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的发动机已经噼噼啪啪地响了两英里。当它最终熄火的时候，我发现车子正处于一座陡峭蜿蜒的山坡上。我向爱尔兰的众神祈祷：千万别把我困在这个地方，别把我丢弃在这片荒凉而又美丽的法国乡野。
妻子伯纳黛特在我身边惊恐地看着我。我伏在方向盘上，脚踩油门，想让这台奄奄一息的机器运转起来。显然，前盖下面的某个部件出了什么故障，而对于这样的技术活，我肯定是天底下最笨拙的人。
这辆老式凯旋五月花刚刚爬上山丘，终于在喘了几口气后在山顶上熄火了。我关掉点火器、拉上手刹，从车里钻了出来；伯纳黛特也下了车。我们俯瞰山丘的另一侧，那里有一条乡间道路伸向山谷。
不可否认，五十年代初期的那个夏日夜晚是很美丽的。那时候，多尔多涅河的这个地区还完全没被“发现”——至少是没被时髦人士所发现。这是法国的乡村地区，几百年来几乎毫无变化。没有伸向天空的工厂烟囱或输电铁塔，没有因修建高速公路而在青翠的山谷里留下一条疤痕。一座座小村庄栖息在狭窄的小路两边，村民靠种地为生，收获的庄稼装载在用两头牛拉动的吱呀作响的木制大车上。那年夏天，我和伯纳黛特决定乘坐我们的老爷车到这里旅行，这是我们第一次到国外度假——第一次离开爱尔兰乃至英格兰。
我从车上找出交通图研究了一下，指向多尔多涅河谷北边的一个点。
“我想……我们应该是在这里。”我说。
伯纳黛特凝视着我们前方那条路。“前面有个村庄。”她说。
我顺着她的目光看去：“没错。”
透过树丛，可以看到教堂的尖塔，还有谷仓的屋顶。我犹豫地看了一眼汽车和山丘。
“没有发动机的动力，我们或许也能到那里，”我说，“但再远就不行了。”
“那也比整个晚上困在这里好呀。”妻子说。
我们回到车里。我挂到空挡，完全松开离合器，放下手刹。五月花开始缓慢地向前滑行，然后速度逐渐加快。在一种怪异的寂静中，我们朝着山下、朝着远处的教堂尖塔方向滑行过去。
重力的作用把我们带到村口，原来这是一个有二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汽车的惯性又把我们带进村子街道的中央，然后停了下来。我们下车时，黄昏开始降临。
街上空荡荡的。在一座砖砌大谷仓的墙边，一只鸡孤零零地在尘土中扒食，两辆运草大马车被遗弃在那里，车辕落在地上，车主不知去向。就在我打定主意去敲开一户门窗紧闭的人家，用我那蹩脚的法语努力解释一下我的困境时，一个孤独的人影从一百码远的教堂后面出现，朝着我们走了过来。
等他走近时我看出来，他是这个村子的神父。在那个年代，他们依然穿着长长的黑色法衣，系着腰带，戴着宽边筒帽。我搜肠刮肚想找出一句法语与他打招呼，可是没有找到。当他走到我们身边时，我用英语喊了声：“神父。”
不管怎么说，这声招呼就足够了。他停下来，露出询问的微笑。我用手指向我的汽车，他笑得更欢了，并点点头，好像在说“好车”。怎么去跟他解释我现在并不是一个自豪的车主，并不是在炫耀我的靓车，而是一个遭遇了汽车抛锚的游客呢？
拉丁语，我心里想。他上了年纪，但他肯定记得以前在学校里学过的一些拉丁语。可是，我会说什么拉丁语呢？我绞尽脑汁。基督教兄弟会曾经花了几年时间教我学拉丁语，但撇开“Mass”这个词语之外，我从未用过拉丁语。祈祷书里也没有关于凯旋汽车故障的语句。
我指向汽车的引擎盖。
“Currus meus fractus est.”我用拉丁语告诉他。这话的确切意思是：“我的马车坏了。”但这么表述好像起到了作用，他那张圆脸明朗起来了。
“Ah，est fractus currus teus，filius meus？[9]”他重复道。
“In veritate，pater meus.[10]”我告诉他。他想了一会儿，然后示意要我们在这里等他。他加快脚步匆忙往回走，走进一座房子。我后来路过那里的时候，发现那是村里的咖啡馆，显然是这个村庄的生活中心。我本该想到这一点的。
几分钟后，他出现了，跟他一起来的还有个大个子男人，身穿蓝色帆布裤子和一件典型的法国农民汗衫，脚上穿着帆布鞋，脚步沉重地踏着尘土朝我走来，在他旁边的神父却步履轻快。
当他们来到我们面前时，这位神父快速地说起了法语，比画着这辆汽车，又指指前后的路。我感觉他是在告诉他的信徒：这辆汽车不能整个晚上堵在路上。农民默默地点点头，走开了。现在剩下牧师、伯纳黛特和我孤独地站在汽车旁边。伯纳黛特走过去，静静地坐在路边。
有时候，人们不得不等待某件事情发生，同时还得面对一个语言不通、无法交流的人。只有经历过这种事情的人才会理解我们当时的处境。我点点头，并示以微笑；他也点头并微笑。我们都点头微笑。最后，他打破了沉默。
“英格兰人？”他用法语问道，指着伯纳黛特和我。我耐心地摇了摇头。历史上，爱尔兰人常常被错当成英格兰人。
“爱尔兰人。”我说，希望我已经说得够明白了。他的脸色明朗起来。
“哦，荷兰人。”他说。我又摇摇头，拉上他的胳膊来到汽车后部。车尾侧面贴着的标牌上，有白底黑字写着爱尔兰的三个字母：IRL。他笑了，似乎是面对一个牙牙学语的孩子。
“爱尔兰人？”我点点头并微笑。“爱尔兰？”我又微笑和点头。“英格兰的一部分。”他说。我叹了一口气。有些事情真是争论也无济于事，再说，现在时间、地点都不合适，没法对这位好心的神父解释，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多亏伯纳黛特的父亲和伯父的牺牲，爱尔兰才没有成为英格兰的一部分。
这时候，那个农民出现在石板镶边的砖砌谷仓之间的一条小巷里，他高高地坐在一辆老旧的隆隆作响的拖拉机上。在这个由牛马拉车的世界里，这也许是村里唯一的一辆拖拉机。它的发动机响声听起来比我这辆五月花汽车在熄火前好不了多少。它突突响着开到街上，停在我的车前面。
这位穿着蓝色服装的农民，用一条结实的绳子把我的汽车与拖拉机的拖钩连在一起。随后，神父示意我们上车。就这样，神父在旁边行走，我们被拖拉机拖曳着朝前行驶，转过一个路口，进入一个院子。
在愈发浓重的暮色中，我发现这也是一座砖砌的谷仓，一块油漆斑驳的木板上写着“修理厂”。显然，现在已经关门落锁了。农民摘下我的汽车拖绳，开始收拾。神父指了指自己的手表和这个关了门的修理厂，示意第二天早上七点钟开门，到那时候，修理工就可以检查一下汽车的毛病了。
“在此之前我们怎么办呢？”伯纳黛特在我耳边说。我为了引起神父的注意，将双手合掌放在脸颊一侧，再把脑袋一歪，用这种国际通用的手势来表示我们想睡觉。神父明白了。
神父与农民又开始了一番快速的交流。我一句话也没听懂，但那位农民抬起一条胳膊在指点着什么。我听出“普雷斯”这个对我没有意义的词语，但我看到神父点头表示同意。然后他朝我转过身，示意我们把车上的行李拿下来，并站在拖拉机的后踏板上，用手紧紧扶好。
我们照做了。拖拉机开出院子，上了公路。好心的神父向我们挥手告别，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他。我们并肩站在拖拉机的踏板上，感觉这个样子实在是太傻了。我用一只手提着装有过夜用品的旅行包，另一只手紧紧抓住拖拉机。
沉默的司机驶上村子对面的一条公路，穿过一条小溪，又爬上一座山丘。快到山顶时他转入一个农家院子，里面满是夏天的尘土和牛粪。他把拖拉机停在农家门口附近，示意我们下车。发动机还在运转，发出很大的响声。
农民走近门前，敲了敲。不一会儿，一位中年妇女走了出来。她个子矮矮的，扎着一条围裙，她身后的煤油灯光照出她的轮廓。拖拉机司机指着我们对她说了几句，她点点头。司机满意地回到拖拉机上，朝那扇敞开着的门指了指，然后就驾着拖拉机离去了。
刚才他们俩在谈话的时候，我凭借着最后一抹天光，环顾了一下这个农家院子。这是迄今我所看到过的众多农家院子中比较典型的一个，物品东一堆、西一堆的。院里有奶牛棚、马圈和牛栏，在一个手压泵旁边有一只木制的饲料槽。一群褐色的鸡在大堆肥料上刨食。所有这一切看上去都历经雨打日晒，没有现代化、没有高效率，但正是上百万这种传统的农家小院构成了法国农业经济的支柱。
我听到在某个看不见的地方传来斧头有节奏的一起一落的声音，那是劈木柴的重击声，还伴随着木头的破裂声。有人在为即将来临的冬天准备柴禾。这时候，门口的女人召唤我们进屋去。
里面也许有个起居室、客厅或休息室——不管叫什么都可以——但我们被带到了家庭生活的中心：厨房。这是一间铺着石板的房间，里面有一个水槽、一张餐桌，明火炉灶旁边有两张破旧的沙发。石头水槽旁还有一个手压泵，表明水是从井里打上来的；照明用的是煤油灯。我把行李放了下来。
女主人看上去很可爱，她有一张圆圆的苹果般的脸庞，灰白色的头发在脑后盘成一个发髻，还有一双饱经风霜的手。她穿着灰色的长裙、白色的围裙，微笑着发出鸟鸣般叽叽喳喳的欢迎声。她自我介绍是普雷斯夫人，我们也把自己的名字告诉了她，对她来说，这名字的发音相当难。交流显然被限制在了更多的点头和微笑范围内，但是想想一个小时以前我们在山上的困境，现在有这么一个地方可以待着，我已经十分感激了。
普雷斯夫人示意伯纳黛特可以去看看房间并洗漱一下——显然这种细节对我来说无所谓。两个女人拿着行李，手拉着手上楼去了。我走向窗口，窗户敞开着，夜晚暖风习习。窗户后面是屋后的另一个院子，那里有辆马车停放在一个木棚旁边的杂草丛中。棚屋的外围有一道栅栏，大概有六英尺高。栅栏里，一把大斧一起一落，劈木头的声音在继续着。
十分钟后，伯纳黛特下了楼。她刚才把瓦缸里的凉水舀入一个瓷盆里洗了把脸，看上去气色好多了。水从上面的窗户里泼到院子里，原来这就是我听到的奇怪的流水声。我对她耸了耸肩。
“一个很不错的小房间。”她说。正看着我们的普雷斯夫人绽出笑容。她手忙脚乱的，除了赞许的语调，其实什么也没听懂。“我希望，”伯纳黛特带着同样欢乐的笑意说，“这里不会有什么虫子。”
我担心也许会有。我妻子总是被跳蚤和蚊子之类的昆虫叮咬，蚊虫常常会在她那凯尔特族人特有的白皙肌肤上拱出几个大包。普雷斯夫人做着手势，示意我们坐到旧沙发上。我俩坐下来，开始闲聊，而她则去厨房另一头的黑色铸铁炉灶边忙碌了起来。饭菜的香味很是诱人，我感到饿了。
十分钟后，她吩咐我们坐到餐桌边来，并在我们面前放上瓷碗和汤匙，还分发给每人一长条美味松软的白面包。最后，她在桌子中央放上一个大砂锅，锅盖处露出一只铁勺子，她示意我们随便吃。
我给伯纳黛特盛了一份蔬菜肉汤。这是一种浓汤，主料是土豆，既好吃又有营养，还能填饱肚子。我们两人都吃了三碗。我要给普雷斯夫人盛一份，但她谢绝了。显然当地没有这个习惯。
“Servez-vous，monsieur，servez-vous.[11]”她重复着说，于是我又给自己盛了满满一碗，我们痛快地吃了起来。
没过五分钟时间，劈木头的声音停了下来。过了一会儿，后门开了，那位农夫进来吃晚饭了。当他夫人向他解释我们的来历时，我起身和他打招呼，但他对两个陌生人坐在他的餐桌旁没表示出一丝兴趣，于是我又坐下了。
他是一个大个子男人，脑袋已经碰到了天花板。他走路的样子缓慢笨拙，给人的印象就是——四肢发达，反应迟缓。
他大约六十岁左右，灰白头发剪得短短的。我注意到他长着一对圆圆的小耳朵，而他的眼睛——虽然在看我们的时候没有任何问候的表示——则是纯真无邪的淡蓝色。
这个巨人一言不发地坐在他常坐的那把椅子上，他妻子马上给他盛了满满一碗汤。他双手黑乎乎的，沾着泥土，而且我知道还沾着别的什么东西，但他没去洗手。盛完汤，普雷斯夫人重新回到座位上，又朝我们露出灿烂的微笑，而且频繁点头，于是我们继续吃饭。从眼角的余光中，我看到这位农夫用勺子大口大口地舀汤喝，而且旁若无人地掰了好几块面包。
这对夫妻之间没有说话，但我注意到她不时地用深情和宽容的目光看他，尽管他丝毫没有注意到。
我和伯纳黛特尽量找话说，至少我们之间能说点什么。其目的与其说是交流信息，倒不如说是为了打破这种沉闷气氛。
“希望明天汽车能够修好，”我说，“如果是大毛病，也许我还得去附近的大城镇购买零件或者找一辆抢修车。”
想到修车费也许会增加我们这次战后短暂旅行的负担，我不禁担忧起来。
“最近的大城镇是哪里？”伯纳黛特一边舀汤一边问道。
我努力去回想汽车里的那份地图：“我想是贝尔热拉克。”
“有多远？”她问道。
“大概是六十公里。”我回答说。
然后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于是又陷入沉默。这样过了足有一分钟时间，突然不知从何处传来一句英语：“四十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