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激励勇敢精神，冯玉祥给作战勇猛，不怕死的士兵诸多奖励，包括越级提拔，还特别采取适应士兵农民式心态的给荣誉、给面子的作法，鼓励士兵奋勇向前。他给受伤多的官兵发荣誉标志，受伤一次佩戴一条红布，二次佩戴两条，余类推。节日聚餐，红布条戴得最多的士兵坐在最上首，没负过伤的军官则要负责为受过伤的士兵端茶上菜。
为提倡互济互助，冯玉祥不仅强调战时的互救，还特别要求下级军官爱护士兵，要学所谓耶稣为门徒的榜样，遵从以高待卑的道理，并严格禁止克扣军饷。他自己也常与士兵混在一起，同吃同住。吉鸿昌当兵时，一次同伴溺水，他虽不会水却率先下水救人，虽几被淹死，却得到了冯玉祥的特别赏识，名之曰“吉大胆。
此外，冯玉祥还能坚持过朴素的生活，率先吃苦耐劳，虽身为高官，手握重兵，却粗茶淡饭布衣葛被，一时传为美谈。
其三，熟人原则的统驭方略。
如果说冯玉祥的维系道德还多少有些洋味的活，那么他控制部众的方式却从里到外透着土气。冯玉祥的带兵特点就是一个字：“熟”，对部下的来历、人品、相貌以至性格习好都力求熟知掌握，提拔军官非熟不用。在他当团长时，全团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他都能叫上名字。对于有些人甚至能叫出小名，如凌云的小名“厚儿”，刘汝明的小名“呆子”等。因此冯玉祥日常见了他们不只呼大名，并且直呼其小名，这样不仅使部下有一种家人式的亲切感，而且每个人都觉得长官对他很重视，由此生出感激之情。当旅长时，每次招新兵他都要挨个过问，入伍后他还要挨个营房地走。与新兵拉家常、询问家中情况、个人习性，务必使“熟而后己”。使他的关怀尽可能地落到每个人头上，从而令他的军队“每一个人都是铁打的身，铁打的心性，而大家都象铁环箍着似的。”
这样做，既达到了熟悉部下，掌握情况，从而最有效地控制异动的目的，又可以制造一种亲切的家人气氛。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爸爸政策与妈妈政策并用”，使部下把他当做严父慈母，永远不生二心。
对于军官，冯玉祥一般采用从跟随他多年的士兵中逐级提拔的办法来解决。军官学校的学生在冯部是吃不开的，西北军的高级军官，大多为与冯昔年共过患难的人（如一同当兵，参加过滦州起义等）；一般中级军官，多为冯在左路备补军的老干部；一般初级军官，多为十六混成旅的“模范连”、“手枪队”的成员（时为1924年的情况），后来随着部队的扩充，以上差序有所改变，但基本上都是他亲手培植起来的“熟人”，知其情，熟其性。在他看来，“用人之道，以德为主，才为辅，才德兼全固好，其次有德无才者，才德尚可用者，有才无德者实难用。所以，从兵堆里拔起来的老粗，作事固无若何能力，惟 事尚能小心谨慎，亦不至有重大错误。”当然可以差遣，虽成事不足，但非常听话，至少败不了事。“至留学生优秀者固然很多，而恶劣者亦复不少，”关键他们不肯循规蹈矩，照旨办事，增加集团的不稳定因素，要想稳，用人就非得熟。
最后，我应该指出的是，冯玉祥虽带领他的部下受洗人教，但既不把自己打扮成具有非凡法力的神王，也不让士兵相信什么超自然的神力，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所信之教是天助自助者，决不是信上帝无所不能，自己毫不事事也，”他一生都在为自己、为他的集团、为民族探索光明前途，也确实作过不少好事，但是由于时代和他自身的局限，终其整个统兵的经历，基本上没有跳出军阀的窠臼，激昂的爱国爱民热忱也在其集团的大半生涯中为他所发动的内战所掩盖，这是冯玉祥的悲剧，也是多少有血性置身于军阀时代的军人的悲剧。
2、唐生智和他的“佛教军”
唐生智在军阀中算是晚辈，他原是湖南军阀赵恒惕的部下，在南北拉锯、派系复杂的三湘之地，他最终脱颖而出，从1923年底开始在湘南据地自雄，着力训练部队，积蓄力量，将队伍很快扩充到号称五万人枪，成为湘军中实力最大的一支部队。为加强对部队的控制，他拉过同学帮（保定系），求过哥老会，但自从结识了佛教密宗居士顾伯叙（法名净缘）之后，对于苦无善策以统驭人心的唐生智来说，不啻来了及时雨雪里炭，两人一拍即合；遂成知已。从此，他开始向顾虔心学佛，并力图用佛教对部队进行约束和精神教育。
1925年至1926年之交，唐生智偕顾和尚反复巡行防地，为他的官兵讲演佛法，阐发所谓的“佛学大纲”，劝告听众皈依佛法僧三宝，并到处张贴宣讲佛理的白话宣示。而后由唐生智下令，所有部下的官兵均须一体受戒。于是唐生智与顾和尚不辞劳苦地一个营一个团地为他的这帮惯于舞枪弄刀的军汉们受戒，所到之地大治佛堂，务使金碧辉煌钟钹齐鸣，全体官兵一律身披袈纱，合十顶礼，五体投地，由顾和尚摩顶传戒，一律成为佛教徒，每人发给“受戒证章”一枚，一面书“佛”字，一面注明所受五戒。形成了一支数万人的佛教军”。
唐生智对于佛教，有所谓“三身真义”说，即所谓：“清净为法身，慈悲为报身，忠义为应身。”意思是说，佛门弟子也就是指他的佛军）以恪守清净，断除七情六欲为根本，为自己的本体或实相，而由慈悲为怀享受报应，但最终前两者都要体现为忠义二字，因为所有活在尘世的佛教徒都要以忠义这种道德作为他们应世立身，普渡众生的现世相。唐生智的“三身真义”，是由佛教的“三身佛”的说法中取来的，所谓“三身佛”是说佛有三身，法身、报身，应身，法身为世法平等的实相，报身为久修功德而享受快乐的报应的形相，应身为佛为超脱众生丽变化出的各种各样现身于尘世的形相，而唐生智用三种抽象的道德条目来取三身，实际上把“三身论”的佛性降格世俗性，同时又把“忠义”突出起来，定为他们集团成员的所谓立世之本。使原本的儒家道德在宗教意义上更进了一层，带有神秘和神圣的意味。
以杀人为职业的军人和悲天悯人的佛教徒，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水火不相容的两同事，唐生智生生地将他们捏在一起，其用意无非是“溉世俗之浇漓”，于是乎“借天上佛法，以维持世道人心”，从而“深冀感化群黎，豁然觉悟，同登彼岸，共证前者。”用佛教教义济传统道德之穷，借释迦牟尼助他维系军心，固化群体，一方面以佛理掺进传统道德，作为集团的精神支柱；二方面借佛教戒律的约束力来收拢士卒；三方面利用大开法会时仪式的庄严，气氛的静肃，偶象的金碧辉煌，这到某种心灵震慑的效果。
唐生智之所以不伦不类地找到佛教这种思想武器，固然是佛教在中国二千余年的传播并深入民间的巨大影响，同时也由于当时“湘中佛学盛行，军政各界加入者甚伙”的局部气候所致。湖南自民国以来一直是南北冲突，军阀混战的主战场，战祸连结，天灾继之，人民之痛苦程度较之其他地区尤烈，佛教作为“苦难”的精神解脱，一时广为流行，以致军阀欲维系军心，也相率利用之。在唐生智大传其戒的同时，他名义上的主公也不惜花费巨资宴请白喇嘛入湘开金光明大法会，演成一场斗法丑剧。然而，军阀本身就是造成这种不正常的宗教流行的根源，他们信仰和利用佛教，本身就是对佛教的最大嘲弄。
Ⅴ 迷信——刘湘与孙殿英
在军阀中还存在有这样一类，他们对新学旧学均无所习，他们的集团所处的环境也极为闭塞，人员素质也非常低下，因此他们看中了流行于民间几百年的秘密宗教，迎合士兵愚昧落后的心态，借巫觋神怪的魔力，为自己蒙上一层神秘的光晕，使兵士由恐惧而盲从，这里，我可以举两个例子加以说明。
1、刘湘与“孔孟道”
“孔孟道”是会道门 一种，属于所谓揉合儒释道三教的一贯道系统的一个分支。下面我们就论述它与四川军阀刘湘的关系。
刘湘在四川军阀中，从外表上看是比较拙讷的一个，据说他以倒数第一的成绩考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毕业也是靠老师的特别照顾，但是他的内心却有很深的城府，颇工于心计，他利用川中颇有点名气的刘神仙和“孔孟道”作为他维系集团的工具，是他在四川军阀混战中脱颖而出，建立四川霸业的重要因素之一。
刘神仙名刘从云，四川荣县人，清末参加“一贯先天道”，初以卜星相测为生，多年的江湖生涯使得他既熟悉流行巴蜀的民间宗教的教义和巫觋之术，又十分狡诈和老谋深算。他在二十年代初搞起“孔孟道”，到1925年已有道徒万余人，远近闻名。刘湘就是在这时经人介绍人了“孔孟道”，两人一见便成契交，刘从云从此成了刘湘部的头号军师。随后，刘湘部营长以上的军官百分之九十都入了道。刘从云一方面利用各地的道徒为刘湘作耳目，由此策划军机；另一方面用他首创的这个道门为刘湘收拢人心。在刘湘军中，自从刘从云来了以后，每逢阴历初一、十五，就先后在唐式遵、潘文华（两人均为刘湘部师长）家里讲道，有时刘从云讲，也有时是刘湘拿着王阳明的书照本宣科。遇有战争，辄请刘神仙扶乩请神，以定吉凶。
不仅如此，刘神仙还利用道术为刘湘培训军官，建立“神军”。他曾招过一个“百子训练班”，术科用“神灵附体”的方式教授白刃战。在“百子训练班”的基础上，刘神仙下令孔孟道的各“通部”（分支）召集青年教徒，并募捐钱款，以百子训练班的学员作下级军官，以募集来的钱购来大批枪械，成立号称刘湘水陆空神四军之一的“神军”，对外号称“模范师”，师长由刘湘自兼，实际上成为刘的骨干力量，自入孔孟道之后，刘湘对刘从云可谓言听计从，刘从云也为刘湘出了大力，甚至在1934年刘湘受命“围剿”我川陕苏区时，为乞神灵保佑，激励士气，蒙骗士兵，对军事一窍不通的刘神仙竟当上了“围剿军”的总指挥。
刘湘之所以看中刘神仙和他的“孔孟道”，除了刘神仙机智狡诈，道徒众多、广有耳目，可以为他称霸川中助臂外，就是孔孟道本身是一种掺合了大量儒家思想及游民意识，并充斥了民间巫觋符篆行为的秘密宗教，其宗教迷信思想可以帮助他凝结人心，而大量的抉战请仙，喝符蛊咒的巫术诡道，可以威赫和蒙骗落后愚昧的川地士兵，起到安定军心的作用。
然而，这种极度愚昧落后的维系意识，其维系军心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一旦碰到了根本不信邪的红军，以往神通广大，每卜必灵的神仙居然一筹莫展。随着刘神仙指挥的对我第四方面军的六路围攻的惨败，“孔孟道”就此一蹶不振。
2、孙殿英与“庙会道”
一个“赌棍”出身的三流小军阀孙殿英，虽说在军阀中只能排上重孙子辈，但此人在中国历史上却有与他地位不相称的“名气”，不仅因为他是中原有名的贩毒大王，而且还因为他干了一件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盗墓案，把西太后的东陵洗劫一空。
虽说此人从来就没有过多少兵，但是他也有一套鬼里鬼气的维系方法，他直接抓来豫西一带流行民间教门“庙会道”，搞成了一支彻头彻尾的“神军”。
“庙会道”的规矩，收徒、治病和问事，都要摆香堂，香堂上挂着荒诞不经的咒语，供桌上陈列供品，道徒焚香燃烛，行跪拜礼，礼毕，“老师”即道首端坐桌旁，由另一人代神发话，道徒管他叫作“口”，“口”必须佯作神仙附体，然后说出的都是神的旨意。类似于巫婆神汉的跳神。孙殿英是豫西人，他很清楚庙会道的影响及蛊惑人心的能力，所以他在拉队伍成为小军阀的同时，也入道成了“老师”，委派军官、招兵、办事、处置叛逆都由“口”来进行，以假托神意。所有非道徒的官兵，必须宣誓入道，念诵所谓实心向道，绝不虚情假意、欺师灭祖、不遵佛规，否则天打五雷轰之类的咒语式的“誓词”，然后摆香案请示“神”是否允诺。
不仅如此，孙军行军打仗，总带着一把宝剑和一柄拂尘，玩出一个神托梦赐剑和拂尘的把戏，让部下相信这两件东西为神所赐，具有法力，平时由黄缎子包裹，由两个贴身亲信背负，有事就拿出来焚香拜视一番，挥舞几下，以指挥士兵冲杀，由于孙殿英的基本队伍多半来自落后的封闭的豫西农村，所以他这一套蒙人的把戏有时还能顶些用场。由于他的军队各级军官与道中的职位相互重叠，士兵基本是道徒，平时和战时都有神仙掺合其间，所以他的军队堪称比刘湘部还要彻底的“神军”。
与其他军阀对待手中的维系工具的态度一样，迷信型的军阀不能说没有几分迷信，但他们对待这些乌七八糟的教门主要还是利用，绝非象不少士兵那样真诚地迷信它们，刘湘曾把他找个“神仙”与别人讨小老婆相比；而孙殿英掘人坟墓也并不在乎西太后的鬼魂的作祟。只要利益相关，任何神圣之物都可以轻意地抛开，军阀们的维系意识，就是这样一种缺乏虔念，充满功利意味的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