生在一个普通人家里；她的父亲叫崔杰，很早就去世了，她的母亲带着她改嫁朱士安，因之姓朱。这些她都不知道，甚至对朱家的印象都很模糊。她还在童年时，就被寄养在一个叫任廷和的人家里。
一个失去生父、继父也不愿养在身边的女孩儿，生得还很美丽，她的命运会怎样呢？很简单，几乎没有例外——及早嫁出去。幸运的是，朱氏“嫁”进了皇宫。说嫁其实是不标准的，她最初只是一个御侍，一个没有身份的下人。不过根据皇宫法律第一条，皇帝对所有女性都有合法侵犯权，说嫁也能贴一点点的边儿吧。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她被神宗侵犯了，命运随之改变，她居然怀孕了，这孩子就是哲宗。从这时起，母以子贵，她一步步在杂乱森严的后宫里有了地位，再之后，她又生下了蔡王赵似，以及几位公主，成了一位身份稳定的贵妇人。
身份巨变，她的想法却不多。神宗的儿子很多，哲宗只是第六子，以这样的排名顺位，加上她本人低微的出身，根本不能去想什么。奢望会害死人的，只要她的儿子都健康，两位亲王封号稳稳到手，她也就知足了。可是人生只在潮流里浮沉，谁能主持自己的命运？到神宗去世前，哲宗的五位哥哥全都病死了，他变成了皇位的第一顺位继承人！
哲宗登基，当上了皇帝。朱氏身为皇帝的生母，地位反而走低了。高滔滔从前是跋扈型的儿媳妇，现在是凶狠型的婆婆，她从当年自己的经验里得到了真理，想独霸后宫，必须压制每一个敌人，哪怕是潜在的。朱氏首当其冲，首先是不给名分。
朱氏本应是皇太后，只给了皇太妃。皇太后是神宗的正室向氏。向氏出身名门，是从前名相向敏中的后代。在高滔滔的眼里，她是没威胁的，第一早就服了；第二向氏没儿子，注定了是只有现在没有未来的人，拿她去打压朱氏，真是绝配。
下面是具体的打压手段。
经大臣们提议，高滔滔批准，在神宗去世的三年内，皇太妃要服丧，衣服褥裍等用品的颜色要浅淡；每年的生日、例行年节日，所得物品及冠服的等级颜色，比皇太后减损五分之一；出行时只可用青色伞，乘车用肩舆，俗称檐子，不许用皇太后标准配置六龙舆；每月费用与其他嫔妃混在一起，不单独别立；不立宫殿名；不许单独走皇宫正门宣德门。
三年过后，可以使用红色伞，不许用黄色；用五龙舆；不许单独走宣德门。
这些不公平，哲宗只能远远地看着，不仅没法改变，连安慰一下生母都做不到。每天他除了上学听课、上朝静坐之外，回到后宫就和高滔滔住在一起，连和生母见一面都很难。
这些，范祖禹你们这些大臣怎么不管，甚至都是你们一手造成的，居然还有脸到我面前谈忠诚和奖赏。
对比前两个人，苏轼的表现是最让哲宗吃惊的，他想不到父皇生前赏识的人会说出这样的话。世界之大真是无奇不有，传说中有种很罕见的人，他们说什么都让人第一时间觉得有道理，非常的有道理，可是转念一想，就会被气得满脸青筋。
苏轼的这篇奏章就是这样。
做事前要三思而行，看准了摸清了才能下手，这是准则一样的共识，难道有什么错吗？有，非常错，在宋哲宗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荒谬！
如果他是第一天当皇帝，从来没接触过政务、大臣，这样的要求不过分。可是整整九年了，他冷眼旁观看清了太多的事，看到了一个个大臣都是怎样的嘴脸。请问，人还是这些人，不许换，继续看，三年后能看出来什么，他们会改变吗？如果改变了，就证明他们和从前不一样？一个前后不一致的人，适合当国家领导人吗？如果不变，这三年是不是纯粹的浪费呢？！
而三年，这个时间量的长度更是非常恶毒的。三年的时间足以改变太多的事，尤其是处在青春适应期的少年人，连续三年无所事事，他们会习惯懒散的日子，想重新振作起来，相当于换个思想习惯。那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或许一个没有棱角没有斗志失去追求的人，才是所谓的成熟的人吧。
苏轼的奏章没有回复，哲宗不予置评。这在历史上留下了非常不良的记录，绝大多数的史学家都根据这一点证明他急躁轻佻，是个不懂事的毛孩子，辜负了苏东坡的一片好心。
苏轼走了，他是元祐大臣里第一个主动逃离京城的人。在他想来，这会带给他安全，他在向所有人表示，他不再玩了。可惜，这九年里他做过什么，他忘了，有些人可不会忘。并且，历史一次次地证明，面对争斗选择退场的人，死得比斗到底的人还惨。
他刚走，问题就出现了。
转过年来的三月份有件大事，新皇登基，国家照例举行恩科考试，各省的考生云集京城，在殿试这一关上，他们遇到了一道改变历史进程的考题。
这道题之所以能出现，很大的原因是因为苏轼走了。他不走，以他的资历、官职、文坛地位，考题必出他手。就算有政治内幕在里边，有大人物指示必须要怎样操作，他也可以引起争执，把水搅混。
可惜，谁让他走了。
出题的这个人很有来头，他叫李清臣，抛开民间的认可，只以官方记录来看，他绝不在苏轼之下，甚至有些地方还要超过。这个人是神童，别人是7岁时可以作诗，他7岁时则可以写出几千字的文章。与苏轼比较，三苏当年进京赶考，轰动一时，欧阳修说苏轼一定会取代自己，成为下一代文坛领袖。
欧阳修还说过，李清臣的才华和苏轼同一级别。同样是进入馆阁，苏轼参加的是特试，李清臣和大家一起考，拿了第一名。这样的才华让他平步青云，在官员队伍里鹤立鸡群，于是另一件别人梦想不到的好事主动找上了门。
北宋著名的大阀高门韩氏家族看上了他，韩琦的哥哥把女儿嫁给了他。
他是当时远比苏轼还要闪亮的官场新星。这样的本事、这样的婚姻，一般来说，只要他平稳地运营下去，不必求什么突出表现，都注定了是一位顶级高官。可惜，没多久他就倒了，因为他的性格。
新党当政，他不往里掺和。在别人眼里，这很正常，他是韩琦的亲戚，是旧党。但是到了元祐时期高滔滔废除新法时，他把整个官场都吓了一跳。他站出来和司马光他们辩论，一条条逐字逐句地反驳，新法哪里不好，先皇哪里失政，我们来讲清楚。
这时人们才看清楚，他居然是王安石的信徒。那么他为什么不在新法实行的十五年里积极参与呢？这时候树倒猢狲散了，他一个人出来逞能，不是找死吗？
不，这是一位大才子的特殊心理。
当别人一窝蜂地拥上去争名夺利时，他远远地站着，这叫清高；当别人争先恐后地躲开，怕惹事时，他站出来独自面对，这叫操守。
爱惜自己的羽毛，珍惜自己的信念，蔑视凡人所看重的功名利禄，这是中国名士几千年来传承的核心意识。
这样是很高很雅很九霄漫步的，只是结局不大好，李清臣被下放了，同时被旧党踢出阵容，连韩氏家族都看他不顺眼。这些他都不在意，被压制九年后回到京城，主持这次考试，出了下面这道题。
题目超长。
——“今复词赋之选而士不知劝，罢常平之官而农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说杂而役法病，或东或北之论异而河患滋，赐土以柔远也而羌夷之患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贾之路不通。夫可则因，否则或，惟当之为贵，圣人亦何有必焉！”
有点绕，尽量用普通话翻译一下。
——这些年恢复了诗词歌赋等考试内容，选出来的人才只会唱歌不懂业务；废除了青苗法，常平仓等惠民设施也没完善，搞得农民很穷；争论差役法好还是募役法好，一直没结果，实际实行的役法效果一团糟；黄河改道了，是向东导回还是北顺他去，争来争去定不下来，水灾越来越大；割让土地去讨好外族，希望边境安宁，没想到适得其反，异族人气焰嚣张，胃口更大了；放弃税收利润给老百姓方便，商业活动反而滞殆衰弱。世界上的事，行得通的可以沿袭下去，结果一定是哪里出了错，必须改，只有眼下最实用的才是正确的，圣人做事又哪有一定之规呢！
大家觉得怎样，冷汗下来没？这几句话把元祐年间的政府行为批得体无完肤，从农业到科考、从役法到救灾、从商业到外交，统统地失败。
很震撼，一般来说，这样全方位的否定，是改朝换代之后对上一个亡国之君才能提出的指责。不这样说，就没有推翻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