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端的特质不是唱反调，不是出偏锋，不是走极端，要我说，异端的特质是不苟同，是大慈悲。
陈丹青发表过一些对鲁迅的看法，比如说他样子如何好，等等。这次把品读鲁迅的文章集结成书，有了这本《笑谈大先生》。也许因为作者不是研究文学的人，所以看出了一些专业学者不太会留意的东西。比如，我们过去常常把鲁迅形容为某种斗士、战士，这类形象已经搞得很多年轻人不愿再去读鲁迅了。陈丹青强调，鲁迅在当时的民国文人里其实并不算勇敢壮烈，就拿当年体制内的一些人物，如国民党倚重的傅斯年来说，“傅斯年单独扳倒了民国年间两任行政院院长，他跟蒋介石同桌吃饭，总裁打招呼，他也不相让，居然以自己的脑袋来要挟，总裁也拿他无可奈何——这种事，鲁迅先生一件没干过，也不会去干，我们从来就没听说过鲁迅和哪位民国高干吃过饭”。
陈丹青认为鲁迅是一个很好玩的人，“唐弢五六十年代看见世面上把鲁迅弄成那副凶相、苦相，私下里对他外甥说，哎呀，鲁迅不是那个样子的。他说，譬如鲁迅跑来看唐弢，兴致好时，一进门就轻快地在地板上打旋子，一路转到桌子前，一屁股坐在桌面上，手里端支烟，嬉笑言谈”。
“唐弢还说，那时的打笔仗，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一本正经火气大，不过是一群文人你也讲讲，我也讲讲，夜里写了骂某人的文章，老先生隔天和那被骂的朋友酒席上互相说起，照样谈笑。”
这就是民国。当然有些文人交恶，从此不相往来，但大部分人虽然政治立场不同，看法意见相左，笔仗打得很凶，但他们又有某种跨越立场、派别、政治阵营的文人情谊在，文学的独立王国似乎是存在的。陈丹青说，我们这一代人要认识鲁迅其实相当困难，因为跟那个时代隔得太远。其实说远也不远，只有短短几十年，真正隔开我们的是现在这个社会以及这些年所经历的事。
“鲁迅青少年时期，中国有大清政府，有康梁乱党，有孙中山革命集团，有无数民间集社，有列国的殖民地”，“鲁迅在北京厦门广州上海时期，学界有前清遗老，有各省宿儒，有留日派、留英派、留美派、留德派等”，“鲁迅的同学、战友、论敌，有的是国民党要人，如蔡元培和陈仪；有的是共产党要人，像陈独秀与瞿秋白；有的既是国民党员又是共产党员，如郭沫若与田汉；有的既是学者教授又是党国重臣，如胡适之……”
陈丹青说：“鲁迅与他同代人的政治与文化版图，鲁迅与他敌友置身其间的言行空间，以我们这几代人同出于一个模子的生存体验，绝对不可能想象，不可能亲历，不可能分享鲁迅那代人具体而微的日常经验——当然，我们几代人共享齐天洪福，免于三座大山的压迫，免于乱世之苦，其代价，是我们对相对纷杂的社会形态，相对异样的生存选择，相对自主的成长经历，迹近生理上的无知。”
我记得自己二十多年前开始读鲁迅的时候，发现他有一种很特别的气质，跟过去人家说的那种印象完全不一样，不是什么火辣尖刻的讽刺，不是什么刚猛暴烈的热情，也不是什么心胸狭隘、疾恶如仇，是什么呢？是一种非常深沉的悲观，悲观到几近虚无黑暗的地步。
这种悲观是怎么回事呢？陈丹青在《鲁迅与死亡》里列出了15个鲁迅身边人的死亡名单：范爱农，30多岁死于溺水；陈师曾，47岁死于急病；刘和珍，20岁出头死于镇压；萧红，30岁出头死于肺痨；柔石，不到30岁死于死刑；瞿秋白，36岁死于死刑；郁达夫，不到50岁死于谋杀……
他列这一堆干吗呢？他发现鲁迅一生写过很多跟死亡有关的东西，鲁迅一生经历了那么多身边人不得好死的结局。他说，要了解鲁迅对死亡的看法，首先要了解他是个异端，异端“不是唱反调，不是出偏锋，不是走极端，要我说，异端的特质是不苟同，是大慈悲——鲁迅的不苟同，是不管旧朝新政、左右中间，他都有不同的说法和立场，而教科书单拣他‘左倾’的言论；鲁迅的大慈悲，说白了，就是看不得人杀人，而教科书单说他死难的朋友都是大烈士。鲁迅对历届政权从希冀、失望到绝望，从欢心、参与而背弃，就因他异端。而鲁迅的大诚恳，是他能超越不苟同与大慈悲，时常成为他自己的异端”。
“他所见证的死者一旦到了政权更替，个个成为烈士，但他洞见的死神并不区分不同时期、不同政权、不同原因的屠杀。我们若是细读鲁迅谈及的死亡——从秋瑾、邹容到徐锡麟，从刘和珍、柔石到瞿秋白——他每予‘烈士’二字以痛彻的怨责、热讽，以至无词。他痛惜人命无价，看破赴死不值；他从不书写就义的光荣，而竭力渲染漆黑的死亡。”
而书写死亡，陈丹青居然认为是鲁迅的灵感与快感，“从五四作家群中，我们很难找出哪一位像鲁迅那样，一再一再为死亡的意象所吸引。鲁迅自己知道吗？那是他的美学。我酷爱鲁迅的美学，可是这直书死亡的美学教会我：美学不是现实……”
陈丹青写到鲁迅的死，“因为病，也因为难以企及的任性。他长期沉迷于毁损健康的作息，拒绝休息，不肯疗养……我看他晚期的迹象种种简直索性是将自己弄到死：没有恐惧，没有遗恨，他显然愿意死于成熟透顶的绝望，死于大胆的自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