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来时是一块许愿石，满足了宋神宗所有的愿望；王安石走时变成了一块肥皂，经过反复搓洗，他自身变小了，混合着众多的污垢泥沙俱下。
留给神宗皇帝的，是一个相对干净健康的宋朝。
面对这样的局面，宋神宗显露了非常高超的心智。他的所作所为，真切地体现出什么才是纯粹的中国人。证据是两个概念。
第一，请问职场中，最有想法的是谁？很有趣，不是一把手，通常是二当家。他们隐身在一人之下，外面广阔精彩的天空，都隔在一张窗户纸的后面，与他们无缘。这个过程越长，他们的想法就会越多。
觉得老大太笨，自己被埋没。
于是乎只要机会到来，他们都会疯狂地表现自己。不管是多年压抑一朝释放，还是才华暴发不可遏制，其行为都是井喷效应。
可宋神宗不是这样，他的行为非常符合中国最传统、最高深的审美观点，即第二条，花未全开月未圆。它是一种修养、一种境界。
花全开之后就是枯萎，月满圆之后就是损蚀。只有将开未开、将满未圆之时，才是最美丽、最长久、最值得回味的时刻。
“花未全开月未圆”这七个字是清朝末年挽回满清命运的汉臣曾国藩一生的信条，同时也是从远古就一直存在于我们中国人心底里的准则，直到21世纪的现代仍然根深蒂固。
比如中庸思想。
不要“左倾”冒险，也不要“右倾”极端，力不可以出尖，思不可以不成圆，之后世界才是和谐的，人生才是幸福的。参照这一要点，宋神宗做得极其出色，他在王安石的背后当了近八年的二当家，突然面临一片巨大的天空时，想到的不是张扬自己，而是平衡。
在他看来，王安石之前做得太猛太狠了，八年过去，纵观全局宋朝需要微调一下。怎么实施呢？当务之急是找个新宰相。
以中国之大，俊杰浩如烟海，无法胜数，可千万人之中，唯有这一个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前首相王安石的儿女亲家吴充。
吴充是个老资格官员，标准的宋朝高官，同时也是职场中的另类。在生活中，总会有这样一种人，他们学问很高，人品很好，向任何人微笑，但没人能走近他三尺之内。在他们身上，冷淡和礼貌融为一体，在一大群人之中，显示出绵里藏针的个性。
吴充就是这样，他面对司马光时表示尊敬，可不趋附；面对王安石时，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公开阐述新法的不便。这样的一个人，天生地造在这时上台，给宋朝各部位矛盾轻轻地淋下点清水。
以吴充为主搭配的领导班子，都在为这个思想而服务，只是谁也没有想到，当上了首相的吴充突然间摇身一变。以前的谦谦君子，那轮未满的圆月、未开的鲜花变得尖锐了起来。
他向神宗建议，把司马光、吕公著、韩维、苏颂等反对派从外地招回来，连同当年与王安石势不两立的孙觉、李常、程颢等数十人也一起回京，大家一起商讨国事，力图振作。
振作你个头啊，这些人扎堆回京，结果只会有一个——废掉新法，走回头路。
神宗很失望，吴充，你怎么会这样呢？之前几十年的修养都是假的？也是做过枢密使的人了，怎么也算是有工作经验的人，怎么会突然失常？
其实不需要奇怪，这就是一把手效应。谁当上首相，谁就会原形毕露，性格里一直以修养、矜持、道德来约束的本真东西，都会自发地跳出来，彻底还原自己。
而世界很奇妙，它有自己的周期变化，除非您是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乾坤人物，不然，不必皇帝来打压你，逆流者自己就会撞中礁石。
吴充撞中的那一块，名叫蔡确。
蔡确大家应该还记得，在王安石上元夜骑马进皇宫事件里，他义正词严地教训了王首相，连带着把皇帝也顶得够戗。而顶人，是官场中、人生中非常高难的技术，大家可以向身边看一眼，不管顶的技术高低，只要是敢顶人的，都受人尊敬。
最起码没人敢轻易招惹。
蔡确是北宋神宗年间的顶人高手，顶王首相让他得到好印象，顶吴首相使他得到了光辉的前程。他这样说：“汉朝时的前两位宰相萧何、曾参是冤家，曾参接班时却不改动萧何的成法。现在新法是陛下亲自建立，由上一任首相王安石协助完成，下一任首相吴充就要以私仇败坏，这是什么品德？何况来回变动，让下面的老百姓怎么适应？”
一句话，吴充你的人品有问题！
吴充下课，接任的是王珪。王珪是神宗朝里的一大活宝，这人号称“三旨宰相”，即上朝“取圣旨”，在朝“领圣旨”，下朝“已得圣旨”，是一位非常难得的贴身秘书，至于首相的权威、责任、义务，他全都扔到了一边。
其余的官儿跟他也差不多，基本上都是些废物，想介绍他们都不知从哪儿下手。为什么会这样呢？
到南宋时圣人朱熹出世后有句话是经典的答案。那时朱熹的弟子问：王安石为何没能第三次拜相，继续改革，反而让一群乌合之众立于朝廷？
朱熹一笑。这位圣人有个爱好，他身在南宋，资料不多，可把北宋的每一位皇帝、每一个大臣都尽情品评了一遍，其中就有这时满朝皆废物的评论。
他说：“神宗已经尽得荆公伎俩，何必再用？熙宁十年之后，事无大小，都由自己做，所谓的大臣，只是把一群庸人留在身边，随时指使而已。”
一语道破天机，这才是王安石走后宋朝政治格局的真相。同时也是中国历史里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除开国皇帝和第一任宰相之外，任何一位强势皇帝身边，都没法同时生存一位铁血宰相。
就连王安石也不例外，一旦宋神宗羽毛丰满，他就再也没有了立足之地。这一点，是宋朝从熙宁年间到元丰年间的最大区别，它主导了整个北宋的命运。
神宗当家做主之后，事情容易了很多。王安石在金陵开始隐居岁月，司马光在洛阳闭关……哦，不，是半埋在地底下著书。新旧两派的党羽连同他们的党魁一起集体休息，剩下的人都成了尽心尽职的办事员，在王安石创建的各种新法里面老实工作。
只是无论他们怎样努力，神宗左看右看，总是觉得他们不顺眼。
这个世界实在是太乱了，站在高处往下看，三省、六部、二十四司秩序井然、功能齐全，可是无数的办公职员闹哄哄地蹿来转去，在各个办公室乱走，根本分不出谁是哪个部门的，应该干什么活儿。如果谁有心情抓住其中一个人问：你是哪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