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历史与现实的畸形产儿
在近代，历史与现实作为军阀的双重父母，各自赋予它不同的秉赋。先祖的基因必须通过时代的律动才能得以表达。近代军阀的发生、发展与消亡是与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三种历史进程相始终的，即：中国传统封建秩序走向崩溃的过程；西方资本主义在中国推行殖民化的过程；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作为军阀集团的维系意识，自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与上述三种过程有关的思想意识的制约和影响：走向没落但依然盘根错节的传统思想；由于统治秩序紊乱而“合法化”的游民意识；伴随文化冲突而涌入的西方文化思潮和要素，军阀集团维系意识在这三股意识干流的撞击中泛起自己的水花。
1、传统意识的滞留
鉴于中国传统社会宗法血缘纽带的强固，任何层面的社会群体都是以家庭或家族为基点和归宿，父家长制的模式几乎适用于任何社会控制层次，个人奋斗大都沿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路行进。这一方面使中国人的国家观、社会观带有浓重的家族伦理色彩，另一方面也使各种形式的社会群体的维系意识都成为以宗法制度为归依的封建纲常体系的派生物。
我们一般称军阀为封建军阀，从思想意识的角度，就是说在他们整个思想体系中，封建纲常礼教起了主干作用，甚至可以说，这些军阀本身就是中国伦理型文化的产物。尽管传统在西学面前碰了壁，他们依然自觉不自觉地习惯于用祖宗法宝来维系军队。尽管军阀首领中不乏目不识丁的老粗，各集团成员中也没有多少受过正规的传统教育，然而，儒学作为传统文化的底色，纲常伦理道德深入人心的秘密在于它已经成为整个民族文化的心理的一种集体无意识，人们对传统的接受，不仅在于正统的经学研读和学校教育这种大渠道灌输，而更为普遍的是旧戏、说唱等小渠道教育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戏台上，鼓词里忠臣孝子，义夫节妇的形象，往往较刻板的伦理说教更能动人心魂。因此，肉食者热衷于忠孝节义，糠食者也习惯于节义忠孝。袁世凯祭孔，孙传芳投壶，连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兵、多少钱和多少姨太太的张宗昌也会大刻《十三经》，其余大大小小的军阀无一例外地张口五常闭嘴八德。使集团成员的头脑在愚忠的题目F僵化固化，是全体军阀孜孜以求的目标。
当然，象历代王朝的统治者一样，在把纲常礼教挂在嘴边的同时，并没有脱掉释道两教的影响，在军阀的维系思想库中，传统所有的法宝均有一席之地，湖南军阀赵恒惕会开“人力已竭求诸佛法”的金光明大法会，唐生智则有一支受戒的“佛教军”
然而，近代军阀毕竟生活在近代，时代不仅使他们对待传统伦理的态度具有更多的功利实用气味，而且在他们继承的传统思想亡也烙下了自己的印记，由于清亡以后，整个统治阶级已经支离破碎，统治中心呈现出一种物理上所谓的“失重”状态，用吴佩孚的话来说叫做“五伦”缺了“一伦”。所以军阀们的纲常礼教往往缺乏整体色彩，即只强调伦理体系中的忠孝之义而置公私之义于不顾。这一点，就近代而言，曾国藩为始作俑者，湘军的建制，因将设营，将去营裁，每级建制交由负责长官招募忠于自己的官兵。袁世凯对此进行了理论化建树，在小站练兵时即把所谓的“忠国，爱民、亲上、死上”四义混为一谈，用偷换概念的办法使他与“国”合二而一，忠于他就等于忠于国。没有一个军阀肯为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而牺牲他个人的利益，所有人都只强调下属对他个人的效忠，而对他名义或实际上的上司对其手下的越级干预都怀有极大的敌意。对军阀来说，来自敌对营垒的威胁与来自同一阵线别一派系的威胁同样可怕。与护国军作战的袁氏嫡系武力曹锟会拥兵自重，眼看着他主公的事业瓦解。跟红军对峙的国民党地方军阀也能与红军达成默契，互不侵犯。
历史与现实的互动在军阀的传统性格上的最大影响是造成了意识结构上的内在危机，除极少数外，军阀无不希冀一温帝王梦，然而却都把自己装扮成共和制度的誓死捍卫者甚至“再造者”。明明是三纲五常的封建说教，却偏偏要冠以时尚的口号和“主义”，这种意识上表层和内蕴的分裂，标志着军阀心中的传统意识已经无可奈何地出现了时代性扭曲。
2、游民意识的渗透
游民是农业落后、工商业不发达的封建社会的一大社会赘疣。地主的兼并，封建国家的掠夺与压迫，人口增长的压力，土地的贫瘠化，使周期性震荡的封建社会始终保持着周期性涨落的游民人口。这样一个游民阶层的存在，可以说一直是威胁封建秩序的异己势力。游民虽然是一个不稳定的阶层，迫于官方的压力和生存的需要，也产生了某些与社会主体意识相悖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如宗教上的罗祖崇拜、无生老母崇拜；憎恶现实的“劫变”观念，甚至将所谓的“现在佛”如来斥之为“人面兽心”；强调互助和蔑视纲纪的义气等等。
明清以来，随着秘密教门的兴盛，地下帮会的发达，和一定数量的失意知识分子的参预，游民队伍的组织化程度渐趋提高，游民意识也渐趋理论化和文字化，清亡前后，随着统治秩序的瓦解，大批游民涌人军队，帮会和绿林“豪杰”被推上了政治舞台，某些著名的惯匪甚至成了执全国政局牛耳的人物，所谓南有干帅（陆荣廷）北有雨帅（张作霖）并为一时之雄。西北的“洪门”，西南的“袍哥”，长江中下游的“哥老会”，江浙一带“青帮”都对军阀有相当的渗透，不少军阀重要成员都是帮会的骨干，有的甚至在军队中公开地大散海底，讲说家法，广收门徒。流行于北方数省的不少民间宗教，也随着军阀的招兵买马而流入了军队。在这种“黑社会”合法化，社会沉渣泛起的情形下，游民意识不可避免地要渗透到军阀的维系意识之中。
游民意识最普遍、最常见的是：“忠义”和“侠义”观念，前者是团体（帮会堂口、绿林山头）内部的主要原则，后者是团体对外的主要原则（至少是以此相标榜），两者的中心是个“义”字，洪门忠义堂的堂联就是“非亲有义须当敬” “义”的关键在结盟，即“金兰结义”，帮会特别尊崇关羽，着眼点也在于“桃源结义”，“义气重似海”，这显然是对血缘纽带的某种超脱，不义意味着背叛，对于长期处于非法状态的黑社会来说是一种致命的伤害，所以为同人所深恶痛绝。这种“义”显然与传统的伦理道德体系的“义”有别，后者主要强调公私大义，义服从于忠，具有封建理性色彩，而前者主要是私义，掺杂以“情”的成份，“是友无情切莫交”对帮会来说义与忠相联的时候意味着对同伴的忠实、不相欺，失了脚不出卖兄弟； 义与侠相联则意味着行事正当（合于江湖规矩）和抱打不平及对钱财的轻蔑。
可以说，这种江湖上的“义”意识，已经多少影响到了军阀的行为准则，军阀集团内部重要成员与首领之间除效忠关系而外往往还有结盟（结拜）关系，彼此联系在很大程度上要靠所谓的信义与情感，一个比较特别的事实是，北洋军阀之间的战争，胜者往往不对负方作穷寇之追。战场上尽可以打得你死我活，但于对方的家眷和财产却很少触动，战败后片甲不存的军阀，也会得到对方的优礼。可以说，这种貌似绅士风度的作派来自于游民意识的侠义观念，因为毕竟彼此过去同属一个“北洋团体”，彼此的“优容”可以解释为既是做给外部也是做给内部看的一种把戏，以显其仗义和宽厚，如此说来，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直皖战前小徐（徐树铮，皖系谋主）诱杀了北洋旧将陆建章，会引起北洋军阀的普遍不满，以致成为皖系战败的一个筹码，因为这种行为的本身无论是目的还是手段，都显得那么不够“侠义”。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军阀意识中掺杂有不少游民意识的成份，但游民意识在传统社会毕竟是一种非主流意识，对多数军阀而言，游民意识仅仅是一种程度不等的影响因素，少数军阀的游民意识的色调虽然重些，但随着角色身份的变化，也逐渐淡化而最终实现儒化。
3、欧化意识的波及
西方文化对军阀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是鸦片战争以来的西学东渐，西方各种文化思潮经各种渠道输入中国，其中某些与中国人的民族自省心理契合，成为一时的流行思潮，自然或多或少地会对军阀发生影响。二是作为西方文化的一个层次，基督教随着殖民化的深入在中国传播（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及新教各派）特别是义和团运动后，基督教由于自身“孔子加耶稣”的“本色化”变形，有了长足的发展，甚至在许多边远地区出现传教士的踪迹，据统计，到1918年，仅天主教徒就达190万之多。由于基督教本身具有的凝聚人群的功能和浅层文化天然的普遍性特点，基督教从形式到内容都对军阀起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西方近代思潮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军国主义、国家主义的涌入，对军阀陈腐发霉的思想体系产生了冲击性的影响，而大批学军事的留学生（主要是留日学生）加上更大数量的国内新式军事学校（堂）的学生，则给这些思潮提供了精神载体，军阀部队的干部构成，这些人员占了很大比重。说也奇怪，军阀冥顽不灵的头脑，对西方优秀的文化成果，一向方枘圆凿格格不入，而于某些偏执的极端主义货色，却有灵犀一点，一拍即合，无论是军国主义、国家主义还是后来的法西斯主义，都是军阀热衷引进的对象。
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在西方不怎么高明的学说，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在唤起国人自强自救意识方面曾起过很积极的作用，但是它对军阀政治的影响却存在另一面，即对强力的崇拜，对武力的迷信，对弱肉强食正中下怀的称道，由醒狮派宣传的国家主义，也在特定时期成了某些军阀维系军心，对抗革命的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工具。孙传芳曾利用国家主义组织“三爱党”（爱国家、爱人民、爱敌人）。唐继尧也在云南组织国家主义色彩的“民治党”，开办三月一期的“民治学院”，组织编写《国家主义十讲》，出版宣传国家主义的《滇事旬刊》。一度流行于德日的军国主义思潮及德日奉行的军国主义政策，则为山西王阎锡山奉为至宝，竭力效法日本的村政与警察制度，把山西搞成了一个大兵营。
鉴于基督教的影响和团体凝聚力，一直在北洋营垒中处于特殊地位的冯玉祥，直接撷取基督教教义的某些利于他的成份，并利用宗教本身联络、聚合人群的形式。让耶稣基督为他维系军心，博得了“基督将军”的美名，蒋介石则更加乖巧，奉信基督教成了他取悦西方国家和联络国内欧化阶层的手段与招牌。
有时，西方思潮对军阀政治的影响还会表现在这样一些场景，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西学的输入与爱国浪潮的高涨交织在一起，某些较为敏感的军阀总能喊出一些时髦的，口号以争取军心和民心。如阎锡山就一贯认为“新能存在，旧必灭亡”。因此总是随时代风云的变幻，相应地打出一些“主义”和“旗帜”，以示“进步”和趋时，吴佩孚尽管满脑子“仁义道德”，但也曾起劲地高喊“德谟克里特”以至“劳工神圣”，从而在与皖系的斗争中争得若干人心的筹码。
应该指出的是，军阀对西方文化的接受是极为有限和相当浅层次的，比起他们的封建根基来，西方文化的影响就显得微不足道了，纵使是“西化”较深满嘴新词的阎锡山，也最多达到中体西用的水平，并没有超出前辈张之洞的窠臼，近代军阀说到底还是封建军阀。
Ⅱ “炮灰”的追求
从社会学角度，如果把军阀集团视作一种社会群体的话，那么士兵（包括下级军官）就是其中一个面目不同和被动的亚群，他们对整个群体的目标麻木不仁，可又身为实现这种目标的主要工具，他们与大群体的联系是松散的，可是将他们束缚在军阀战车上的力量却有他们自身情愿的成份，士兵群的精神面貌和思想素质不知不觉在制约着军阀上层的维系方式和统治思想，对施政受体的适应，成为军阀政治中教化欺骗的主要表征。
1、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与士兵成份
西方资本主义的全面入侵与国内封建势力的剥削压榨，造成了中国农村的普遍破产。军阀割据，累年内战，兵匪之祸连结，天人灾相继，更加剧了农村破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村的社会结构出现了畸形的病变。
首先，农村的生产与生活结构出现了变化。随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深化，中国农村传统的自然经济的解体逐年加剧，农业生产日甚一日地被拖入殖民化的商品经济轨道，农民愈来愈多地从事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原料的棉、麻、丝、桐油，大豆等项产品的生产。农村生活的商品化程度也随之提高，据1921-1925年全国7省17处调查，农村家庭的全部生活资料约有1／3是购买的，全部农产品约有一半是出卖的。中国农民在殖民性的商品经济模式里，身受国际资本与国内中间商及封建势力的多重盘剥，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足以使他们破产失业，流离失所。
其次，农村的阶级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商品化的结果，不仅没有导致财富的增加，却造成了农村普遍的贫困化，据1934年全国14个地区的调查，农家平均年收入超过最低生活线的只有三个地区。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农户欠债；农村贫困化的直接后果就是自耕农的数量急剧减少，佃农和雇农增加，土地迅速向少数人手中转移，农村中的中等富裕户也大有减少的趋势。农村地主阶级自身结构也有所变化，与军阀有关的带枪地主兴盛起来，取代文人型的“绅士”成为农村的实际统治者，旧文人地主或者开始武化或者没落，四川由军阀、团阀和高利贷者构成的新地主，虽然人数上与旧地主相差无几，但却占有87%以上的耕地，而旧地主所占耕地的比重超不过10%。这些新地主，有的是军阀的代理人和其亲族，有的则是“在地方上办团防，带三、五十条杂色枪只，参加过几回小内战，于是成为军官，到后又在大小兼并情形中被消灭，或被胁襄出去，军队一散，捞一把不义之财回家来纳福，在乡里称支队长、司令官，于同族包庇点小案件，调排调排人事，成为当地土豪的”暴发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