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的是孟鸿先生的本国语言——越南语。
在那家地下餐厅角落里的一张餐桌边，德克斯特检查了柬埔寨人的护照和身份证。
“这些证件已经由西方几位最优秀的专家检验过了，是真实的。你是怎么弄到它们的？”
这位难民看着他娇小的妻子。
“是她制作的。她是义族人。”
越南有一个叫义的宗族，几个世纪以来，顺化地区的学者大都是出自这个宗族。他们有一项历代相传的书法专长，曾为皇帝撰写宫廷文书。
到了现代，尤其是一九四五年开始抗法战争后，他们绝对耐心、细致和令人惊异的制图术，让世界上最高明的伪造证件者相形见绌。
这位戴着瓶底眼镜的小个子妇女因长期的战争而损失了视力，她曾俯伏在一个地下工作室里制作通行证和身份证。这些证件是如此完美，越共特工可以拿着它们随意地进出南越的每一座城市，从来没被抓住过。
加尔文·德克斯特把护照和身份证递了回去。
“那么，你到底是什么人，你为什么来这里？”
妻子开始轻声哭泣，她的丈夫握住了她的手。
“我的名字叫阮文镇，”他说，“我来这里，是因为我是逃出来的。至少这部分是真实的。我在越南的一个集中营里被关了三年。”
“那为什么要假装是柬埔寨人？美国已经接受了在那场战争中曾与我们一起战斗的许多南越人。”
“因为我曾经是越共的一名少校。”
德克斯特缓慢地点点头。
“这也许会是一个问题，”他承认道，“告诉我，把一切都告诉我。”
“我生于一九三〇年，在最南方靠近柬埔寨边境的地方。所以我懂一点高棉语。我的家庭并不信仰共产主义，我父亲是一个忠诚的民族主义者。他希望看到我们的国家摆脱法国的殖民统治。他用这种思想教育和抚养我长大。”
“这方面我看不出有什么问题。那为什么转向共产党了？”
“那是我的问题。也是为什么我进了集中营的原因。其实我不是共产党。我假装是。”
“说下去。”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我是在法国人的教育体系中成长的，尽管我渴望在长大后要为独立而奋斗。一九四二年，日本人来了，把法国人赶了出去，虽然维希政府的法国实际上也是与法西斯站在一边的。于是我们转而抗击日本人。”
“领导抵抗运动的是以胡志明为首的共产党人。他们比那些民族主义者更高效、更老练、更残酷无情。这时许多人改变了立场，但我父亲没有。一九四五年日本人败走后，胡志明成了民族英雄。当时我十五岁，已经参加了抵抗运动。后来，法国人回来了。”
“然后就是九年的战争。胡志明和共产党的‘明越’抵抗运动吸纳了所有的其他抵抗力量。任何反对的人都被清除掉了。我也参加了那场战争。一九五四年，法国人在奠边府被打败时，我也是搬运大炮上山的人海中的一员。然后是《日内瓦协定》，一个新的灾难。我的祖国被划分为北方和南方两个部分。”
“你重新参战了？”
“没有立即参战。有一段短时间的和平。我们期待着协定所规定的全民公决。但全民公决取消了，因为南方的吴庭艳政权知道他们会失败。于是我们重新拿起了枪杆。当时的选项，只有南方令人厌恶的吴庭艳及其腐败的政权，以及北方的胡志明和甲将军。我曾经在甲将军手下战斗过，像崇拜英雄般地崇拜他。所以我选择了共产党。”
“那时候你还是单身吗？”
“不，我已经娶了我的第一任妻子。我们有过三个孩子。”
“他们还在吗？”
“不，全都死了。”
“病死的？”
“B-52炸死的。”
“说下去。”
“第一批美国人来了。是肯尼迪派来的，说是来当顾问。但对我们来说，吴庭艳政权只不过是另一个傀儡政府，跟以前日本人、法国人扶植的政权一样。所以，我的半个祖国又一次被外国人占领了。我回到丛林里参加战斗。”
“那是什么时候？”
“一九六三年。”
“又是十年？”
“又是十年。当这场战争结束时，我已经四十二岁了。我已经像动物般地生活了半辈子，遭受着饥饿、疾病、恐惧和经常性的死亡威胁。”
“但一九七二年以后，你们应该已经获胜了。”德克斯特说。那越南人摇摇头。
“你们不明白一九六八年胡志明死后发生了什么事。党和政府落到了不同的人手中。我们许多人仍在为一个我们理想中的国家而战斗，一个能有一些宽容的国家。从胡志明那里接过班的人可没有这种意愿。一个又一个爱国者被逮捕处决了。当权的人是黎笋和黎德寿。他们根本没有胡志明那种把人们团结起来的内在力量。他们用杀人的方式来巩固他们的统治地位。秘密警察的权力迅速膨胀。你还记得‘春节攻势’吗？”
“记得太清楚了。”
“你们美国人还以为这是我们的一次胜利。其实不然。它是河内精心设计出来的，是黎笋指使的，又归咎于甲将军。这次行动是直接针对越共的。这摧毁了我们，这就是它的用意。我们有四万名优秀干部死于这次自杀一般的行动。其中包括南方所有推举上来的领导人。除掉他们之后，河内取得了最高统治权。新年过后，北越军队控制了全国，赢得了胜利。我是南方民族主义者的最后一批幸存者之一。我希望的是一个自由统一的国家；不错，但我还希望有文化自由，私有经济成分，农民拥有土地。结果这是一个错误。”
“发生了什么？”
“一九七五年最终征服南方后，真正的迫害开始了。先是华人，两百万华侨被剥夺了所有财产，要么被送去劳改，要么被驱逐出境。还有船民也遭到了同样的迫害。我表示反对，说这样不行。然后持不同政见的越南人也开始遭迫害。有二十万人被关进了集中营，主要是南方人。一九七五年底，公安，也就是秘密警察，来抓我了。我写了太多的意见信，他们说我做的一切已被检举揭发了。他们不喜欢我那么做。”
“怎么处置你的？”
“三年集中营，接受‘再教育’。此后又是三年的日常监视。我被送进了河西省的一座集中营，离河内大约六十公里。他们总是把你送到远离家乡的地方，防止逃跑。”
“但你还是逃跑了？”
“是我妻子安排的。她确实是一名护士，也是一个证件伪造者。在那几年的和平时期，我也确实是一名校长。我们是在集中营里相遇的。当时她在医务室工作，我患了双腿脓肿。我们交谈了，我们相爱了。你能想象吗？我们这种年纪。她把我从那里弄了出来。她私藏了一些金条，没被没收，我们就是用这些金条买了船票。后来的事你全都知道了。”
“你认为我会相信你吗？”德克斯特问道。
“你会说我们的语言。你去过那里？”
“是的，我去过。”
“去打仗？”
“是的。”
“那么，我以一个战士的身份对另一个战士说一句话，当你看见失败的时候就应该认识到失败。你应该知道如何判断摆在你眼前的事实。我们走吧？”
“你打算去哪里？”
“当然是回到移民局。你会把我们的情况汇报上去。”
加尔文·德克斯特喝完咖啡站了起来。阮文镇也想站起来，但德克斯特把他按回到了椅子里。
“那是两码事，少校。战争已经结束了。它发生在很久以前，遥远的地方。努力享受你以后的生活吧。”
那越南人好像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他默默地点点头。德克斯特转身走开了。
当他踏下台阶走向街道时，有件事情使他困惑不解。那个越共军官，他的脸，那僵住的震惊的表情。
街上的行人纷纷转过头来打量这位正在仰头嘲笑命运捉弄的年轻律师。他不经意地摸了一下自己的左手，那里有一块在地道里被曾经的敌人用滚烫的椰子油烫伤的疤痕。
那一天是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