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塑料手铐被卸下，但左手又被套上了一只冷冰冰的金属铐子。他知道，还会有一条链子拴在墙上的螺栓上，无法挣脱。面罩被摘下后，他发现劫持者们还蒙着面。他们向后退去，“哐当”一声关上房门。然后他听到插销插上的声音。
这里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囚室，只是底楼的一个经过加固的房间。窗户被砌上砖头封住了，虽然马丁看不到，但在外墙又画上了一扇窗户，这样，拿着望远镜在围墙对面窥视的人就会被蒙骗过去了。
对于在特空团经历过反审讯培训的马丁来说，这种待遇算舒服的了。房间的天花板上有一个灯泡，外面由一层金属丝网保护着，以防被砸破。灯光是暗了一点，但也够了。
房内有一张行军床，拴在他手上的铁链长度正好够他在床上躺下来睡觉。还有一把直背椅子和一个便池，都在不同方向上，但都够得着。
铁链的长度让他正好不能抵达门边，劫匪们通过这扇门给他送水和食物。门上还有一个窥视孔，这意味着他们可以随时监视他的一举一动，而他则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
当初在苏格兰福布斯城堡时，情报专家曾长时间激烈地讨论过一个问题：马丁要不要在身上安装追踪仪？
现代化的发射器已经微小到能够植入皮下，而且不用割开表皮。它的体积只有大头针那么大。它们由血液提供热量，无须动力源。但它们的发射距离是有限的。更糟的是，如果使用超级敏感的探测器就能发现它们。
“这些人肯定不是笨蛋。”菲利普强调说。中情局反恐中心的同事也表示赞同。
“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麦克唐纳说，“他们掌握高新技术的程度是惊人的，尤其是计算机方面。”
大家一致认为，万一敌人用仪器探测马丁从而发现他身上的秘密设施，那么他会立刻被弄死，这一点毋庸置疑。最后，大家决定不在马丁身上安装追踪仪或发射器。
一个小时后，绑匪们又来到马丁身边，仍然戴着面罩。
搜身很仔细，很彻底。先是衣物，他被脱得一丝不挂，然后衣物被拿到另一个房间去检查。
他们没有进行喉咙和肛门的搜查。这些工作由扫描仪来完成。仪器探测了他身上的每一寸肌肤，如果检测仪发出嘀嘀声，就说明发现了非身体组织的物质。只有在检测口腔时，仪器“嘀嘀”地叫了起来。他们让他张大嘴巴，检查了每一颗镶牙。除此之外，什么也没发现。
他们归还了他的衣物，准备离开。
“我把我的《古兰经》留在了招待所里，”囚犯说，“我没有手表和蒲席，可我知道现在应该是祈祷的时间。”
那个头目通过窥视孔盯着马丁。他什么也没说，但两分钟以后他拿来了《古兰经》和蒲席。马丁严肃地向他致谢。
食物和水定时送进来。每次有人端盘子进来，都先挥舞着一把手枪把他逼退到后面，然后再把食物放到他能够得着的地方。清洗便池的时候也是这样。
三天后，对他的审讯开始了，这次他被戴上了面罩，以免他看到窗外，然后他被引领着走过了两条通道。当面罩被摘去时，他吃了一惊。他面前有一个人，安静地坐在一张雕花的餐桌后面，活像一位雇主在面试一名求职者。这人年轻、优雅、文明，具有大都市派头，没戴面具，说一口纯正的海湾阿拉伯语。
“我认为戴面罩毫无意义，”他说，“使用假名也一样。呃，我叫哈塔卜博士。我也不跟你兜圈子了。如果你能让我相信，你确实是你自己所声称的那个人，那么我们欢迎你加入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你是不会背叛我们的。如果你不是，那么，恐怕你会被立即处死。伊兹玛特·汗先生，你真的就是他们所说的那个阿富汗人吗？”
“他们将会集中关注两个问题，”当初在福布斯城堡讨论时，戈登·菲利普曾警告过他，“你真的是伊兹玛特·汗吗——参加过卡拉伊贾吉监狱暴动的那个伊兹玛特·汗？在关塔那摩湾的五年时间是不是把你变成了另一个人？”
马丁回望着这个微笑着的阿拉伯人。他回想起塔米安·戈弗雷的警告：“别担心那些留着大胡子、尖声叫嚷的人；要留意那些胡子刮得干干净净、抽烟喝酒、与女人相伴的人，能混同于我们中间的人，全盘西化的人，人类的变色龙，满腔仇恨而又深藏不露的人。这种人，绝对致命。这有一个词语……‘塔克菲尔’。”
“阿富汗人有许多，”他说，“谁称我是‘那个阿富汗人’？”
“哦，你的消息已经闭塞五年了。在卡拉伊贾吉监狱事件之后，外面对你有许多传闻。你不认识我，可我对你却很了解。我们的一些人已从关塔那摩湾被释放了。他们对你评价很高。他们说你从来没有招供。这是真的吗？”
“他们问了我自己的情况。这个我告诉了他们。”
“但你从来没有谴责过别人，也没有说出任何名字。其他人是这么说你的。”
“他们杀害了我全家。当时我的大部分已经死了。你能怎样惩罚一个死人呢？”
“回答得好，朋友。那么，我们谈谈关塔那摩湾。跟我说说那里的情况。”
关于阿富汗人在古巴半岛上那个监狱里的事，马丁已经被反反复复地灌输过多遍了。他们于二〇〇二年一月十四日抵达，又饥又渴，浑身尘土，臭气熏天，戴着面罩和镣铐。之后胡子和头发被剃去，穿上了橙色的连身囚服，套着面罩踉踉跄跄地走路……
哈塔卜博士做了大量笔记，用一支老式的自来水笔写在黄色的记事本上。有一长串问题，现在他都知道了答案。他停了下来，向他的囚徒露出了温和的笑容。
下午晚些时候，他拿来了一张照片。
“你认识这个人吗？”他问道，“你见过他吗？”
马丁摇摇头。照片上那张脸是杰弗里·米勒将军，他是监狱长里克·巴库斯将军的继任者。巴库斯将军曾旁听过审讯，但将相关事宜向中情局情报小组作介绍的是米勒将军。
“对，”哈塔卜说，“根据我们释放出来的朋友的说法，他见过你，但你因为不予合作所以总要戴着头罩。那么，情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好转的呢？”
他们一直谈到太阳落山，最后那个阿拉伯人站了起来。
“我要去做大量的核对工作，”他说，“如果你说的一切属实，那么我们过几天再继续。否则的话，恐怕我将不得不向我的部下苏莱曼下达适当的指令。”
马丁返回了囚室。哈塔卜博士迅速向警卫班下达了指示，然后就离开了。他驾着一辆普通的租赁汽车，回到哈伊马角城区俯瞰沙克尔深水港的希尔顿酒店。他在酒店房间里过了一夜，第二天就离开了。他身穿一套裁剪非常合身的热带地区常见的奶油色西服，在迪拜国际机场英国航空公司的柜台办理登机手续时，他的英语流利得无懈可击。
事实上，阿里·阿齐兹·哈塔卜出生在科威特，是一位资深银行职员的儿子。在海湾地区，这意味着他家境富裕，享有特权。一九八九年，他父亲升任科威特银行伦敦分行副经理，于是他们举家迁往英国，从而避开了一九九〇年伊拉克入侵祖国的战祸。
当时，阿里·阿齐兹已经能说一口十分流利的英语了。他十五岁时进入一所英国学校学习，三年后以一口纯正的英语和优异的成绩毕业。当父亲举家迁回科威特时，他选择留在英国，考入拉夫伯勒理工学院。四年后他获得化学工程专业学位，并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在伦敦，他开始经常去一座清真寺，那个清真寺是一个仇视西方、挑动反叛的布道者主持的，他成为了那种媒体所称的“激进分子”。二十一岁的他已被彻底洗脑，成了一名“基地”组织的狂热支持者。
一位“聪明的伯乐”建议他去巴基斯坦看看，他接受了建议，穿过开伯尔山口，进入巴基斯坦，在“基地”组织的恐怖训练营待了六个月。组织认定他适合“卧底”，应该在英国过低调的生活，绝不能引起当局的注意。
回到伦敦后，他按他们的要求做了。他向科威特使馆报告说丢失了护照，申领了一本新的，上面没有可疑的巴基斯坦出入境印章。如果任何人问起来，他会说去过海湾地区探访亲友，但从来没去过巴基斯坦附近，更不用说阿富汗了。一九九九年，他在伯明翰的阿斯顿大学谋得了一个讲师的职位。两年后，美英联军入侵了阿富汗。
起初几个星期，他一直坐立不安，唯恐他去过恐怖训练营的蛛丝马迹被发现，但“基地”组织的人事部长阿布·祖拜德把他的事情全都安排妥当了，哈塔卜去过那里的一切痕迹都被抹去了。所以他一直没被外界发觉，并升任为“基地”组织在英国的头目。
哈塔卜博士飞往伦敦的班机起飞时，在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北部文莱苏丹国，爪哇星辰号货轮正缓慢地离开泊位，向公海驶去。
它的目的地是澳大利亚西海岸的弗里曼特尔港，挪威籍船长克努特·赫尔曼完全想不到这次航程会发生什么不同寻常的事。
他知道这里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海域，但不是因为有浅滩、激流、礁石、风暴或海啸。这一带的危险是猖獗的海盗活动。
从西边的马六甲海峡到东边的苏拉威西海，每年都会发生五百余起海盗袭击商船事件和一百起劫持船员事件。有时船东支付赎金后，船员会得以释放。但也有时，船上人员全部被杀，尸骨无存。货物通常会被劫走在黑市上出售。
赫尔曼船长却怀着轻松的心情驾船去弗里曼特尔，因为他深信他载运的货物对海盗来说是没有用处的。但他想错了。
第一段航程是北行的，与他最终目的地背道而驰。他用了六个小时，经过摇摇欲坠的古达城，来到了沙巴和加里曼丹岛的最北端，由此转向东南进入苏禄群岛。
他计划取道塔威塔威岛与和乐岛之间的深水航道，避开珊瑚礁和丛林岛屿。进入苏禄群岛南部后，就可以一直南下穿越苏拉威西海，最终抵达澳大利亚。
在文莱，监视他的人看到他起锚后，用手机打了一个电话。如果截听这个电话，会发现只不过是在说一位患病的叔叔再过十二天就可以出院了。其实这意味着十二个小时后实施拦截。
这个电话打到了和乐岛上的一个小港湾，接听的人是伦敦航运经纪人亚历克斯·西伯特先生的新客户——楠榜先生，他再也不是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的那位商人了。
在热带地区夜幕的掩护下，楠榜指挥着十二名冷血杀手开始行动。这些杀手的报酬很高，所以他们很听话。除了刑事罪犯，他们同时也是穆斯林极端分子。菲律宾南方，阿布沙耶夫的反政府武装的最后一个半岛根据地与苏禄海仅相隔几英里。他们不但宗教上走极端路线，而且还充当赏金杀手。而为楠榜先生工作能使他们兼顾这两个目的。
黎明时分，他们的两艘快艇驶抵两个岛屿之间的预定位置，等待着。一小时后，爪哇星辰从苏禄海进入苏拉威西海，逼近了他们。拿下它是小菜一碟，这些匪徒都经过严格的训练。
赫尔曼船长夜间一直在亲自指挥驾驶，当太平洋的黎明在左舷出现时，他把驾船的工作交给了印度尼西亚大副，到下面的舱室去了。十名船员都睡在首楼的舱房里。
印尼籍大副先是看到两艘快艇一左一右从船尾追了上来。几个皮肤黝黑、赤着双脚、身手敏捷的人轻松地从快艇攀上了甲板，朝着船上建筑和他站立的驾驶台跑过来。他刚刚按下紧急情况按钮通知船长，那些人就已经从驾驶台的侧门冲了进来。一把尖刀横在大副的咽喉部位，一个声音尖叫着：“船长，船长……”
其实没这个必要了。疲惫的克努特·赫尔曼船长正走上来察看。他和握着一支微型冲锋枪的楠榜先生同时走上了驾驶台。挪威船长明白最好不要反抗。这些海盗会与澳大利亚的船舶公司总部谈妥赎金数额的。
“赫尔曼船长……”
这家伙还知道他的名字，显然是有备而来。
“请问问你的大副，他在刚刚过去的五分钟内是否发射过无线电信号？”
没有必要问。楠榜说的是英语。对挪威船长和他的印尼大副来说，英语是他们的工作语言。大副尖叫着说，他根本就没去碰过无线电报机的按钮。
“好极了。”楠榜说，接着就用当地的方言发出了一连串命令。赫尔曼船长一个词也不懂。不过，当匪徒把大副的脑袋往后一扳，一刀切开了喉咙时，他就全明白了。大副抽搐了几下就死了。赫尔曼船长在海上漂泊了四十年，从来没有晕过船，但现在他倚靠在舵轮上把胃里的一切都呕吐空了。
“这两摊污物需要清洗，”楠榜说，“从现在起，船长，如果你拒绝服从我的命令，那么每隔一分钟就会有一名船员受到这样的‘款待’。我说得够清楚了吗？”
挪威船长被押进驾驶台后面小小的无线电报务室，调到十六频道国际求救频率。楠榜取出了一张纸。
“你不能用平静的语调读，船长。我按下‘发射’按钮并点头以后，你要用惊恐的语调喊出这条信息。不然的话，你的人就得死，一个接一个。准备好了吗？”
赫尔曼船长点点头。这种极度惊恐的状态已经用不着他假装扮演了。
“求救、求救、求救，爪哇星辰、爪哇星辰……机舱火灾，无法自救……我的位置……”
他一读出来就知道这个位置是错的，这是往南方一百海里左右的苏拉威西海域。但他不想争论。楠榜关掉无线电发报机，用枪口顶着挪威人，将他带回驾驶台。
有两名水手在驾驶台的地板上奋力擦洗血迹和呕吐物。船长能看到另八名船员惊恐万状地一字排开站在舱口盖上，六名匪徒正在监视着他们。
另外两个匪徒留守在船桥上，剩下的四个把救生筏、救生带和两件充气救生衣扯了下来，扔进了一艘快艇里——就是船体中部、带备用油箱的快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