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先前曾肯定这种以暴力止暴力，以罪恶止罪恶为不得已之举，此时则感到“依暴力求政治上之幸福者，其结果终于以暴易暴，真实幸福仍不可得也”。由此，他提出不仅暗杀应当制止，而且制止暗杀的方法亦不能采取由政府制定严刑峻法，用死刑来恐吓的方式。他认为只有采用“感之以至性，动之以至理，启其悔悟，辟其迷惑”的方式，“发挥正义，维护人道，昭示天地之常则，回复人类之本性，俾人人良心上皆爱平和，则平和自现，人人良心上皆恶暴力，则暴力自隐，人人良心上皆悔罪恶，则罪恶自除”。
他感叹道：“人心一念之悔，万象昭苏之几也，凄怆愁苦冤仇恐怖之天地中，涌现光明和乐之域，即在俄顷，万种杀机，一切恶根，胥如春雪朝露，阳光一耀，倏焉销灭矣，是在吾人心造之耳。”意思是说，人心的悔悟是宇宙间一切景象好转的先兆或根因，黑暗立刻变为光明，罪恶像春雪晨露遇到阳光那样马上消逝，都是人心造就的结果。因此，行暗杀者在正义、人道的良心感召之下，就可能有“灵明一念”的转变之机；而那些对世道人心伤感绝望，想以自杀作为解脱的人以及所有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亦应“各自忏悔，涤濯罪恶”，人生未来或才有重现光明的希望。
李大钊的这些看法使人不仅想到《大学》中的“明明德”、《孟子》中的“存其心，养其性”之说，而且想到陆九渊的“心即理”、“一是即皆是，一明即皆明”和王阳明提出的“知是心之本体”、“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以及佛教禅宗的“顿悟”和基督教的“忏悔”观念。这些观念中的前几种当然都是中国传统的，而基督教的“忏悔”观念则来自俄国近代著名文学巨匠列夫·托尔斯泰。
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李大钊接触了托尔斯泰的思想。他翻译的日本人中里弥之助《托翁言行录》，简括了托尔斯泰对于“文明”、“革命”、“劳动”等问题的评论。托尔斯泰透过科学发达引起人类文明进步的表面看到少数人借助国家势力，控制科学，对多数下层阶级民众施以剥削压迫的事实，痛斥这种所谓文明其实是“少数阶级之淫乐与虚荣，几千万多数下层阶级穷且饿”的“虚伪之文明”，是国家“强人以杀人，而严罚其不从者”的“可怖之文明”。
他认为人生是不能忍受虚伪的，所以革命不得不发生。然而，他并不强调革命的暴力形式及其夺取政权，实行政治与社会变革的意义，而是把形式的革命视为“人类共同之思想感情，遇真正觉醒之时机，而一念兴起，欲去旧恶就新善之心的变化，发现于外部”的表现，从而断言：“悔改一语外，断无可表示革命意义之语。”
他说：悔改是入“道”之门；悔改意即“就善”。
什么是善？善乃是“人间本然之理性与良心之权威”。怎样做才可为善？什么是最大的善？他认为劳动是“最大最初之善”；“无劳动，则无人生……劳动为人生之最大义务，从而为最大善也。”人们应当首先尽人生之义务，然后才能认识人生之意义。离开劳动求“安心”、“悟道”，只能陷入迷途。
他说：劳动本来是无痛苦的，劳动者之所以感到痛苦，是因为在国家制度之下，他们受到了他人掠夺的缘故。
他为人们设计了一个半工半读式的理想的“劳动国”，在那里人人都是劳动者，用半日劳动，获取衣食住等保障物质生活的资料，而以另外半日从事“消遣于灵性之慰安与向上”的事情。
对于生活在动荡年代，渴求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李大钊来说，上述简明扼要的语言所具有的影响力绝不亚于几十年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复活》、《安娜·卡列尼娜》中那生动的人物形象、细腻的心理刻画及其展示的深刻的人生哲理，对于整整几代中国青年的影响力。托尔斯泰对于文明国家“杀人”本质的揭露，在李大钊对民初暗杀、自杀之风日益感到不安的心理上引起共鸣；托尔斯泰对革命所作的解释为正在革命推翻清政府的善与革命又“导至”民初政情紊乱的“恶”之间迷惘犹疑的李大钊指出了一条通向“光明”之路，而这条道路又是李大钊最为熟悉的，即由明理或“正心”以达于善的道路。托尔斯泰的“就善”恰如儒家“三纲领”中的“止于至善”；他的“人间本然之理性与良心”又和《大学》的“明德”、《孟子》的“心、性”、“良知”，以及陆王的“本心”、“灵明”何其相似；而他的“悔改”又恰恰是“明明德”、“正心”、“致良知”，也恰恰是儒化的“顿悟”。甚至托尔斯泰对劳动的崇尚也在无形之中引起从小生活在乡间，熟悉下层劳动人民生活的李大钊的认同感。
实际上，恰恰是尊重劳动和下层人民这一点是中国传统正统思想所不具备的。
李大钊几乎是在树立作为传统儒家纲常礼教对立面的近代民主思想的同时认同接受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亦即某种意义上的“民粹主义”，这使他的思想开始逸出传统思想的樊篱。
然而，李大钊与托尔斯泰共有的注重道德理性、强调心理意志力量的思维定势，又基本上是属于传统的思维方式的。它是李大钊容易认同托尔斯泰的原因，而且恰恰因为从异国名人中找到知己，他反而不容易因为民权思想的影响而丢弃这种思维方式。
耐人寻味的是，这样一种颇具特色的思想基础后来竟使李大钊不仅成为执著追求民主、深入探讨民主理论的学者，同时成为中国最早系统介绍并诚心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和革命者。
另一方面，较为浓厚的儒家思想影响使李大钊在国家社会问题上比较注重追求统一、秩序、和谐，加之民初政局混乱带给他的忧虑，他一时还很难对托尔斯泰语录中的无政府主义信息发生兴趣。他此时考虑更多的还是暴力问题、统一问题，或者从根本上说，是民众的安宁幸福问题。
对于群德衰落的认识使李大钊找到了民初国家混乱的深层原因。这就是“民力”薄弱导致民权旁落。
他认为：“权之为物，其本体原具有一种实力”。将它放到某处，某处必须有相应的力与之相称，“否则未有不颠堕者”。
民权之于民众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民没有承受权力的能力，即使有人为其夺取权力，但却不能勉强将该权力附置于民众身上，那么，权力决不会被民众掌握，只不过如行云流水，石头瓦块存于空间，何况那些“黠诡武健之夫”奋力从“独夫一姓”的王朝手中夺下权力，不能不产生对权力的“涎羡觊觎”之心，图谋将其窃为己有，政争、兵争因之而起。这就是民国成立，非但人民没有享受民权的喜悦，民生反而“益沦为涂炭”的根本原因。
如此说来，共和有什么罪过呢？“豪暴”亦无足忧虑，可哀可叹的不过是“民德之衰、民力之薄”而已。
李大钊写道：“民力宿于民德，民权荷于民力，无德之民，力于何有？无力之民，权于何有？”由此说来，民权旁落的最终根源还是在于“民德”的衰落。
“民德”的改进只能靠教育、培养。于是，李大钊把国民教育看做是“所关至钜”的“培根固本之图”，呼吁那些他认为以往是革命分子，现在是“拔剑击柱”、“夸功”争权的人“奋其奔走革命之精神，出其争夺政权之魄力，以从事于国民教育”。
这里表达了他对反对袁世凯的国民党人的批评态度，也确实反映了他对当时救国道路的一种思考。
民族意识
还是在1911年末或1912年初辛亥革命烽火燃遍全国，清政府即将寿终正寝之时，心怀喜悦的李大钊写下这样的诗句：
江山依旧是，风景已全非。
九世仇堪报，十年愿未违。
辽宫昔时燕，今向汉家飞。
……
何当驱漠北，遍树汉家旗。
诗中的“九世仇堪报”是借《史记》中齐襄公为其相隔九世的祖上哀公报仇，灭掉纪国的故事来比喻汉民族推翻满清贵族统治。“十年愿未违”既可能是指《史记》中所载战国时期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故事，也可能是指十余年前戊戌维新志士的夙愿终于得以实现。“驱漠北”两句是针对当时沙俄政府鼓动外蒙古独立一事所发的感慨。可见李大钊热爱民族、热爱国家的深厚感情。
李大钊的民族意识最初大抵来自家乡人民对满洲贵族剥削压迫的不满。
光绪三年（1877年）修的《乐亭县志》中有这样一段话：“（乐亭）邑东南近海，西北临河，膏腴之地可屈指计，入国朝顺治年间尽归旗圈田之属，民者不过十分之二，率皆水洼沙滩，农以勤力胜之，亩获不过斗余，所赖以养生者，惟在旗地，丰年偿租外聊以糊口，凶年则所入不供所偿，又有压租、借租等名，租已先交，而所收不给，坐此赔累者甚多……”
这里虽是记载历史地理事实，其流露出撰志人对满清贵族的不满是十分明显的。
这种明显的对旗人大不敬，倘若是在雍正、乾隆时代文字狱盛行之时，很可能会招来杀头之祸。而作者却堂而皇之地写到书中，又由某称作“尊道书院”的处所刻印出版。由此可以推想，在清政府日益衰落的情况下，一部分对清廷统治怀有不满情绪的读书人可能已经感到不必要将这种不满隐藏太深了。或许正由于这个原因，李大钊的塾师黄宝林才可能在学生中间信口讲起太平天国洪秀全的故事。
也许由于平时听到不少对清政府不满的言语，年仅14岁的李大钊才可能发出长大要效法洪秀全的宏愿。后来，李大钊对自己“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的回顾说的也正是这一事实。
除此之外，李大钊还可能从儒家经书中得到有关“华夷之辨”的价值观念；从辛亥革命前十年间反清复汉思潮，特别是他在永平府中学的好友，既从事反抗沙俄活动，又加入过同盟会反清斗争的蒋卫平那里受到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
李大钊的民族意识包括反对清政府统治和反抗外国帝国主义侵略两方面的内容。所以辛亥革命后，他一方面为“昔时辽宫燕，今向汉家飞”而欢欣鼓舞——尽管他很快就对民国政治感到失望，以至发出“稽神州四千余年历史，社会之黑暗，未有过于今日者”的悲叹，却从来没有对清政府的统治流露过一丝怀恋之情。
另一方面，他密切注视沙俄、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野心和行为。
1912年10月，一个名叫中岛端的日本人出版了《支那分割之命运》一书，称中国或乱、或亡、或统一、或分割，其为20世纪之谜。打算用该书为日本“有雄飞大陆之志者”提供所谓“解谜之良键”即侵略之策。
李大钊和法政学会的同学看到该书后深感“风狂雨横，惨淡相逼”，因而“愤恨眦裂”，不能自已。立即将该书翻译成中文，并加上数万字“字字皆薪胆之血泪”的“驳议”出版，以警戒世人。这本书很快“风行全国”。
李大钊热爱民族、热爱国家的情感也来自历史上爱国人物的影响。明末爱国志士朱舜水就是他十分敬仰的人物之一。
朱舜水，名之瑜，字鲁屿，舜水是他的号，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生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据说他少年时即“抱经世之志”，因“政理废弛，国是日非”，奸党当国，“绝志于仕进”。明亡之后，他誓不为清之臣民，流落到日本、越南等国，后几次返国进行反清活动，并曾应郑成功之邀，参加北伐。最后定居日本，从事讲学，“惟以邦仇未复为憾，切齿流涕，至老不衰”，其思想、节操在日本留下很大影响。
1912年夏，日本举行了纪念朱舜水逝世230周年祭典。李大钊大抵在此之前听到过日籍教师吉野作造或今井嘉幸谈起朱舜水在日本的事迹，及至听到日本开会纪念朱舜水的消息，遂感到“欣痛交集”，立即翻阅日文报刊，将有关轶事遗闻的记述译辑成文，以《朱舜水之海天鸿爪》为题，登在《言治》月刊上。随后，他又写下了《东瀛人士关于舜水事迹之争讼》一文。
李大钊从能得到的少量而又漫无系统的材料中，竟然了解到朱舜水的祖籍、早年经历、学问倾向、性格，以及在日本时的生活、交往、爱好等诸多概况，而使他感受最深的则是朱舜水的民族气节和与之相关的学术思想。
他在评论日本学者有关朱舜水的“尊王大义”和“勤王之精神”在日本到底有多大影响时写道：
嗟夫！舜水先生抱种族大痛，流离颠沛，而安南，而日本，投荒万里，泣血天涯，未尝一日忘中原之恢复也。旷世哲儒，天益于艰难险阻中成之，此其学为何如者，夫岂勤王一事，所足征其蕴而扬其光耶……吾人而笃念前哲者，则所以挽人心颓丧之风，励操心持节之气，其必在先生之学矣
对于日人争论中有谓朱舜水“归化”日本的说法，他力辨其诬：
先生不幸生遭国亡种夷之痛，乃转徙遐方，避地海外，以为卷土重来之计，间关万里，日向乡关泣血者，岂得已哉！而数百年后，人犹不谅其衷，反以归化诬之。使先生而归化也者，神州虽云沦陷，尚有汗颜苟活之地，则黄冠草履，遁迹深山，未尝不可以送此余年，满洲与日本奚择，而必越海以赴之哉
从朱舜水那里，李大钊看到了无时不以恢复故国为念，“虽至势穷力尽，曾无灰心挫志，直到死而后已”的坚毅形象和“心悬落日，血溅鲸波”的伟大灵魂，感受到一颗孤独却不熄其火热，哀伤却不乏信念的悲壮之心。
他为先哲享誉他乡，反不为祖国同胞所识深感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