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这场大雨根本就没有，是不存在的。支持这个论点的证据有三个。第一，大雨之后旱情并没有缓解，当时宋朝北方的干旱继续，辽国燕云地区的干旱继续，没有半点好转的迹象。第二，数字太微妙了，让人浮想联翩。
3天，3这个数字很好玩，为了强调某个意义，它是重复肯定加重意义时用得最普遍最直接的数字。比如随处可见的现代歌词：“……加，加，加，加德满都。”这是近代欧洲发现了尼伯尔的雪山探险活动后，流行的一首曲子。
中国本土在古代时用得更多，不列举了，大家自己回想。
第三，宋史的特色之一就是天气的灵异。我们知道，狄青之死有很大程度上是一次重大水灾闹出来的。开封城被水淹了，欧阳修等人说这是“武将阴气太重”的结果。其实这并不是只针对狄青一个人。从前领袖朝廷达数十年之久的吕夷简也在这上面栽过跟头。
当年与西夏开战，范仲淹等人顶到前线，吕夷简坐镇中央，为了政令的统一，有一阵子他身兼首相与枢密使，成为宋朝东西两府的唯一大首领。
这实在是犯戒了，帝国权柄集于一身，以他当时权倾朝野的实力，正邪兼顾的手段，也出现了反对声音。在《续资治通鉴长编》里就记录了当时开封城里的异常天气变化——“天地昏冥，大风扬尘，对面不见人，风里异声不断，使人股栗……”就跟现代电影里妖精出场时一样。
结果是吕夷简被罢免枢密使。如果这全是真的，史书上怎么写我们就怎么信，是不是这场大风和狄青死时的水灾，也都是真的有上天的指示呢？
21世纪的今天，不会再这么迷信了吧！
答案非常遗憾，现实世界告诉我们，不管是21世纪还是31世纪，情况都是一样的。该迷的永远都迷，区别只是迷的东西不一样。
好像人类的基因里有些漏洞，导致自身永远都不自信，必须得迷点什么才能活得踏实。好了，言归正传，如果这一场雨，这场在宋朝之后，每一代史学家都公认的百分之百曾经下过的暴雨，竟然是个谎言，根本没下的话，那么宋神宗下一步要做什么了呢？
前面说过，他迅速地180度转身，把新法又都全面恢复了。看上去很美，大家按部就班，该干什么还去干什么，把改革大业进行到底嘛！
对不起，主导人世间的事情的，永远都是思想、思路、心情、品德这些看似虚无飘渺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会瞬间改变的，而且一但改变，就再也没法恢复到当初。
前后只是相差两三天，当事人的心情完全改变。焦点就在两个人的身上，一，王安石；二，宋神宗。王安石又一次提出辞职，宋神宗像往常一样积极挽留。这个过程又是一个感人肺腑的场景。身为皇帝，宋神宗可以说出下面这些话。
——爱卿，你每次辞职，都让我寝食不安，我想了很久，一定是有什么地方对你不够好（待卿不至之处）。你是不是因为宣德门打马那件事受了委屈？不要委屈，我查得很细，这事背后没人指使。
王安石表示感谢，但辞职态度坚决。
宋神宗继续说。
——不是宣德门的事……爱卿，那一定是你看出来我不是个成功的君主（必定是见朕终不能有所成功），所以才抛弃我。
王安石摇头。不，不是的，你很聪明，很求上进，一定会成功的。而在我之后，也一定会有新的才俊来铺佐你。
宋神宗更难过了，追问到底是什么原因。这时王安石强调，他身体有病，实在支撑不住了。神宗立即紧张，换了个追问焦点。
——爱卿得了什么病？京城里什么药都有，我派太医每天去给你治疗，这是在南方所没有的条件，你还是留在京城吧。何况天下的事刚有头绪，你一走，怎么了得？你一定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尽管对我说（但为朕尽言）。
王安石这次话都不说了，保持沉默。
宋神宗还不罢休，他进而动之以情。
——我知道你之所以进京为官，并不是为了功名利禄，而是身有才能，要济世求民，不想白白埋没。这一点，我们是共同的（皆非为功名也）。我们不是一般的君臣关系！
好了，还有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是宋神宗激动复激动，温馨再温馨，可王安石始终铁石一样，不为所动。
看到这些，大家什么感觉？是不是觉得王安石真是太傲了，皇帝把话说到这份儿上了，还不借坡下驴，真的把皇帝当成了妈，受多大的宠都理所当然了？
嗯，这样想也没错，当年我也一样。只是再往深里想一层，与历史其它的改革事件对比一下，才会知道谁对谁错。
我个人认为，宋神宗完全错了。他是个有为的君主不假，可也仅仅是想有为而已。在做的过程中，做得非常的糟糕。就以上面这些挽留王安石、理解王安石的话来说，他就错了冥王星上去了。
改革是个什么东西？它是一场战争。改革者是元帅，是唯一的指挥者。例子比如秦孝公与商鞅，商鞅为了法令的通行，把秦孝公的亲哥哥的鼻子都割了，秦孝公也没有二话。试问宋神宗做到这一点了吗？翻开宋史，关于某某人的提升，某某人的贬职，哪怕只是个太监，王安石每次都要大费唇舌，和皇帝辩论，还不一定成功，总被驳回。
这算哪门子的支持？
王安石的政敌，一个个都安然无恙，拿着高薪在洛阳盖别墅，天天小集团开会，向四面八方传递反对信息，这算什么政治环境？
上面那些温情感人的话，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正是证明了他多次拆王安石的台，让王安石不爽，让改革进度迟缓的罪证。
与其事后感人，何如当时认真。
好玩的是，他们君臣之间的这些谈话，都成就了王安石的绰号——“拗相公”。成天和皇帝吵，无论什么事，皇帝都得听他的。
参照上面的论点，可以知道，宋朝要改革，就必须得听他的。不听，你找王安石干嘛？宋神宗你自己会吗？不会还不听话，你想干什么！
罪证之二，王安石和所有大臣吵，一点批评教育都不接受。按照人世间最正确也最操蛋的一个逻辑——每个人都有弱点，都有错误，都需要指教，来对照。王安石的“拗”感实在是十恶不赦！
这条指责让人抓狂。
世人都不完善，那是相对尽善尽美的神来说话。针对具体情况，如王安石和司马光等人相比，王安石就是完善的，何况两派间水火不融，一定要让王安石从善如流，什么意见都接受，还改什么革？最凶残的是，王安石还不许回嘴，只要敢反驳，立即就是死无葬身之地的罪名。
这实在是个强盗逻辑，吵过架的人都知道，你有来言我才有去语，才能形成争吵。何以两派一起在吵，只有王安石有了“拗相公”的名声，另一边就毫无责任？
一直是王安石在独自骂街？在这里，熟读宋史的各位达人稍安勿躁，查年限可以知道，在王安石得到“拗相公”封号时，司马光的“司马牛”绰号还没到手，苏轼还没有机会亲身体验士大夫最高领袖的执政风采，没脱口而出骂了这句三字经。
好了，我想说到这里，大家应该清楚了历史上的几大问号。即一，王安石与宋神宗的关系怎样。答案是比一般好，但绝没到言听计从的程度；
二，王安石的“拗相公”之名到底怎样形成的，是不是一个贬意词。我的答案是，不，这不是个贬意词。只要读史者有足够的独立精神，足够的逻辑辨析，就能够分析出这是一个独斗官场，坚持新法的改革者所必须的基础精神。
三，王安石是不是过分跋扈，连皇帝也得听他的话。弄得君臣名份不清，终于最终反目。答案也很清楚，自古改革变法，皇帝从来都只是个助手，一个配角。要想成功，主角必须得是改革者！在这个层面上来说话，王安石的所谓跋扈，是最基本的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