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六年前联邦调查局试图揭穿他的真面目以来，德克斯特已经决定没有必要进行面对面的会谈。不仅如此，他还设立了几条防线以隐藏自己的地点和身份。
其中一个措施是，他在纽约有一套一居室小公寓，但不在布朗克斯区——那里也许会被人认出来。他是连家具一起租赁的，每季度准时付房租，而且总是付现金。这样，不管他住不住在那里都没有引起官方的任何注意。
他的手机只使用那种按通话次数计算话费的SIM卡。这种SIM卡他买了很多，每用一次就扔进东河里。只要打手机时是在路上，保持通话简短，并在通话结束后就扔掉SIM卡，即使是国家安全局，其技术设备能窃听通话并追溯发话源头，也无法查明这些用完就扔掉的SIM卡是什么人购买的，而且也无法向警方指明通话的地点。
另一个手段是老式的公用电话亭。从一个话亭里拨打的号码，当然是可被追踪到的；但这种电话亭有几百万个，除非某一个或某一排特定的电话亭受到了怀疑，否则很难去窃听会话，确定发话人就是要追捕的人，追踪到发话地点，并及时把一辆警车派到那里去。
最后，他还使用名声不好的美国邮政系统，给他的信件会寄到纽约市内离他的公寓相隔两个街区，由一个遵纪守法的韩国人经营的一家水果蔬菜商店的信箱里。一旦这份邮件或这家商店受到了怀疑或监视，这种方法是没有防护措施的，但这种可能性极小。
他拨打了杂志里那条启事附的手机号。他是用自己手机的一次性SIM卡拨打的，并且驾车去了很远的新泽西州农村地区。
史蒂夫·埃德蒙毫不犹豫地亮明了自己的身份，并用五句话说明了在他外孙身上发生的事情。复仇者谢过他后挂断了电话。
美国有好几家很大的剪报图书馆，其中最著名的由《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所办。他选了后一个，去了它在纽约的数据库，并支付了现金。
有许多资料可以确认史蒂夫·埃德蒙的身份，还有两篇文章介绍了几年前他的外孙作为一名援助工作者在波黑失踪的事件。这都是《加拿大星报》报道的。看来这位求助者是真实的。
德克斯特再次打电话给那个加拿大人，并口述了他的条件：一笔数目可观的行动经费，一笔预付金，以及把季利奇成功交付美国司法机关的奖金。第三笔费用如果行动失败则免予支付。
“这对于一个我没见过面，而且显然不会见面的人来说，可是一大笔钱呢。你可以拿上它然后蒸发。”加拿大人说。
“那么您，先生，可以返回去找美国政府。我假定您已经去过了。”
电话的另一头一阵停顿。
“好吧，我把钱汇到哪里呢？”
德克斯特给了他一个开曼群岛的银行账号和一个纽约的邮政地址。“把钱汇到银行账户上，把其他详细资料寄到邮政地址。”他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加勒比海开曼群岛的那家银行将通过其内部的电脑系统从十几个不同的账户里汇集款项，并在纽约的一家银行里开立一个记贷账户。该账户的受益人是一位荷兰公民，他可以出示一本完美的荷兰护照从而证明自己的身份。
三天后，一份厚厚的邮件寄到了布鲁克林区的韩国人水果店，由收信人阿米塔奇先生收取了。信封里装着私家侦探在一九九五年和二〇〇一年春天的详细报告，以及米兰·拉耶克的证词。美国各情报机关都没有向这位加拿大人出示过关于佐兰·季利奇的任何档案材料，所以他对那个人的认识是相当模糊的。最糟糕的是没有照片。
德克斯特去了新闻媒体资料室，这是如今查阅最近历史的主要途径。任何引起过注意的事件和人物，一般都会有媒体记者去报道，一般都会拍照。但佐兰·季利奇差不多逃过了所有新闻记者。
与喜欢张扬、爱出风头的泽利科·拉茨纳托维奇不同，佐兰·季利奇讨厌拍照。他显然极力回避任何公开场合。这方面，他类似于某些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如人称阿布·尼达尔的萨布里·阿尔巴纳。
德克斯特在《新闻周刊》里查到了波黑内战的一篇特写报道，报道描述了塞尔维亚的所有军阀，对于季利奇只是匆匆提过几次，很可能是缺乏材料。
有一张照片，显示的是季利奇在某个鸡尾酒会上，显然经过剪切和放大，因此有些模糊不清。另一张照片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由贝尔格莱德警方档案提供，显然是回顾贝市泽姆恩街区黑帮时代。仅靠这两张照片，不管是少年还是成年的季利奇，如果在街上擦肩而过，德克斯特都没法认出这就是他要寻找的对象。
那个被称为私家侦探的英国人，提到了贝尔格莱德的一个私家调查机构。现在已经是战后，米洛舍维奇早已倒台。南斯拉夫的首都——季利奇出生、长大并且由此消失的地方——似乎就是调查应当开始之处。德克斯特从纽约飞到维也纳，然后转机抵达贝尔格莱德，并登记住进了凯悦酒店。从他的十楼房间的窗户望下去，眼底下是这座千疮百孔的巴尔干城市。在近一公里远处，他可以看到拉茨纳托维奇在大堂里被枪杀的那个酒店，尽管当时有一群保镖簇拥着。
一辆出租车把他载到了那个叫钱德勒的私家调查机构，主人仍是那个想当菲力普·马洛的德拉根·斯托伊奇。德克斯特假称在为《纽约客》杂志撰写一篇关于拉茨纳托维奇的一万字小传。斯托伊奇点点头。
“人人都知道他。娶了一个流行歌手，一个妖艳的女子。那么你想从我这里了解些什么呢？”
“实际上这方面我所需要的情况基本上已经足够了，”德克斯特说，现在他的美国护照上的名字是阿尔弗雷德·巴尼斯。“但我还是想提一下我的第二个想法。在贝尔格莱德黑社会，有一个与拉茨纳托维奇同时代的人，名叫佐兰·季利奇。”
斯托伊奇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
“这可是一件棘手的工作，”他说。“他从来不喜欢接受采访，不喜欢被拍照，甚至不喜欢谈论自己。胆敢刺探过他、让他坐立不安的人……已经被‘走访’过了。关于他的资料不是很多。”
“这我明白。那么贝尔格莱德市内最主要的剪报材料机构是哪一家？”
“这没问题。确实有一个，它的名字叫VIP，在弗拉察尔有一间办公室，总编辑是斯拉夫科·马尔科维奇。”
德克斯特站起身来。
“你就问这些？”自称是巴尔干地区的马洛的斯托伊奇问道，“很难开发票呢。”
美国人取出一张一百美元的纸币，放在了写字台上：“每条信息都有一个价格，斯托伊奇先生，即使只是一个名字和地址。”
另一辆出租车把他带到了VIP剪报机构。马尔科维奇先生正在吃中饭，因此德克斯特找到一家咖啡店，吃了一顿简单的午餐并喝了一杯当地的红葡萄酒，一直等到他回来。
马尔科维奇先生如同刚才那位侦探一样悲观。但他还是在办公室的电脑数据库里查阅了一下，看看存有什么资料。
“有一条，”他说，“是英语的。”
就是《新闻周刊》里那篇关于波黑内战的专题报道。
“就这个？”德克斯特询问，“这个人可是很厉害、很重要、很有名气的。肯定有他的一些痕迹吧？”
“问题就在这里，”马尔科维奇说，“他确实是这么一个人，而且还很残忍。这在米洛舍维奇时期是没有争议的。他似乎在离去之前抹去了关于他的每一份记录，警方记录、法院记录、国立电视台、新闻媒体等等。家庭、学校同学、以前的同事，没人愿意谈论他，都受到了警告。先生，这个人就是这么厉害。”
“你是否记得，最后一次有人试图要报道他是什么时候？”
马尔科维奇想了一会儿。
“你提醒我了，我听说有人曾经尝试过，但结果一无所获。在米洛舍维奇倒台，季利奇消失之后，有人试图要写一篇报道。好像被取消了。”
“是谁呢？”
“我的消息源说是贝尔格莱德当地的一份杂志，叫‘OGLEDALO’，意思是《明镜》。”
《明镜》杂志依然存在着，其编辑依然是乌克·科贝奇。那天是付印日，但他还是同意抽出几分钟时间接待这个美国人。当他听到询问内容时，他失去了热情。
“那个该死的人，”他说，“我希望我永远没有听说过他。”
“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的一位年轻的自由撰稿记者。很好的小伙子，敏锐、热切，想找一份领月薪的正式工作。当时我没有空缺的位子，但他恳求给他一次机会。所以我布置给他一项任务。他叫彼得罗维奇，斯兰奇科·彼得罗维奇。才二十二岁，可怜的孩子。”
“他怎么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