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余杭
余杭有两个，一个新的，一个旧的，我说的是旧余杭。
旧余杭是我外婆的家乡，近代出过三个大名人，大学问家章炳麟，是俞樾的高足、20世纪中国最牛的国学大师，后来北大文史部的教授大抵是章门弟子，后来留学的海归不满，发牢骚“某籍某系”，指的就是这些章门徒子徒孙。另外两个也很有名，而且是一起成的名，杨乃武与小白菜。清末一起冤案，造就了两位名人，在市井这两位比章炳麟名头更响。小时候，妈妈给我讲她家乡的事，只提杨乃武和小白菜，不提国学大师，还自豪地说小白菜就在她们街上做尼姑，外公还跟她说过话。
1974年的春夏之际，我在余杭住了三个月。
那年，我17岁。早一年，我的脚受了点伤，别人不在意，自己也不在意，结果，一年过后，脚痛得不得了，在农场治来治去，不得要领，走路依旧一瘸一拐，妈妈觉得这样下去不行，说干脆回老家养养吧。于是，我跟学校请了长假。就这样，我这个籍贯填着浙江的小北大荒人，终于踏上了父母之乡的土地。
说也奇怪，我的脚一踩上江南的土地，似乎就没事了，在上海和杭州的亲戚家，待了若干时光，东跑西颠，好像一点也不痛，在杭州做医生的小姨，领我拍了片子，说没什么事，西医也没什么办法，然后找一个下放到公社卫生院的老中医，扎了扎针，贴了几贴膏药，自我感觉真的一点事也没有了。然后一个人逛西湖，走东走西，感觉冷清极了，偌大的西湖，满打满算，也没几个人，有桃花，没人面，也不收门票，随你怎么走，逛到灵隐寺，累了就坐在观音像下面歪着，绝对不担心有僧人出来劝你烧香。张岱笔下西湖七月半的盛景，景似乎都在，但人的影子却没有。在这之前，妈妈已经先我回到了余杭的外婆家，听说我脚没事了，让我也去。
就这样，搭上一辆破旧的长途车，坐了四十里地，来到了余杭。
外婆家挺大的，一幢临街的两层楼，楼下是一溜的大门板，楼上是木头窗户，一架楼梯，踩上去吱吱呀呀地叫，但好像没有塌下来的意思。房子后面，还有一个灶间，一个天井，一个竹园。但是妈妈说，外婆这个房子，跟你爸爸家比，也就算个鸡窝。但是她又不让我去父亲家，说那里的房子已经不姓张了。
我去的时候，余杭只是一个乡镇，县治已经搬到了新余杭。临河有一条街，此外就是农田，有山有水，山清水秀，很多山上不是有残存的庙宇，就是有完好的佛塔，尽可以上去发思古之幽情。我这个北方佬，到了江南的乡下，感觉什么都新鲜。水田里，一根杂草都没有，几乎每一寸的土地都被充分利用了，感觉这里的农民，不是在种田，而是在绣花，每一针都一丝不苟。门前的河，表姐告诉我可以通到上海，还真的就停了很多张岱和鲁迅说过的乌篷船，运货也搭人，表姐告诉我，她就搭这样的船去过上海，路上要走好多天。我想，原来张岱说的夜航船，就是这东西。船上和岸上的人，洗衣、淘米、洗澡都在河上，有时候感觉水不大干净，但人人都不以为意，这里的习惯是见水为净，只要过了水，不干净也是干净的，吃的穿的，包括人自己，每天都要见水、过水，过了水，才踏实。
这里的人都能干，黑龙江最勤快的农民到了余杭都是懒汉。在这里几乎看不到闲人，所有人都在忙，扁担是人人随身带的，上车旅行也不能免，挑的担子都奇重无比，连我16岁小表妹挑的草肥担子，我试了试，硬是直不起腰来。在余杭，我还看到了版筑，用两个板子夹上，然后往里填土和石头瓦块，一边填，一边夯实，夯实一端，抬高一段，最后一道墙就起来了。看着看着，恍然大悟，原来传说中商王武丁的贤相傅说，就是干这个的。在黑龙江垒墙，如果不用砖的话，都是用草把子沾上泥，盘在一个个木柱子上，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出版筑是个什么样子。在余杭，也看到了鲁迅说过的曲尺型的街头酒店，当街卖老酒，一个大柜台，农民下工回来，倚在柜台上，要一碗咕咚咕咚喝掉，奢费的可以要一碟茴香豆佐酒，喝得稍微慢一点。不是年节，也不请客，家家都在街头吃饭，一律雪白的米饭，乌黑的干菜，跟鲁迅小说里讲的一模一样，看了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不曾相识而且让我最震惊也最不习惯的事也有，是上厕所。像上海杭州，没有抽水马桶的地方用旧式马桶，有需要，躲在屋子角落方便就是，每天早上由女主人倒到例行来收粪的车子里（当时在上海和杭州，早上千万别早起，早起的话，鼻子里满是粪便的味）。余杭满街都是厕所，但每个厕所都是开放式的，不分男女，一个大粪缸，前面一个木头的杠子，方便的人可以坐在木头上，屁股伸到缸里。这样简陋的设施背后有点遮挡，但是前面则对着大街，一点遮掩都没有。方便的人，既可以跟相邻的人说话，也可以跟街上的过客聊天。第一次上这样的厕所，真是不好意思，扭捏了许久，不肯脱裤子，但排泄不比别的，忍不得，也将就不得，后来习惯了，脸倒是不红了，但碰上熟人，尤其是女性，想跟我聊天，还是连头都不敢抬。不过，余杭的厕所，是那个时代我所见过最干净的厕所，比上海抽水式的厕所都干净，稍微有一点粪便，马上就会被人收走。在那里，粪便，绝对是除了粮食之外，最为宝贝的东西。
在余杭最为开心的事，是春天用竹枪挖竹笋。一场春雨过后，你可以听见竹笋一个接一个地冒出来，白嫩嫩的一片，说实在的，委实很性感，拿竹枪一抠一个，一抠一个，用鸡蛋和肉炒一炒，那个鲜美，真让人馋到要死。我从来没吃过这样好吃的植物，从那以后，直到今天，我依然保持了对鲜笋的挚爱，只要有机会，绝对不会放过。
在余杭的时候，妈妈每天都在陪外婆说话，任我到处乱跑，唯一一次跟我出去，是看她们余杭的文昌阁，那是一个四面环水的水阁，虽然已经残破，但却很精美很漂亮，大概是我一生所见最漂亮的文昌阁了，但是妈妈却说，这个阁，四面环水，使得余杭文运不佳，科举上没什么人才。其实，余杭历史上出没出过科甲出身的大人物，我不清楚，妈妈也不清楚，但我知道，就文运而言，余杭能出一个章炳麟，足矣。
遗憾的是，余杭人知道章炳麟的人不多，读书的人似乎也不多，当时在余杭，走了几家亲戚，连一本书都看不到，人人都在忙，即使在“文革”时期，大家也拼命种田，拼命想办法挣钱，比起黑龙江的农民来，生活要好得多。好在老百姓的生活、周遭的环境，还依稀能感觉到张岱和鲁迅笔下的样子。
到了后来的后来，我的父母之乡已经变成闻名世界的富庶地区之后，我再一次来到余杭，当年的景物已经荡然无存，乡亲们都很富有，房子很气派、舒适，房子外观像积木一样鲜艳、稚气，但家里依然没有书，街头的曲尺型的酒柜没了，开放式的厕所也没有了，再也看不到人们端着饭碗，雪白的米饭、乌黑的干菜。外婆的竹园，早就变成了一幢幢华屋高厦。
外婆的余杭，我曾经的余杭，没了。
成为拆迁废墟的古城
福州是中国著名的古城，历史有一千七八百年之久，近代又是南方沿海一带最热闹、最有历史意义的所在。
林则徐，是把晚清带入现代世界体系的第一见证人；福州船政局，再加上出身于船政局的严复，给这座古城平添了中国近代文化思想进步最耀眼的色彩。还没来福州之前，就听说出过林则徐、严复、沈葆祯这些晚清名人中的福州三坊七巷，是个访古的好去处。
人们形容落差比较大的造访，往往会说乘兴而来败兴而返。然而，几乎在进入三坊七巷的地界同时，我就已经感到极大的败兴了。我发现我进入了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整个地区都在大拆大卸，不，应该说是大毁，几乎所有的老房子都被拆掉了，原来的巷坊，只有少数几个还剩下一点残余，在仅余下的几个门牌上，还可以依稀看到诸如“郎官巷某号”、“黄巷某号”这样的字样，提醒人们这里曾经是座古巷。几个过去作为文物保护单位对外开放的名人故居，林则徐故居不开，沈葆祯故居锁门，好容易敲开了严复故居的门，里面的一个大妈开了一个门缝告诉我们，现在内部整修，不开放。只有临着繁华大街的林觉民故居还在开放。这个宅子，其实也是近代另一个名头更大的人物林长民（林徽因的父亲）的故居，以及冰心的故宅（后来被冰心的父亲买下）。显然，如果这里没有出过那么一个著名的革命者的话，故居不会被保护得这么好。
我想，福州市政府对三坊七巷的改造，多半不会将之变成商品房或者商用大厦，而且以上提到的这些名人故居，也很可能会得到保留。只是像梁章钜、李馥、陈袭裘、林聪彝（林则徐子）和刘冠雄等人的故居，估计就悬了。改造后的模样，应该是比照上海改造石库门那样，弄出一个新生的三坊七巷来，远看古色古香，近看则金碧辉煌，簇新铮亮。似乎不大可能修旧如旧，恢复当年的旧观。因为在现场看，工人们拆得很生猛，拆下来的瓦和木料，基本上都没了，少量的旧砖，随意堆在那里，没有分类，更没有编号。
将来新生的三坊七巷，包括那些作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超级名人故居，如此这般地翻新起来，估计都会变成老建筑其表、钢筋水泥其里的假古董。
世界上凡是有点历史的古城，旧城改造都是一个难题，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但是很少有像中国人这样，不是大规模地拆旧建新，就是大规模地拆旧翻新。而且翻新的部分只占很少一部分，多半是那些在世界上都具知名度的古建筑才有这个资格，其余无论有多大的文化价值，也都是推土机上来，一推了之。现在看来，即使是那些似乎受到格外照顾的部分翻新式的改造，也大有问题。
当年的古建筑，我不说其人文历史的内涵，单说建筑本身，不仅其雕梁画栋有讲究，山墙漏窗有讲究，连铺地的砖，也有讲究。据说三坊七巷这个地方，一般中等人家地上的泥都是从海里挖来的，梅雨天不返潮。然而，现在的重建，这些讲究都没有了，讲究的只是华美的外表，用这样的外表，来赢得那些文化水平不高的游客的欢心。
这样的现象，不止福州一地。上海新的石库门如此，北京翻新的四合院也如此。现在的中国城市，无论历史长短，走到街上，个个都像纽约，比纽约还新，高楼大厦、玻璃幕墙、钢结构，随便在哪里照张照片，任谁也分不出是什么地方。过不了多久，在中国的土地上，像福州这样正在拆迁中的古建筑也找不到了，要找，只能翻画册了。
东北人都是活雷锋
东北这个地方，连同内蒙古大草原，是中国历史大舞台的后台，从这里不断地冒出来新的角色，在前台演一出，再下去。匈奴人演完了，突厥人出来演，突厥人下场，契丹人登场，契丹人还没来得及卸妆，女真人就出来了，然后是蒙古人，满人。到了满人当主角的时代，一直留在前台的汉人突发奇想，想要到后台看看，满人想把龙兴之地封起来的柳条边，不管用了，于是，今天的东北人问世了，他们是闯关东闯去的。
过去的东北地广人稀，天气苦寒，但土地肥沃，稀稀落落种上一季，杂草跟庄稼一样高，也一样饱满，一年吃不完，冬天可以渔，可以猎，可以采集，野味应有尽有，比如江里几百斤的鳇鱼、天上的飞龙、地上跑的梅花鹿，还是清朝皇帝贡品，内务府定期索要。在这种地方生活，很有几分像生活在北欧，冬季漫长，天寒地冻，只能猫在屋子里，坐在火炕上侃天，熬过漫漫的长夜。因此，东北人都能侃，无论男女，嘴皮子特溜，会讲故事，也会编故事，没出一个安徒生，但是出来一个二人转。从形式上讲，二人转比北欧童话更热闹，更有娱乐性，饮食男女，比哪个地方的地方戏都荤，荤得像东北的酸菜白肉，看着白花花的，不腻。
东北是移民区，除了奉天这种开发比较早的地区之外，其他地方没有什么乡绅，也没有什么宗族，祠堂和戏台都是稀罕物，原来地方的乡绅，很少会吃这个苦，拖家带口闯关东的，都是平头百姓。没人带头，过去的讲究也就没了，长幼有别、尊卑有序在这里都比较糊涂。自然，现实中的男女界限，也不会那么清晰，大家闺秀自然是没有了，小家碧玉自然要抛头露面，待人接物大大方方，从来不知道什么叫不好意思。
男多女少，婚姻分配不均， “拉帮套”式的婚姻形式自然而然地产生。一个女人，尤其比较出色的女人，在主夫之外，再有上一个或者更多的副夫，理所当然，理直气壮，副夫就是“拉帮套”。干拉帮套这活儿的，一般都是年轻小生，虽然没有家庭大权，但很受主妇怜惜，只要听着栅栏门一响，当家的主妇就一脚把老公蹬下炕，一声断喝：滚。于是主夫就乖乖地给人腾地方。
这种风习，连累当地的神界都糊涂一片，这里的人们供神，庙都不大，胡乱塞进所有知道的神仙佛祖，太上老君和观音娘娘都搁一块儿，没有男女有别的说法。其实，东北人真在意的神灵，都是自然神，山神、土地，连黄鼠狼都特别受待见，有香也给它们烧。
这样的地方，人都厚道，清朝不断把关内尤其是江南看不上眼的士大夫往东北发配，桐城方氏方拱乾、江南才子吴兆骞一千人等被发到宁古塔后，都能得到当地人的热心照顾，“解衣推食，得免饥寒”。这些原本被发给披甲人为奴的可怜人，一到戍地，居然被奉为上宾，待为老师，给米给肉给貂皮，骑不了马，就给牛车，因此，很少听说发配东北的读书人因饥寒而死的。东北这个地方，尤其是农村，大家过的像是原始共产主义的生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一家杀了猪，全村人都来白吃，饱餐一顿，喝得烂醉，饱到捧肚子。杀猪这一家，唯一的特权就是可以独享猪下水，当然，还有猪血，一上刀，猪血就被接下，然后趁热灌进同样冒热气的大肠里，做成血肠。也谈不上谁占谁的便宜，因为每家杀猪，大伙都这样吃，如果有谁家杀不起猪，会叫全村人看不起，如果真有这样的穷人，看不起归看不起，但决不会不让他家人来吃。这样的风俗，据我所知，在黑龙江的一些地方，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还古风犹存，我一位要好的大学同学，放假回家，还吃过这样的杀猪宴，今天东北菜馆所谓的杀猪菜，应该就是这种风习的副产品。
厚道的另一面，是仗义。在东北，所谓的五常八德，仁义礼智信，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人们最在乎的，是一个“义”字。闯关东过来的人，脱离了宗法乡亲，无依无靠，一路艰辛，一路风险，在陌生的地方打拼，能活下来靠的就是够朋友讲义气。
东北原来很太平，清末秩序大乱。东北物产丰饶，怀璧其罪，俄国人来了，日本人也来了，天下大乱，老百姓日子不好过了，但维持秩序，不靠官府靠自己。有一部分所谓的土匪胡子，实际上是割据一方也保护一方的保护队，这样的保护队，跟周围的乡亲，跟内部伙计，维持关系，靠的都是义气。在东北，对男人最大贬词，就是说他不仗义，一个头顶着不仗义名声的人，多半活不了太久，就会遭遇三刀六个窟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