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看一下你面前那份油印的报告，我亲爱的上校，你就会发现，我们并没有把他攥在手里，”勒贝尔温和地说，“里昂的这份报告说，一个名叫杜根的人前天晚上在加普一家旅馆登记入住。但这份报告直到今天十二点十五分才送达司法警察署。现在，我们知道，这个豺狼十一点零五分突然离开旅馆。不管是采取了什么措施，总之他已经领先于我们一个小时。”
“此外，我不能接受你对这个国家警察部队效率的笼统责难。我要提醒你，总统就此事的命令是：秘密处理。因此，不可能警告所有乡村宪警有关一个叫杜根的人，因为这会让媒体开始骚动。杜根在瑟夫旅馆的登记卡是用常规方式按正常时间收缴的，并且按时送到了里昂地区总部。只有那里才知道，杜根是一个通缉犯。除非我们想在全国范围内发布通缉令，不然这种延迟是无法避免的。而那就超出我的权限范围了。”
“最后一点，杜根在旅馆登记住两天。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事使他在今天上午十一点的时候改变了主意，决定去别的地方。”
“很可能是因为你的警察在附近晃荡，打草惊蛇了。”圣克莱尔插嘴道。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在十二点十五分之前，那里没有部署警力。这个人离开已经七十分钟了。”勒贝尔说道。
“好了，只能说我们不走运，很不走运。”部长打断他们的对话，“不过还是有个问题，为什么不立即搜寻涉案汽车呢，队长？”
“关于这件事情，部长先生，我承认这是一个失误。我本来有理由相信这个人会待在旅馆并在那里过夜。如果他在附近驾车，被查询通缉车辆的骑警截下，他几乎一定会射杀那名毫无戒心的警察。这样一来他也会从中得到预警而逃之夭夭。”
“他也确实是这样做的。”泽维尔说道。
“确实。但我们没有证据显示他事先得到了警告。而如果一个骑警截住了他的汽车，那他就会得到预警了。其实他也许只是正好决定去别的什么地方。如果是这样，当他今晚登记入住另外的酒店时，我们就会得到相关的报告。又或者，如果他的车被发现，我们也会得到报告。”
“拦截白色阿尔法的警告是什么时候发出的？”司法警察署总监马克思·费尔内问。
“今天下午五点十五分，我在那家旅馆的院子里发布的指令，”勒贝尔回答，“七点的时候，这个指令应该可以传达到所有较大的公路巡逻部门了。主要城镇的当值警察查夜时都会得到通知。考虑到这个人的危险性，我把这辆车说成是失窃车辆，并指示一旦发现该车立即报告地区总部，单身警员不要靠近驾驶者。如果今天的会议决定改变这些命令，那我必须要求今天的会议对由此可能带来的后果负责。”
长时间的沉默。
“很遗憾，警员的生命不能妨碍保卫法国总统。”罗兰上校低声说。围坐在桌边的人纷纷表示赞同。
“完全正确，”勒贝尔赞同道，“但前提必须是单个警员能够阻止此人。可是，大多数的城镇和乡村警察，普通的警务人员和骑警都不是职业杀手，但豺狼是。如果他被截下，打死一两名警察，再次逃脱并消失，我们就得对付两件事：一是，他已得到充分预警，而且也许能够再换一个我们一无所知的新身份；二是，我们无法再封锁全国所有的报纸头条新闻。如果在这起枪击事件发生四十八小时后，豺狼到法国的真实原因仍然能够保密，那我会感到非常惊讶。媒体几天内就会知道他的目标是总统。如果在座的哪位愿意向将军解释这件事，我很愿意退出此项调查，交由他负责此事。”
没有人自告奋勇。和往常一样，将近子夜时分会议才结束。再过三十分钟就是星期五，八月十六日。
17
快到凌晨一点的时候，蓝色的阿尔法罗密欧驶入了于塞勒的车站广场。穿过广场，车站对面还有一家咖啡馆开着，一些乘晚班车的旅客等在那里，呷着咖啡。咖啡店露台上的桌椅都已收拾齐整，准备打烊。豺狼用梳子梳了梳头，穿过露台上的桌椅，来到吧台前。他又冷又饿，自从二十八个小时之前的晚餐后，他除了早餐吃过一个抹了黄油的面包卷之外，水米未进，还以每小时超过六十英里的速度在寒气逼人的山里开着这辆阿尔法驶过无数山路弯道。现在他浑身僵直，大腿和手臂生疼。
他在柜台处要了两大块涂着黄油的长面包片、四个煮鸡蛋和一大杯加奶咖啡。服务员正在准备黄油面包，并从滤壶里析出咖啡，豺狼四下看了看，想找个电话间但没有找到，只有柜台的一端放着一部电话。
“你这里有本地的电话簿吗？”他问吧台服务员。服务员正忙着，没有答话，冲着柜台后架子上一堆电话簿示意了一下。
“你自己拿吧。”他说。
他在地址簿上找到了“沙隆尼尔男爵”，地址是沙隆尼尔高地庄园。这个豺狼早知道了，只是他的路线图上没有标出那个村子。但电话号码显示该处属于伊格尔顿区，找起来很容易。他顺着RN89从于塞勒又开出三十公里，然后停下来吃鸡蛋和三明治。
快凌晨两点的时候，他驶过一块路碑，上面写着“伊格尔顿，六公里”。他决定把车弃至路边的森林里。这里林木茂密，很可能是以前当地贵族的产业，他们在这里骑着马，带着猎犬猎捕野猪。也许现在也还是他们的产业，因为克雷兹有很多地方的历史悠久得可以追溯到路易十四时代。
又开了几百米，他找到了一条深入森林的小路，入口处吊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私人猎区”。他把木牌取了下来，把车开进树林，然后把木牌放回原处。
然后，他又继续向里开了半英里，车头灯照着那些盘根错节的树木，如幽灵发怒一般向入侵者伸出枝杈。最后，他停下车，熄灭车头灯，从驾驶室面板上的储物盒里拿出钳子和手电。
他在车底下忙了一个小时，后背都被森林里地上的露水洇湿了。最后，他把装着狙击步枪的钢套筒从车的隐藏处弄了下来——它们在那儿已经放了六十个小时。他把套筒、旧衣服和军大衣一起放进衣箱里，最后又围着车子看了看，确保没有在里面落下什么能提供线索的东西——让发现车的人知道谁曾经是这辆车的司机，然后把车开进了附近一丛野生杜鹃花里。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他用钳子从附近的杜鹃花丛中剪下一些枝条，精心地插在被车子碾倒的花枝旁，使这个树丛恢复了原貌。接着，他又用一个树枝把阿尔法开过的车辙印细心地扫平，直到完全看不见为止。
他用领带一头拴着一只箱子的提手，另一头拴着另一只箱子，把领带像铁路行李员的带子那样搭在肩上，一只箱子搭在胸口，另一只搭在背后。这样他就能用空着的两个手拎着剩下的两件行李了，然后向公路走去。
他走得很慢。每隔几百码就停下来，放下箱子，拿着从树上钳下的树枝，顺着车开过的印记走回去，把阿尔法通过时在苔藓和嫩枝上留下的浅浅的印记都除去。他低头经过木牌后，又用了一个小时才走完从森林入口到公路的这半英里，回到公路边。
他的格子套装沾得到处是泥，圆领衫也因为油污贴到了背上，浑身肌肉都疼得要命，似乎要一直疼下去似的。他把箱子排成一排，坐下来等着。东边的天空在周围夜色的包围下，渐渐泛白。他安慰自己，乡下的公共汽车一般都发得很早。
事实上他很走运。五点五十分的时候，一辆满载着干草的农场卡车经过这里，朝市集开去。
“车坏了？”卡车司机慢了下来，大喊着问他。
“不是。我是周末出来露营的，正在回家。昨晚我到了于塞勒，想再往前去图勒。我有个叔叔在那儿，他能帮我找辆车去波尔多。可是这会儿我才走到这儿。”他自嘲地冲司机咧嘴一笑，后者冲他大笑起来，耸耸肩。
“你疯了。走了一晚上走到这儿。天黑没人从这里经过的。上车吧，我带你去伊格尔顿，你到那儿再想法子。”
六点四十五分的时候，他们开进小镇。豺狼谢过农夫，在车站后面下了车，朝一家咖啡馆走去。
“镇上有出租车吗？”他喝着咖啡问服务员。
服务员给了他一个号码，他给出租车公司打电话。出租车公司告诉他，要过半个小时车才能到。等车的时候，他在咖啡馆的卫生间用凉水把脸和手洗了，换上一套干净衣服。因为喝咖啡和抽烟的缘故，他觉得嘴里发苦，于是又刷了刷牙。
七点半出租车到了，是一辆又破又旧的雷诺车。
“你认识沙隆尼尔高地那个村吗？”他问司机。
“当然。”
“有多远？”
“十八公里。”对方跷起大拇指朝山上指了指，“在山上。”
“带我去那儿，”豺狼说道，他把行李搭在车顶的架子上，只随身带了一只箱子进车。
他在村镇广场邮局边的咖啡馆前下了车。他觉得不需要让附近城镇的出租车司机知道他要去那座庄园。出租车开走了，他拎着行李走进咖啡馆。广场这会儿已经热起来了。两头公牛拉着一辆干草车站在外面，安静地反刍；黑色的大苍蝇围着公牛温和的眼睛飞来飞去。
阴暗的咖啡馆里却很凉爽。他进去后，只听见里面一阵响动，喝咖啡的人都在移动座位，转过身来看他。一位年长的农妇丢下一群农夫，走到吧台后面。她穿一身黑衣，木制的拖鞋走过铺着地砖的地面，嗒嗒作响。
“要点什么，先生？”她的声音低沉而沙哑。
豺狼放下行李，靠在吧台上。他发现当地人都在喝红葡萄酒。
“请给我一杯红酒，夫人。”
“到庄园还有多远，夫人？”她倒酒的时候，他问道。她瞪着那双黑色大理石一样的眼睛，狡黠地看着他。
“两公里，先生。”
他疲惫地叹了口气：“那个傻瓜告诉我，这里没有庄园。所以他把我放在了广场。”
“他是从伊格尔顿来的？”她问道。豺狼点点头。
“伊格尔顿的人都是傻瓜。”她说道。
“我得去庄园。”他说道。
围坐在一起的农夫纷纷转过头看着他。没人主动建议他该如何到那儿。他抽出一张崭新的一百法郎钞票。
“这酒多少钱，夫人？”
她死死盯住钞票。豺狼身后那些穿蓝棉布衣裤的人也开始有了动静。
“我找不开。”老妇人说道。
他叹了口气。
“如果有人有车的话，他应该可以找得开，”他说道。
有人站起来，走到他身后。
“村里有辆车的，先生。”一个声音响起来。
豺狼转过身，假装吃惊的样子。
“是你的吗，朋友？”
“不是，先生，但我认识这个有车的人。他也许可以开车送你去那儿。”
豺狼点点头，仿佛在权衡这个主意的好处。
“那我该怎么谢你呢？”
这个农夫对那老妇人点点头，后者又给他倒了一大杯烈性红葡萄酒。
“还有你的朋友是吧？天很热啊，真渴。”
那个满脸胡茬的人笑了起来，又冲老妇点了点头，她给围在大桌旁边的人拿了两满瓶酒。“波诺伊特，去把车开来。”农夫命令道。人群之中一个人将他的葡萄酒一饮而尽，走了出去。
豺狼一路颠簸着走完通往庄园的最后两公里，想着，奥弗涅农民的好处就是他们的嘴非常紧——至少对外人是这样。
克莱特男爵夫人坐在床边，呷着咖啡，又在看那封信。第一次看信时那种愤怒已经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乏味的厌倦。
她在想，她的余生到底能做什么。前天下午，她从加普开心地驾车回到家，迎接她的是老欧内斯廷和花匠路易森。欧内斯廷在阿尔弗莱德先生的父亲在世时就是庄园的女仆；路易森以前是个农夫的孩子，在欧内斯廷还是低级女佣时娶了她。
这对夫妇现在是这座庄园实际的管理者。庄园中，有三分之二的屋子都是门窗紧闭，积了厚厚的灰尘。
克莱特知道，她是这座空庄园的女主人。这里的花园再也不会有小孩玩耍，院子里也再不会有男主人骑马。
她回头看着她的朋友考虑再三才寄给她的一张从巴黎浮夸的社交杂志上剪下的图片。画面上，她的丈夫正冲着镁光灯傻笑，镜头照着他的眼睛正越过一个年轻女孩的肩膀，盯着她高耸的胸脯。这个女人原本是个酒吧女郎，后来在夜总会跳舞。杂志引用她的话说，她希望“有一天能够和这位她非常要好的朋友结婚”。
看着照片上日渐衰老的男爵布满皱纹的脸和瘦骨嶙峋的脖子，她隐约有些疑惑，曾经的那个抵抗组织年轻英俊的上尉到底怎么了。一九四二年她爱上了他，一年后她怀了他的孩子，他们结婚了。
当时她只是个十几岁的小姑娘，是为抵抗运动传送情报的一个通讯员。她和他是在山里相遇的。那时他已经三十几岁了，外号飞马，是一个消瘦的鹰钩鼻子的指挥官。他们俩可说是一见钟情。他们在抵抗运动一名牧师的地窖教堂里秘密举行了结婚仪式，她在父亲家里生下了她的儿子。
战后，他的所有土地和财产都还了回来。盟军横扫法国的时候，他的父亲死于心脏病，而他则从草莽之中一跃成为男爵。他带着妻儿回到庄园时，得到了家乡农人的欢迎。不久他就厌倦了这份产业。巴黎的诱惑，夜总会的灯光，以及想弥补在殖民地沙漠和草木从中失去的青壮年岁月的心情，这股冲动强烈得无法抑制。
今年他五十七岁，看起来却像是七十岁。
男爵夫人把那张剪页和信都扔在地上，跳下床，站在镶在远端墙上的全身镜前，解开束着睡衣前襟的衣带。她像穿高跟鞋一样踮起脚尖，绷紧腿上的肌肉。
还不坏，她想。原本可能要糟糕得多。丰满的身材，成熟的妇人的身体。臀部比较大，但万幸腰的比例还保持着，这是因为她每天都要在山上骑好几个小时的马，并且步行很远。她用两手托住胸部，掂着它们的分量。太大了，以真正的美丽来说，太沉，不过还是足以让男人在床上兴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