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名人自传，最容易发生的感慨，就是人家运气怎么那么好，老是碰上好事，至于才智上的差距，倒容易被忽视。钱穆先生由私塾转中学，仅凭一篇作文，就可以连跳两级。胡适就更是好运气，一篇作文，让他接连蹿升了四级。这种好事，对于现在的人们，连做梦都不要想，也想不出。然而，且慢嫉妒，更好的事还在后面。胡适参加清华留美生资格考试，第一场国文，作文题目是“论无规矩无以成方圆”。老兄一时性起，在考场上考证起“规”和“矩”的起源来，将一个带有道德性的论述题，做成了考据文章。即使不是今天的语文老师，碰上个按规矩来的考官，恐怕也会判他跑题，就算开恩不给零分，成绩无论如何也好不了。可是，奇迹出现了，那场考试的判卷人恰巧是个跟胡适有同好的考据癖，阅卷之后大喜过望，提笔给了胡适100分。考虑到另外几门胡适考得很水，而且最后录取的名次也很靠后，所以说，实际上这篇跑题的作文，把胡适先生送到了美国（如果他按规矩做，不跑题，估计十有八九不会得这么高的分）。如果胡适去不了美国，自然就不可能变成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谈不出杜威的试验主义，什么《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尝试集》以及红学研究、《水经注》研究等，就都没了，那么以后“现代孔子”的称号也许就得给别个了。
当然，钱穆的运气没有胡适那么好，至少在中学毕业以后的时光里，远不及胡适那么光芒四射，不仅没有机会出去留洋镀金，甚至连国内的大学门也没进，只在几个中学做做孩子王。不过，在钱穆写的几本书出版之后，好事情也来了。没有大学文凭的他，居然进了燕京大学做教授。不懂洋文的钱穆，在这个洋文天下的教会大学，居然还挑三拣四，批评学校的S楼M楼之类不够中国化，所有发下的洋文通告，一律置之不理。结果呢，学校当局还真就改了，S楼变斯楼，M楼变了穆楼。之后钱穆如日中天，成了大牌教授，先后在清华、北大、西南联大等中国最著名的大学任教，受到当时的国家领导人的赏识和礼遇，接二连三地被请去给高官们授课。授课时每逢开饭，蒋介石得亲自查看是否好吃。
钱穆和胡适的好事，都属于曾经有过的好事，基本上无法复制了。如果放在今天，像钱穆和胡适这样的人，即使不被我们规矩的老师打入冷宫，贬为差生，十有八九也冒不出头来。有谁能或者敢因为欣赏一篇跑了题的作文中的学问，而给他满分呢？又有哪个大学能聘一个仅仅上过中学、又没有在海外求学经历的人当教授呢（没有学历的陈寅恪，毕竟有这种经历）？从清末办新学以来，我们的教育虽然经历了曲折，但毕竟越来越像模像样了。现在连国内三流的大学，都充斥了博士，甚至是海归的博士，但是，我们再也没有了钱穆，没有了胡适，甚至不可能培养出哪怕有点像钱穆和胡适这样的人。钱学森先生一生做过很多光鲜的事，也做过一些不那么光鲜的事，但是，他最近说的一句话，却是至理名言：我们没有提供给人们一个可以培养出创造性人才的教育。
一个成天呼唤大师的时代，一个时时将大师毁灭在萌芽里的时代，居然是同一个时代！后现代的荒诞，就是这么在我们这个其实还没有真正进入现代的社会里产生的。
大学考试对对子
1932年，报考清华的学生，在国文考试的时候，发现碰上了一道怪题：对对子。出了上联，要求对下联，上联是“孙行者”。此题难倒了绝大多数考生，只有三个人据说对上了，他们对的是“胡适之”，其中有一个是后来著名的历史学家张政烺。不过由于在清华考试之前，北大已经发榜，所以张先生没有去清华。怪题的制造者是陈寅恪，当时的人们都认为“孙行者”的标准答案就是“胡适之”，而且是陈寅恪有意为之，目的就是调侃一下胡适。可是，后来张政烺先生说，他答得其实不对，标准答案应该是“祖冲之”。“胡适之”的“胡”字，跟“孙行者”的“孙”字平仄不协（都是平声）。
事情发生的时候，中国的中小学教育，已经由政府明令，推行白话文达十年之久，尽管社会上坚持用文言文写作者依然不乏其人，但作为整体的教育体制而言，白话文已经牢牢占据了统治地位。所以，陈寅恪此举，在当时引起了考生和舆论的大哗。批评的矛头，大多是说陈是在开倒车。因为对对子是旧式私塾的功课，而新教育没有这个内容。由于当时学界的复古思潮正在兴起，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国民政府的支持，怪题事件的制造者，恰好又是一个新传统主义的中坚，因此，当时的左翼文化人，对此反应更加强烈。
不过，有意思的是，事情过后，别的考试都被大家淡忘了，唯独陈寅恪出的这个对子，却久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甚至一直到解放后，知识界仍然在传这个事情，对上了对子的张政烺先生，在人们的传说中，很是具有正面的意义。在今天看来，实际上，对对子事件所碰到的，恰是以白话文为主体的中国语文教育的阿喀琉斯之踵。
传统上，汉语写作是要求音韵上有节奏的，就是说，文字读起来要有铿锵的感觉，起伏的节律，因此要讲究平仄，诗歌如此，文章也如此，即使是散文，也要琅琅上口。同时，音韵上的讲究，是与文字的意蕴和色彩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文字不仅需要表达意义，而且还要有字与词本身含义的组合所传递出来的色彩，为意义生色。只有这样的文字，才算是好文字。八股文固然不好，但它的不好，主要是受了其代圣贤立言的政治和道德负担的拖累，仅仅就文字技巧而言，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好的，至少，在汉语的文字写作技巧训练方面，它是符合汉语自身规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私塾教育对对子的训练，固然是为了日后八股文的写作，但对于学生掌握和理解汉语，其实倒也是必要的。许多近代的名人，包括著名的学者，在他们回忆往事的时候，往往对自己善于对对子的“事迹”津津乐道。虽然说，中国古代也有白话文，但古代的白话文是同古代的文言文相联系的，是文言文的俗化，严格说不能用现代汉语语法规范。实际上，新文化运动诸健将提倡的白话文，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算做一种新的语文，它是同西式语言相联系的，必须符合主、谓、宾，定、补、状的西式语法结构，其最后的归宿，就是汉字的罗马化。而当时的白话文主导的语文教育，基本上是后一种现代白话的一统天下。
然而，在人们的阅读和教学视野内，文言文并没有消失，那种拖着长长定语和补语的欧化句子，虽然可能风行一时，但并不一定能真的俘获读书人的心。因此，在教育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两种写作方式的交战，最后的妥协，就是我们现在通行的白话文。写作方式既不像字母文字，也不像象形文字。这样的文字，是最难教的文字。
学宫·学官·学运
有一年冬天，我到贵州一座叫安顺的小城探亲。安顺据说是贵州最古老的城市，是明朝初年，朱元璋派遣傅友德征西过程中建的。今天是贵州省的一个地级市，看上去有几十万人的规模。提起安顺，人们往往将它与当年红军在大渡河渡过的安顺场混淆，实际上，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地方。
安顺是一个特有农村气息的城市。每逢节假日，四乡各族的农民就会挑着菜，拎着鸡鸭，赶着猪羊进城来赶集。到时候小城的街道就会挤满了动物和人，闹得让你对面说话都听不清。好在，亲戚家住在安顺的一所中学里，很是安静，可以容我仔细地打量这个老房子和老人都特别多的山城。
在安顺的时候，除了看城和看人之外，似乎没有什么可做的，每日只是悠闲地走走。一日，我踱出家门，到外面散步，忽见面前的一堵墙似乎有些异样，停下脚步仔细打量，才发现墙的里面原来砌了一座石头牌坊。开始我以为是座寻常的表旌节烈的遗物，于是上前准备看一看是哪个倒霉的女人的姓氏在上头，结果发现这原来是座棂星门，那种只有祭坛和孔庙才有的棂星门。设法越过这堵不寻常的墙，只见里面是个院落，迎面两根拔地而起的镂空雕龙石柱，由一对嬉态可掬有点像狗似的石头狮子托着，飞扬的龙与嬉戏的狮子都雕得活灵活现，耐看极了，全无中原同类雕刻的那种富贵之气和呆滞之气。这两根龙柱撑起的是一座破败的门厅，眼下已经被四面砌死，古为今用地住上了人家，门口一个老妇人拿她那昏花的老眼盯着我。绕过门厅，是一个更大的院落，迎面一座比门厅大上两三倍的宫殿似的房屋兀立在那里，房子的正面有着四根与门厅相仿的龙柱，同样的镂空雕，同样的灵气四溢。房屋八面透风，摇摇欲坠，但雕梁画柱依稀有旧时模样，别致的垂花头仍然颇为惹眼，好像昔日大户人家内院的东西。走进去，只见里面乱七八糟地堆着一堆破烂的桌椅，一打听，原来这里是一座明清时节的学官。
学官是明清之际的官方学校，文雅一点的叫法是“黉宫”。那时候，上有京城的国子监，下到各府、州、县学，构成了官办的学校体系。里面的学生在国子监者叫监生，而在地方则为生员，俗称秀才。严格讲，监生和秀才算不得一级功名，只算是官学的学生，但是由于做了官学的学生，拥有相当多的特权，徭役可免不说，见官还可以不跪，犯了事须得先革去学生资格才可以打屁股。所以在社会上也算有了相当的地位，在皇帝眼里算是个读书人，在平头百姓眼里算是附上了绅士的骥尾。其中由于监生往往是由花钱或者祖荫得来的，而秀才非经三场大考扒层皮才能获得，所以地方官学的生员们在人们眼里，总要多几厘分量。
尽管地方上的秀才们含金量要高些，但他们“进学”所在的学宫却一向不为人们所看重。国子监里固然铜臭四溢，但从古至今都为人高看不止一眼。现今的许多讲历史的人，还称它为古代的国立大学（其实国子监的学生与府州县学的学生是同一层次），也好把中国大学的历史，往前推了再推，挣些民族自豪感。虽然，按制度规定，秀才们应该进学宫读书，但这个制度跟那个时候的其他制度一样，似乎从来就没有落实过。学宫并不真的是个上学的地方，秀才们自“进学”之后，根本不用像眼下的大中小学的学生似的，天天进学宫读书，只在每年春秋两季例行进去考一下不痛不痒的试，每三年才由省里的学政进行一次大考。虽然按规定考得不好就会丢失功名，而考得好的则可以获得朝廷的补助，甚至被推为贡生，参与官员的选拔，但实际上真正因考试而被淘汰的生员非常少，学官里的考试就成了只奖不罚的一种程序。所以秀才们并不可能真的在意。
学官的真正意义似乎只有两点，一是作为王朝教化与礼仪体系的物化象征，一是作为州县学官的官邸和地盘。
作为前者，学官往往与文庙连在一起，与文庙一样，里面也供着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的牌位，规模大一点，还配有写着十哲或者贤人七十的木牌子，有着雕龙的“宫殿”和棂星门（像牌坊一样的东西），门前还立着“文武官员军民人等到此下轿马”的下马石，以示礼敬肃萧。地方正印官知府知县和知州，任上最慎重也最风光的事务就是主持学宫的考试，稍微有点墨水的还要装模作样地开讲两次“子曰诗云”。所有境内的生员名义上都是地方正印官的学生，凡是秀才见了官长揖之后必然自称“学生”，一叫，双方都特感荣耀得慌。官员处理别的公务，礼仪冠服可能有点马虎，但进了学官就必须穿戴整齐，言慎行谨，一丝含糊不得，否则遭到秀才们的笑话不说，弄得不好被都老爷知道了，还会被弹劾，因此丢了乌纱帽。正由于学官这种高洁肃慎的禁地地位，清代康熙年间，两榜进士出身的广东顺德七品知县徐勃才可以凭此与当地驻军的二品总兵斗法，故意下令每天晚上学宫的钟鼓弄得山响，说是广东地方学运不昌，敲敲钟以振学运，结果把住学官附近的总兵大人吵得寝食难安，但也无可奈何，只得搬家了事。
作为后者，明清两代的地方学官，诸如学正、教谕、训导之类，官阶八品到九品，多由屡试不第，科场蹭蹬的士人担任，均为冷而又冷的穷酸官儿，名义上虽也是地方生员的老师，负有管理训导之责，但由于平时考试的大权由正印官把着，所以他们对秀才们实在也无从管起，而秀才们对这些左右不了他们命运的穷酸官大都不屑一顾，实在没办法躲了才勉强应付一二。《儒林外史》里的匡超人中了秀才，依例需向教官上点见面礼，然而他却不理这个茬，最后在别人的劝说下，才封了两钱银子应付了一下。在这些秀才眼里，主持考试的正印官才是他们真正的老师。连被“管”的人尚且如此，其他人的态度可想而知。所以学官们一年到头最主要的事务就是看管学宫，恰好他们的官衙也就在学宫里，守着一年四季冷冷清清却又像宫殿似的大院。明清两代，官俸本来就低得吓人，一个七品知县，每年俸银不过三十两，好在他们有额外的“灰色收入”，然而这些学官哪儿去捞钱呢？所以只好耗着微薄的薪俸和少得可怜的陋规收入度日，其处境与文庙里那一年才有一次冷猪头的孔夫子倒有几分相似。实际上，学官们最大的福利，就是每年春秋两季祭孔之后，作为牺牲的那只猪，照例由他们分吃，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穷学官和他们的家人，才能沾上点荤腥。过去有嘲教官对曰：耀武扬威，隔窗户瞪门子两眼；穷奢极欲，提篮儿买豆腐半斤。
穷教官连看门的也惹不起，想发威风，只能私下里瞪人两眼，想要改善生活，如果没有挨到吃祭肉的时候，也只好买块豆腐解馋。所以，学官又被人称为豆腐官。
豆腐官住的地方也有点像豆腐，一方面是因为学官有着半个官衙的性质，所以难免要沾一点“官不修衙”陋习的光。在过去的时代，做官的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迷信，都相信修衙的人升不了官，以至于各处官衙大多破烂不堪。做学官的人自然更是难以免俗，实际上他们比其他的官更希望升迁，住在里面的官不张罗修缮，那么别的人又何必生事，所以学宫也逃不出年久失修的命运。另一方面清末战乱不已，武人的势力开始抬头，学宫本来就是摆设，现在就更没有人理会。到了清末新政，废科举兴新学，原来以科举制度为依托的礼制——教育体系寿终正寝，童生秀才进了新学堂，学官们改了行，学宫遂一任房倒屋颓，在风雨飘摇中湮没，后来想要了解明清学校制度的人，好像再也无从一睹“汉宫威仪”，取得一点感性认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