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纪念的历史悲情
对于中国人来说，二战就等于是抗日战争。对于我们这些四五十岁的人来说，在我们的成长岁月里，各种文艺作品中有关抗战题材的特别多，小说、戏剧、电影林林总总。即使在文革那个百花凋零的日子里，能看的电影“三战”——《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就有两个是打日本鬼子的。只是，在我的印象里，抗战更多的是英雄主义的胜利凯歌，是一个中国人用土枪土炮土地雷，轻而易举地战胜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帝国主义的过程——Too easy！至于南京大屠杀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记忆里，几乎是不存在的。
可事实上，中国抗战胜利是惨胜，是一连串惨烈的抵抗和失败，国土遭沦丧，人民被屠戮。有跟占绝对优势的敌机格斗最后拼尽性命的空军，也有整团整师甚至整军战到最后一兵一卒的陆军，更有操着土枪土炮甚至大刀长矛跟敌人拼命的游击队。当然也有不少原来就是军阀的军队，虽然也抵抗过，但由于种种原因被遗落在沦陷区，结果生存不下去而投降的。
说实在的，纵观抗战的历史，凯歌行进的时刻并不多见，有的只是惨烈，虽然可歌可泣，甚至可以说是惊天地泣鬼神，但毕竟是惨烈的。我们可以骄傲，说我们虽然是弱国，现代化程度不及法国的百分之一，但是法国投降了，我们没有，但这改变不了我们抗战惨烈的事实，而且由于在二战的盟国中，我们抗战的时间最长，从“七七事变”算起有8年，若从“九一八事变”算起则有14年，所以，我们经历的磨难，遭受的牺牲，也是最多的。
这个世界最应该悼念自己在战争中牺牲的人民的，实际上是中国人。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没有经历过这样长时间的磨难和牺牲。连号称最为灾难深重的犹太人，被纳粹屠杀了600万，但他们是被间接地用工厂化的方式处理掉的，而中国人却往往是被拿着最现代化武器的中世纪野蛮人，面对面地杀掉，显然，其场面要更加血腥和残忍。当时的中国，按黄仁宇的说法，是一个无法用数字来管理的国度，所以，我们的战争损失，实际上一直是笔糊涂账（日本的右翼，往往在这一点上跟我们胡搅，好像当年在南京如果没有杀掉30万人，就不算大屠杀一样），但是，问一下那些经历过抗战的老人就知道，中国几乎每个家族都有死在战争中的人，或者是战死疆场，或者是死于战火，更不知有多少人，在逃难途中饿病而亡。在战乱中，众多的斗升小民丧失了仅有的一点家当，好不容易经过十年积蓄养成的民族工业，多半毁于一旦。
反思战争，应歌颂正义战胜邪恶。不过，更应该明白的是，战争是罪恶的，是最可悲的悲剧，即使是不得不应战的被侵略者，战争给他们带来的也绝不仅仅是反侵略的胜利凯歌。对战争中英雄主义的歌颂，理所应当是为了消灭战争、遏止战争，而非激起年轻人对战争的渴望。
教授与平等观
北大医学部某研究所要求教授轮流值班做门卫，据该所办公室的一位负责人说，“教授只是一个职称，不是什么特殊人物，即使是特殊人物也要和其他员工一视同仁”。
这样的平等观，真是绝妙好辞。是的，一个学校，教授跟扫地、看门的员工，的确应该是平等的，但不意味着教授就应该去做看门和扫地的工作。如果这样的“平等”成立，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求看门和扫地的员工进实验室进教室呢？再说，教授不是特殊人物，那么领导包括这位办公室的负责人，是不是也应该不是特殊人物，更应该扫地和做门卫呢？
中国的大学，教授已经相当贱了，在学校发的各种表格里，教授跟扫地和做饭的人一样，属于教职工，或者员工。在住房改革之前，分房子的时候，教授绝对竞争不过做饭的大师傅，至于小车班的司机，更是难以望其项背。在一些人眼里，学校最重要的是干部和后勤人员，一个是领导，一个是经济基础，教授当然不能没有，但是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教授却有的是，实在不行，找个有学历的，给他个职称就结了。即使在社会上看起来教授还相当风光的今天，一个所谓的大牌教授，到了校领导面前，还不是大气都不敢出！
一直研究高等教育的熊丙奇教授告诉我一个故事，1950年前后，当时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也就是后来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邀请该校著名物理学教授Rabi作演讲。Rabi是1944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艾森豪威尔在开场白中客气地说：“在众多雇员(Employee)里，你能够获得那么重要的奖项，学校以此为荣。”但是Rabi回敬说； “尊敬的校长，我是这个学校的教授，你才是学校的雇员。”
这样的事情，在过去的中国也有过，民国时的大学，从来没有人认为教授是学校的员工，教授的聘书，都是校长亲自恭恭敬敬送上门的。周作人先生从日本留学归来，蔡元培先生一次次登门拜访，请他来北大教书。反过来，如果哪个教授觉得学校有所不敬，那么转身就走，连招呼都不打。那个时候，中国有很多牛教授，因此才教出来很多牛学生，至今让我们感慨不已。
教授牛不起来，是因为学校已经变成了衙门。现在的大学很像一个县衙，校长是县太爷，说一不二，谁见了都怕，机关干部是六房书吏，跟县太爷分享一点权力，而教授则是三班衙役，跟扫地看门的一样，都是从事贱业的贱民。只有混进机关干部队伍，弄个处长副处长千千，才会有点出息。而学生则处在最低层，属于交粮纳赋的百姓，好在他们只不过临时在这里交粮纳赋而已，而教授则在一个单位，差不多要干一辈子。在大学里，不仅校长、院长和系主任是教授的领导，连机关里的一个小科长，也一样以领导自居，说起话来颐指气使。
从来没有听过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即使在非洲，让教授值班做门卫的。这样的出格之举，还理直气壮，无非是权力的傲慢，衙门里特有的权力傲慢，除了领导之外，所有的人，无非都是奴才，让你做什么，就得做什么，教授不过是一介有职称的杂役而已。
教授的抄袭案
大学里的学生，无论本科生还是研究生，交作业写论文，从前是泡图书馆抄，抄完了之后，比较有“职业道德”的还夹上一纸条：此处已抄过。提醒别的同学别抄重了。
现在同学们大抵足不出户，从网上“荡”就是了。学生抄，教授也抄。就目前已经暴露的文抄公来看，还真不乏大人物。比较高明的是从外文著作里抄，东一点西一点，最好是不同的语种都有点，让你查起来找不到头绪；次一等的是从港台的著作里扒东西；最下等的就是在国内有关著述里拼，张三的嘴，李四的鼻子，王二麻子的额头，一篇文字如果仔细寻的话，大概可以找出十几二十个人的产品来。当然，近来有勇敢者就可着一个人抄，一篇文章甚至一本书，就是一个复印件。从海外归来的某些海归，则干脆把人家的文章换成自己的名字，连抄的功夫都省了。
学生的抄和教授的抄，毕竟有所不同。学生抄，东窗事发，大多脸不变色心不跳，除非是攒书被人告上法庭对簿公堂要赔钱；但是教授抄，如果被人揭发出来，脸上还是不太好看的，所以，怎么也得有点动作。躺下装死是最常见的，只要尾巴被人抓住，马上什么也不说，闷起头来装死，任人家怎么问，就是一言不发，不认账，也不反驳，硬着头皮顶住，只要坚持几个月，等风声一过，再西装革履地出来，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该做什么做什么，该说什么说什么，甚至张开大嘴批判学术腐败也没有问题。比较勇的是出来反击，写文章反击，胡搅蛮缠，找各种理由为自己开脱。更勇猛的是跟揭发者打官司，你还别说，还真有李鬼把官司打赢了的，李逵倒败诉。当然，最有办法的是通路子，找关系，把不良影响消弭在萌芽之中，如果哪个媒体的从业人员敢不识趣，那么，人家说了，你的上级会找你的！
比起学生来，教授的抄袭案，有好些其实不是偷。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某些教授那里，在学生的文章上面挂名成了一种“规矩”，只要学生的文章有点意思，就非挂不可，好一点的，挂了名发表后不分稿费，差一点的连稿费一并吞掉，一点也不给学生，自己名利双收。这其中，有学生本不愿意却被逼无奈的，有半推半就的，也有主动投怀送抱，先生欣然笑纳的。我们看到，这些事还真不好定性，里面有强抢、豪夺，也有强奸和通奸。当然，挂名的先生如果赶巧碰上学生的大作其实是抄的，那么东窗事发的时候，自己只好哑巴吃黄连，有苦没法说了。
偷人钱财是偷，抄人家文章也是偷。如果哪个学生和教授一时兴起，顺人一个钱包，估计被抓住了大家都会认为他是贼，脸面丢个干净。抄人家的著述，其实跟偷人钱财没什么两样，但是感觉上其情节似乎要轻得多。学生为了交作业，大家可以在一起公开地抄，为了避免抄重，还要相互参照。那些忙于给导师（老板）打工做课题的学生们，大抵也是公开地抄，只要把主持课题的老师一个人瞒住就好，反正老师都忙，到处赶场，哪里有工夫去核实，加上课题原本就是骗钱的道具，只要能把钱骗到手，谁又会去叫真。教授们抄，相对而言，比学生要隐蔽一点，讲究一点策略，但内心的道德压力决没有决定顺人钱包的时候那么大，顶多也就是忸怩半晌，然后该出手就出手，其厚颜无耻之程度，让旁观者见了都不好意思。
偷人钱财只伤害被盗之人，而偷人文章，不仅伤害被盗之人，而且败坏了学风，伤及整个学术共同体的尊严。每年期末，考试的时候老师都在监考，为的是防止学生作弊抄袭。如果老师率先垂范，带头抄将起来，那我们还在乎学生的这点小动作干什么呢？他们的小抄，一不算偷盗，二不涉及知识产权，无非是想骗个好分数。
造假的技术含量
直接感受造假的技术含量，是因为盗版书。卖文为生的人，稍有成绩，总难免遭遇盗版的尴尬，从前有读者寄来让我签名的盗版书，质量都很差，近来则日见其佳，好到了真假难辨的地步。
造假的技术，盗版书还是小意思。古董和假画制作，才算功夫。
自古以来，造假的门派一向分两路。一路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规模大，比如往茶叶里掺沙子，往食盐里掺沙子，往粮食里掺沙子等等；另一路则专走高精尖路线，量很小，但技术含量奇高，比如制作假古董。
高手制作的赝品，即便行家里手，也往往不辨真伪。台北的故宫里，至今还能看到假的商周青铜器，显见是当年专家花了眼混进来的，多年前曾让人当宝贝辗转从北京运到四川，再从四川转到台北。
不过，据说古董界造假技术最高的，要数书画，高手可以把一幅古画一层层剥开，真假掺起来，真里假，假里真，连最内行的专家也会被蒙在鼓里。
过去造假的规矩一般是这样的，雅的、值钱的，往往走技术路线，而大路货则粗放经营，有什么掺什么，无非是为了多加点分量。现在时代变了，造假也在进步，即便大路货的日常品生产，造假掺假也开始走技术路线，而且还有了现代科技含量。比如往食品（包括动物食品）里添加三聚氰胺，增加食品的蛋白质含量，这个秘密谁发现的？大学的化工专业肯定不会教这些东西，首先实践这个的，肯定是位精通有机化学同时又肯钻研的人士。
同样具有创意的造假，还有养黄鳝添加避孕药，海鲜养殖加四环素，据说都可以增产；给鸭子喂苏丹红，可以让鸭子生出红心鸭蛋，让人误以为是湖边吃鱼虾长起来的鸭子下的蛋；养大闸蟹加什么我忘记了，反正也是特有创意的。这样的添加，除了发明者特别具有联想力、创意之外，按道理还应该经过反复的试验，试错、比对、探索。
如果国人把造假的创意、心思、干劲乃至精气神转而用在科学发明上，会怎么样？中国的专利技术肯定会有一个飞跃式的进步，中国的制造业不会像今天这样，由国外来料来图纸而中国厂商以加工为主，缺乏自主品牌，产品的量再大，也是在廉价为发达国家打工。
显然风俗有点问题，一想到发财，每每首先考虑下三路的招数；制度及其操作也有问题。尽管有了专利局，国家也主张对知识产权加以保护，但现实的局面是，凭有知识产权产品获益的人或者公司，其收益往往不及盗版者。一个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写本书，只要稍有读者，立刻就会遭到盗版，然后就再也卖不动了。光盘、软件莫不如此。发明专利遭到盗用的官司，也所在多有。政府不是不管，有制度，有机构，但管只限制在表面上，禁者恒禁，用者照用。一个作者告诉我，他曾经在书市上当场抓住一个盗他书的人，送到稽查大队，前门送进，后门放出。
如果正经动心思发明创造，得不到应有的报酬，甚至可能赔本的时候，人们的心思自然会往邪路上走。如果恰好又有这样的环境，邪路上的人，自然就格外精明，甚至格外有科学的精神、试验的耐心、探索的追求。
造假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们为什么总在这个方面动心思，甚至用现代科学技术在这个邪路上前赴后继。
“擂台”的民族主义想象
凡是表现近代武林高手的电影、电视，几乎无一例外地都会有中日高手比武的场景，霍元甲如此，陈真亦如此，就像传统小说戏剧中好人和坏人打擂台一样，坏的一方肯定诸多奸谋，使诈、用暗器、下毒，但最终好人还是打败了坏人，一如电影《叶问》中，叶问一连数掌，击得那日本将军瘫萎于地，然后昂然接受剧里剧外众人的喝彩欢呼。
我很怀疑这种比武，都只是一种故事，并非真有历史的依据。 《叶问》里的故事，属于最粗糙的一个，很难想象，一个打伤日本将军的人，可以从容在众目睽睽之下，从日军占据的佛山，逃到同为日军占据的香港，然后安然无事？事实上，本人从事民国史研究多年，从来没有在民国史料中，发现过这样的事情，也没有听说过别的同行发现过这样的史料。如果真有这样的比武，当年的报纸肯定不会放过。
有意思的是，这样的事情，在今天却真的有了。前些日子，众多的媒体报道过中日双方搏击高手比武的事情，跟大家预料的一样，中国人战胜了日本人，我们看到了获胜者那高举奖杯的照片。只是，中国高手获胜之后，有人质疑，那日本高手根本就是日本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孰真孰伪，我是外行，无从判断，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现在人比较有眼福，不仅能看到戏剧的故事，而且能看到戏剧性的真实演出。
到目前为止，至少还有相当多的中国人很恨日本人，这样的恨，有历史的因素也有文化的原因。在文化上，似乎很有血缘联系的中国和日本，彼此的讨嫌看来一时半会儿不会消失，尤其中国人对日本人的讨厌也许更多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