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或许会有争议，史书上写得很明白，宋朝建国之后，以武职出身任枢密使的大有人在。比如吴廷祚、李崇矩、楚昭辅、王显、张逊、柴禹锡、王继英、马知节、曹利用、张耆、夏守贇、王德用等人。但有个区别，武职和武将是不等同的，如大名鼎鼎的曹利用，澶渊之盟时他在前线起了大作用，但杀人现场他到过吗？曾经亲手砍过谁吗？
这就是不同点，比如一个文官，当过了一任枢密使后，也就是有过武职经历了，可他的本质，也就是说危险程度，还是个文官。他不会被宋朝官场所注目。当然其中也有些另类，比如王德用。这是位真正的武将，但当上枢密使时，准确地说，已经是曾经的武将了。
他少年时痛打过李继迁，青年时和萧太后对阵，之后沉寂几十年，不管愿不愿意，只能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直到老得不行了，才荣升西府，当上了军方第一高职枢密使。之所以会这样，就是宋朝的西府选官标准在作怪。您是位能杀人，能篡位的武将，青壮年时别管功劳多大，都得当乖乖宝。
直到快老死了，彻底没危险时，才能提拔起来，变成一尊神像。这就是截止到狄青之前，北宋武将的集体宿命。现在轮到狄青了，能有什么不同吗？
议功由中书省的宰相们负责，各位宰相先介绍下。由于文彦博被参倒，目前庞籍变成了独相，他下面有一位参知政事，名叫梁适。这是位应该细说一下的北宋仁宗朝的典型官员，他的升官与发迹，很有些当时的普遍特点。
首先，社会在发展，建国百年之后，官场上早就形成了人脉体系，走这条路，在形式上没有科考中举来得风光，但走得更快更稳，就好比梁适。他的父亲是前翰林学士梁颢。父亲死得很早，可翰林学士几乎每天都和皇帝见面，这就让他的起步和发展有了条捷径。他在很小的时候，就把父亲的遗作，和他自己写的文章一起呈交给当时的皇帝宋真宗。
赵恒看了后说了一句话：“梁颢有子矣。”就这一句话，成就了他一生的荣华富贵。他当官了，是秘书省的正字，一个小科员。
名不见经传，扔进人堆里就找不着。但这就算有个台阶了，梁适在京城里默默无闻地工作了段时间，做出了人生的另一个决定。他要求外放，哪怕只是一个县官，也愿意去当。
这是个决定性的转折点，如果还在京城里呆着，他父亲当年的影响力总会耗尽的，那时他就是个非常普通的纨绔子弟，只能随波逐流，比常人稍好的过完这一生。到了外地当官就不同了，最起码有一点，不管好坏他有了资历，每隔五六年就会“磨勘”一次，那就是升官的机会。
梁适是个有心人，作事清醒明白，该工作时，在他的列传里留下了些实干的记载，由于都是些工作细节，就不一一列举了，他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在他升任枢密直学士，作延州知州时。他请了个假，说要回家乡为父亲修墓，路过开封城时，他进去了。
像这样的人，走进开封城之后，就有办法见到皇帝。不说别的，他父亲当年的同事们，遍布国家各个主管部门，随便找谁，都能混进金峦宝殿。他见到皇帝了，注意，史书里说，他“自言前为朋党挤逐”。也就是说，他自己陈述，以前是被范仲淹、富弼、欧阳修那批新政君子给赶走的。
这很重要，当时庆历新政刚夭折，皇帝提起君子们就头疼。突然出现一位出身良好、外地实干、性情平易，连被排挤出朝廷都默默无言的中青年干部，是多么的不容易啊。国家需要人才，于是梁适先生被留下，当上了……别惊讶，子继父业，是翰林学士。
帝国最高的文士头衔，翰林学士，由一位未经科考，不是进士的人当上。这是个不折不扣的丑闻了，出身不对也就算了，升官的过程明显是个猫腻，这让御史台人员非常愤怒，没说的，大伙儿操家伙上，把这位崭新出炉的奸邪打倒！
梁适就倒就倒了，他被赶出京城，以侍读学士的身份到澶州当知州，后来又转到了秦州。可是别怕，这个过程就是履历，别管有多丢脸，他曾经当过国家两制官员，而且是两制里居于上位的翰林学士。在宋朝，在中国所有的朝代里，履历都是个最正规的名片，永远比一个人真实的能力更让官场信服。
梁适很快就又回到京城了，他进入了审刑院，头衔是枢密副使。
地位升得很高了，超过了他的父亲。但职位越高，欲望越高，升官会有个极限吗？当然，还差了两步而已。一，枢密使是副的；二，这是西府，不是东府中书省。
梁适接着忙活儿，在枢密副使的位置上做出了两件事。第一件，前面说过张尧佐升官记，他一日之间身兼四使，让宋朝官场集体暴怒。台谏官以包拯为首，和皇帝死磕，激烈到了郭皇后被废事件的程度。就在两边都水深火热你死我活之际，梁适说了句话。
“台谏论事，职耳。尧佐恩实过，恐非所以全之。”
前半句把台谏官安抚了下，他们是很出格，可都在职责范围之内。后半句给皇帝也下了台阶，您对张尧佐实在太好了，小心过分的恩宠会招灾惹事。两边都不得罪，更巧妙地同时站在了两边。既是好臣子，又是好同事。
他的列传里说，张尧佐的两个头衔就是这样被去掉的。一句乖巧的话，比包拯等人的冒死劝谏都有用。
第二件事，与辽国有关。辽国在耶律宗真的领导下总是会有不断的花样出现，李元昊死后，他再次做起了超级大国之梦。具体表现是不贪钱了，他图名。
翻阅史书，他发现辽、契丹等名字太乡土化，都不足以标榜他现在帝国的国际地位。为此他给宋朝写了封信，提意说，我们都改名吧。荐于现状，我叫北朝，你叫南朝，简明扼要，历史上还有前例，这多好，你们同意吗？
宋朝的皇帝和大臣都有些犹豫。说实话，辽国的疆域真的比魏晋南北朝时的北朝大多了，而且百多年的基业，更是非同小可，自称北朝，都有些歉虚了。关于这一点，就是现代的历史学家们，都有以当时的辽国为正朔，宋朝为旁枝的看法。
可是答应？这关乎到民心士气，尤其是汉本位的思考方式。孔夫子教过我们，“夷狄之有君，不若华夏之无。”无论怎样，我们都是优秀人种，怎能和蛮人相提并论？这时梁适说话。他说，宋朝之所以为宋，是受命于天，任何人无权更改。契丹也是一样，就以当年的南北朝为论，也都各自有魏、晋的国号，怎么能统一混称为“南、北”两朝呢？
皇帝听了很高兴，梁爱卿说得有理，回信拒绝耶律，这事儿没法向您看齐。同时梁适升官，即日起到东府上班，头衔是参知政事。
以上就是梁适版宋朝升官记。是不是太轻易、太儿科了呢？是的，在北宋仁宗年间升官的确不太难，相应的就有两个问题存在。
第一，升得容易丢得快。宋朝的官员，尤其是宰执大臣的更换是流水线式的。你上我下，几乎芝麻大的功劳就上，米粒大的罪过就走人；第二，参知政事的确很高，但是前面有根超高的门槛。一步之遥，天地之别。那就是从参政到宰相。
这是根本性的区别，从权力到待遇，哪一点都没法比。于是相应的，要迈过去，需要付出的代价就要高得多。怎么才能迈过这最后一道门槛，踏上帝国最高的人臣巅峰呢？这个命题在梁适的心中生成，他无时无刻观察着，思考着，判断着每一个机遇的发生。
直到狄青得胜还朝，东府为他议功升官。
事情很清楚，狄青身为枢密副使，又没法升进东府，那么去掉“副”字势在必行，这是唯一可以升的官职了。但是被人否决，帝国唯一的宰相庞籍全力以赴地反对。他对皇帝说，狄青不配当枢密使，理由如下。
依照惯例，比如开国时的慕容延钊，一举夺得荆、湖两地，方圆数百里，兵不血刃，这样的功劳怎样？太祖皇帝只是赏钱。再比如曹彬平南唐，擒李煜，拓地数千里，功勋开国第一。想得到使相，结果怎样呢？太祖皇帝还只是赏钱。这是不变的原则，祖宗的规矩，武将永远不能当枢密使。何况狄青的功劳远远没到上面两人的地步，当枢密副使都很勉强。
以上的话，可以说是文官鄙视武将的经典，出自庞籍之口，从职务到身份都非常合适。但是要分谁去听，有些人能听得热泪盈眶，觉察到在污秽冰冷的官场里，也有温馨纯洁的友情存在，有时捧你是害你，骂人才是好意。
有些人就听出了一连串的计谋和金钱权位的味道。比如说梁适，他就突然间看到了一条从参政到宰相的光明大道。
人活在这世上，要分清楚谁对你好，谁对你坏，可真是个大学问。现在请大家化身为狄青，看看宰相与参政大人之间的谈话，来分辨谁才是真正为他着想的那个人。
梁适站了出来，反驳上面庞籍的话。他说，宰相大人，您不公平。不久之前王则叛乱，只是占据了贝州这一座城池，文彦博出兵收复，回来就做了宰相。现在狄青是一举平复两路，功劳与之比怎样？为什么就不能当上枢密使？
言之在理，对比分明。一座城和两路（两省）相比，孰轻孰重？庞籍应该没话说了。可是不，宰相的面目变得非常可憎。
庞籍说，贝州之赏，本就是过分，所以现在不能再过分了。你是参政，难道不知道我朝文官为相，出入无常，武将为枢密使，非有大罪不可罢免。这就有两个问题。第一，现在的枢密使高若讷，他犯了什么罪，要罢免他给狄青让位？第二，狄青还很年青，这时给他西府之首的位置，以后他再有功怎么赏他？我这是对他好，不止是珍惜国家名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