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一口咬定自己只有悔恨，一不留神却又偷偷自豪；或情不自禁地抖一抖自豪，稍加思索却又痛加悔恨。
“‘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这是当时一首流行歌。一代少年对远方的想象，几乎就是由这一类作品逐渐打造成形。远方是什么？远方是手风琴声中飘忽的草原，是油画框中的垦荒者夕阳下归来，是篝火与帐篷的镜头特写，是雕塑般的人体侧影，是慢镜头摇出的地平线，是高位旋转拍摄下的两只白鸥滑飞，是沉默男人斜靠一台拖拉机时的忧伤远望……哦，忧伤，忧伤太好了，太揪心了，男人的忧伤简直就是青铜色的辉煌。”
这是知青曾经有过的一种情怀，对即将奔赴的那个陌生农村世界的一种想象。“远方”不仅空间上遥远，心理上也遥远，却被视为某种革命事业的起点。知青那一代人相当特别，有一批人十几年前下岗了，已经被社会遗忘了，与此同时有另一群人活跃在聚光灯下。是什么东西塑造了知青那一代人？当年他们下乡插队到底在干什么？同在一个地方插过队的人，是什么东西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坦白讲，知青文学已经太多了，还有什么好写的呢？韩少功觉得意犹未尽，所以继续在写。
《日夜书》弥漫着知青情怀，有些故事虽然似曾相识，但在韩少功笔下还是相当生动。比如知青好斗，有时候是文斗，斗谁见多识广，但其实往往是虚张声势。有一场读书人之间的口水仗是这么打的：“‘你们读过《斯巴达克思》？’‘哎呀呀，通俗文学在这里就不必谈了吧？’‘那你们读过吉拉斯的《新阶级》？’‘也就看两三遍吧，不是太熟。’‘说说《资本论》吧。’‘不好意思。请问是哪个版本？是人民版，还是三联版？还是中译局的内部译本？我们最好先约定一下范围，不要说乱了。’‘你们知道谁是索尔仁尼琴？’‘你是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还是《玛特辽娜的家》？你要是想听，我都可以给你讲一讲。’‘那……请问你们如何评价奥威尔的《1984》？’……”
韩少功写道：“这种对话像打牌，各方都决心压对方一头，四连炸，同花顺，一个个都争相拍出大牌。对方读过的书，那就没什么好谈了，没读过的才应该成为话题，才是缺口、软肋以及决战机会，必须一举发现，狠狠抓住，穷追猛打，打得对方晕头转向。”这的确塑造了知青那一代人的某种集体性格和某种文化气氛，那种东西直到今天仍在很多中国人身上看得到。不过，能说它们只属于知青吗？我不太肯定。
小说背景设在“白马湖茶场”，当年有一群知青在那里插队。整本小说没有一个特别突出的主角，有一个叙事者叫陶小布，另有五六个主要人物穿插其间。小说不是采用顺叙法，叙事线索前进一下又倒退一下，在回忆下乡往事时会忽然切换到人物近况。这种叙事结构使得小说看起来有点松散，韩少功说是人物列传，但我不太赞同。人物列传的形式是，虽然人物之间的故事有所交叉，但彼此还是分割得相当清楚的，叙事方式也不会这样忽前忽后。这本小说更像是韩少功对知青经历的回忆和感怀，以及一些他觉得不可不发的牢骚、思考和无奈的慨叹。
马涛是小说中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人物。这个人好像是个出类拔萃的奇才，好像什么都读过，好像什么都懂，自负得不得了，甚至有狂妄的政治野心，想建党搞革命，后来当然给逮去坐牢了。坐牢期间，全家人倾囊而出给他买营养品，但他仍然觉得不够，认为你们对我不好就是对中国思想界的打击，就是对国际文化事业、革命事业的打击。这种自大一直陪伴着他，后来他以一种半流亡者的身份跑到国外，继续做一个疯狂的民间思想家，在文人圈子里跟人争风吃醋。这种气氛和感觉，我觉得韩少功写得非常到位，今天我们还能见到很多这样的人。我每年都会收到很多莫名其妙的书，那些作者写完书稿就寄给我，或者找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出版社自费印刷，书中都宣称破解了人类某个千年谜题，创建了某种新学派、新主义，颠覆了过去所有的一切。那些作者认为众人皆醉他独醒，大家都看不懂反而证明他高明。
这种极度狂妄和自闭到底是怎么来的？今天中国有形形色色非常古怪的人：有一些是像马涛那样狂妄自大的思想家；有一些是庸碌无为的地方官员，你不能说他是坏人，他有时甚至想做点好事；有一些艺术家搞出一堆莫名其妙的东西，一天到晚混迹江湖，把自己搞得像个大小孩，也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还有一些浮浮沉沉的小商人，有点鬼精灵，有时想搞点诈骗……
这本小说对各种人物性格的描写很到位，至少抓住了知青那一代人的某些性格特征。这些人的性格是怎么形成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养成环境是他们少年时代在农村生活的环境。那个环境当然也有好玩的东西，但也经常发生一些很奇异的事情，比如打赌敢不敢吃死人骨头。有一次为了赚50张饭票，陶小布闭眼想一想电影里舍身炸碉堡的英雄，然后大喊一声“毛主席万岁”，开始大嚼猛咬死人碎骨，吃到反胃才拔腿跑到溪边呕吐，从此恶名昭彰，大家都怕他。这个人是不是毫无信仰呢？不见得。在大家都饿得发晕的非常态时期，为了得到饭票，再加上少年意气以及某种气氛，一切就变得合情合理了。这件事对一个少年的性格会产生什么影响呢？一个连死人骨头都敢吃的人，长大后还有什么不敢干的事呢？不过，我们发现陶小布后来不算太坏，是个有点良心的厅级官员。是不是因为陶小布身上承载了作者很多想法，所以没让他变得太负面？这很难说。
知青群体靠什么维系呢？一起下乡的经历，经营多年的友谊，以及定期的聚会。当年带领陶小布下乡的郭又军是白马湖知青维系情谊的核心人物，组织了一年一度的聚会。有时晚辈也来参加聚会，老知青就会说：“我们那时候，哪有你们这样浪费？”“我们那时候，一担谷一百八还上坡。你哭都哭不动吧？”“你们这些蜜罐子里泡大的，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苦。”“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一天打蛇七八条，不算稀奇。”“我们那年月，连一罐猪油也是大家分，没人敢独吃。”“给鸡打青霉素，你不会吧？”……这些知青似乎在夸耀什么，然而他们真实的想法是什么呢？
向来喜欢发议论的韩少功这样认为：“比较而言，启蒙前辈也好，卫国老兵也好，怀旧态度大多是单色调，只有自豪，绝少悔恨，几乎是雄赳赳的一心一意。但从白马湖走出来的这一群要暧昧得多，三心二意得多。他们一口咬定自己只有悔恨，一不留神却又偷偷自豪；或情不自禁地抖一抖自豪，稍加思索却又痛加悔恨。他们聚集在郭又军这只老母鸡的翼下，高唱一首首老歌，津津乐道往事，结伴寻访旧地，深情看望老房东或老邻居，接受当地新一代官员的欢迎和赞美，甚至编影集，排节目，办展览，筹建纪念碑……一切英雄怀旧的外形都有了，但他们的表情始终要低几度，口气总是要带点躲闪，有点强打精神的意味，似乎是对一笔亏损的生意，不便大吹大擂和恋恋不舍。他们的自豪与悔恨串味，被一个该死的白马湖搞得心情失调。”
郭又军后来混得很不好，改革开放后工人阶级出身变得不再重要，工人阶级现在变成打工仔，社会环境彻底变了。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倒闭的大潮中，知青们的聚会更多时候是在抱怨。“‘地狱’‘劳改’‘大迫害’‘大骗局’‘水深火热’‘暗无天日’‘九死一生’‘万劫不复’……这些出现在媒体上的流行用词，对于他们来说最为顺耳，最为解气，最能记住。他们几乎不假思索就认定：说得太好了！事情难道不是这样吗？若不是因为下乡，若不是因为白马湖，他们哪会沦落到眼下这个地步？”然而，有一个问题大家几乎忘了问：“白马湖的农民会这样说？他们当然也觉得知青崽很苦，离乡背井更是可怜，但再苦也就是几年，顶多是服了几年兵役吧，而他们在白马湖活过了世世代代，甚至一直活得更苦和更累，那又怎么说？他们甚至不能享受知青的‘病退’和‘困退’的政策，没有招工和升学的优先待遇。”
韩少功认为知青那一代人过得并不好，“他们是被一些知识精英昨天认定必须赶下岗的人（为了效率），也是被同一批精英今天鼓吹必须闹上街的人（为了公平），是某种流行理论时厌时宠的那些影子”。对他们来说，谎言是必要的镇痛剂，谎言是另一种形式的真理。这时候我们看到韩少功一种很暧昧的态度：一方面，很多人觉得他不会光说知青年代的黑暗面，还看到光明面；另一方面，他并不是这么简单地做一种政治判断，更关注的是知青那一代人该怎样活下去，如何把自己像一格一格播放的电影般的人生说得完整而又有意思。中国的现实真的太复杂了，不是单单某一种意识形态就能解释清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