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与生同是全生命的一部，生死相间（即相交替），才成无死无终的大生命，大生命就是大自然，死同生一样是大自然中的自然的现象。
对于自然的现象的“生”，既不感什么可以恐怖；那么，对于自然的现象的“死”，也不应该感什么可以恐怖。我们直可以断定死是没有什么可以恐怖的。
死既与生同是自然的现象，那么，死如果是可悲哀的，生也是可悲哀的；死如果是有痛苦的，生也是有痛苦的。生死相较，没有多大的区别。
他认为：人的乐生怕死，是由于有一种“依恋”的“惰性”：由旧居迁到新居，总不免留恋故居，其实新居未必比旧居有什么不好；“冬天早起，临行冷水浴，望见冷水总觉得有些战栗。跳入其中，沐浴顷刻，也还有一种的佳境。出浴后，更觉得严寒的空气与春风一样和暖。人对着死依恋生，也是一样的心理。”
对于生死这样的豁达，对于死甚且有“跳入其中，也还有一种的佳境”的想象，使他勇敢地面对人生，更勇敢地面对死亡。
不过，诚如人们所熟知的，他并不赞成无谓的死，而是主张发展生命，美化人生。他只是提倡为了真理，为了美好人生的创造才去牺牲。那种牺牲才是一种“佳境”：
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这不仅是他的散文、他的诗歌，更是他的观念、信仰、追求
面对审判的他也许想到了生还的可能，他要为自己，尤其为自己的同志争取生还的机会，因为生存才能继续为他追求的革命事业而斗争。
他也想到了死，他对死亡没有一丝一毫的恐惧，因为死亡会使他和同死的同志们的行为更为壮烈，会使他所从事的革命事业，亦即那革命的、进步的大我生命放射出更加耀眼夺目的光华。
他一生追求光明，追求真理，自信自己的事业言行有益于国家、社会、民族、人民，有益于全世界、全人类。无须掩盖，无须隐藏，无须曲饰。因此，他在《狱中自述》中回顾自己为挽救民族，振奋国群而求学、留洋、探索真理、献身革命的一生的同时，毫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和在国民党中从事的组织活动。
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因此而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
与此同时，他在两份“供词”（其中一份长达5000余字）中，几乎回答了审讯中提出的所有问题。其中包括“（国民党）特别市党部有几处及其组织内容”、“北方区共设市党部若干处”、“（国民）党中派别及分合情形”、“你所抱之目的及近年经过情形”、“革命步骤”、“（国民党）与苏俄如何接洽”、北京国民党组织的情况、活动经费来源和收支情况、“南北军政各情如何传达”及传达方式、被查抄文件所载会议记录所涉人员、“北京左联会是何情形”、与冯玉祥、阎锡山交涉情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内幕如何”、国民党北京政治委员会组织情况、“CP是何符号”、“大学或民校”字样含义、第三国际共产党与“黄色”工团问题等等。
李大钊的供词是坦率的，同时也是巧妙的，充满智慧的。他固然如实讲出了国民党市党部在全国和北方设立的情况，但当时奉、直军阀控制的地区仅局于北方，即使张作霖知道了国民党在广州、上海、汉口设立党部及其大体组织情况，亦对之无可奈何。对于北方国民党地方组织“区党部”、“区分部”情形，李大钊则以“说不清”对之。这就使奉、直军阀在自己控制的区域内也无法确知国民党地方组织的活动实情。他固然讲到了国民党一度在北京地区工作的要员的姓名，但同时说到这些人现在均已离京南下，有下落者在革命政府中任职，无下落者便无从追踪查找。他在回答“革命步骤”的问题时，大谈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而回避具体活动。他坦然承认反对现政府，但对于请求俄人“设法助军火在东北起事”一事和有“联俄反奉”、集中哥老会等内容的中共北方区通告却予以否认或回避。他既回答了共青团的情况，却否认与团组织接头，否认了解团组织的情况……这些大概就是当时报刊上说“李无确供”的原因。
正如在《狱中自述》中没有谈到共产党，在“供词”中，他亦尽可能不谈或少谈这方面的问题。当审判官问到“你是左派首领，左派与共产混合，当然你就是北方共产首领”时，李大钊回答说：“我是左派首领。惟我所主张共产主义与一般人所主张不同。例如英国矿山事业极为发达，应用合法手续转移为国家管理，以免为一二人所垄断。并不是如外间所说，他人之产业即强为我之产业，我之产业他人强作自己产业。盖共产意义，原为共同生产……我是拥护农工利益，要完成中国国民革命。”
他当然并不否认自己亦是共产派的首领——从当时外间的报道来看，这一点几乎是人所共知的。但他谈的大多是国民党的情况，涉及共产党组织时，也尽可能地和国民党的情况一块来谈。这固然是因为国共合作后两党的工作多是在一起做的，同时的确表现出他有意无意地回避共产党情况的倾向。
这大抵是因为，国民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公开活动的组织，国民党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国民革命思想在当时有着更多的同情者。甚至当孙中山在世时，尚有一度与奉、皖结成“三角同盟”，共同反对直系的历史。
李大钊采取这样的态度，既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为中国共产党保守秘密（国民党的活动相对来说，无秘密或少有秘密可言），又可能争取到有利于自己和其他被捕同志的形势。这是李大钊在敌人面前大智大勇的表现。
据当时的报纸报道，李大钊被捕后，北京大学等九所国立大学和若干私立学校的校长两次讨论营救李大钊的办法，并派代表谒见张学良，请将李大钊交法庭依法审讯。
同时，经已在孙中山从事第二次护法期间转向支持革命的杨度活动，北洋政府政治讨论委员会推举梁士诒、杨度两人为代表，约同司法总长罗文干一同往见张作霖，陈述该会讨论后的意见：请将李大钊一案移交法庭审判，“依法处理，以彰公允”，因为该事件“较为重大，各国观瞻所系，若非正式交付法庭，而仅由军法审判，其结果将贻法权委员会以领事裁判权不宜交还之重大口实，实于国家前途贻害甚大”。
此外，公民李公侠等、李大钊的同乡白眉初等均上书请求宽赦、释放李大钊；陕西国民军通电警告北京政府不得杀害李大钊；京津不少报纸为李大钊呼吁。
与此同时，军阀们却大多主张杀害李大钊。
据《顺天时报》报道，张作霖曾为如何处置李大钊一事电询张宗昌、韩麟春、孙传芳、吴俊升、张作相、阎锡山、吴佩孚7人。复电结果是“五电严办、一电法办、阎无复电”。其中张宗昌在复电中甚至说道：“赤党祸根”，“巨魁不除，北京终久危险”，“今既获赤党首要人物而不置诸法，何以激励士心。”
对于张作霖来说，北京教育界及市民的要求不算什么，梁士诒的政治讨论会所述理由虽然重要，但搜查苏联使馆既已经得到荷兰公使所谓“俄国不在辛丑条约签字国之列，故外交团亦无法制止中国军警搜查其在东交巷区域内所设立之机关”的“谅解”，那么，处置几个“共产”分子，当然也不会遭到外国人的干涉。
此外，据《晨报》报道“南方某要人”密电张作霖“主张将所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汉口《民国日报》记者证实此“要人”就是蒋介石。不管这个消息确实与否，蒋介石已于4月12日在上海发动清党事变，向共产党员举起屠刀，他当然也不会反对张作霖杀掉共产党人李大钊。至于来自国民军方面的警告和京津舆论界的呼吁，在张作霖看来，正好给他一个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以展示自己铁腕的机会。
4月28日上午11时，由安国军总司令部、京畿卫戍总司令部、京师高等审判所、京师警察厅组成的特别法庭进行“军法会审”，判处李大钊等20人绞刑。下午2时，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年龄尚未满38岁的李大钊“首登绞刑台”，“神色未变，从容就死。”
伟人逝去，巨星陨落。
然而，他的遗文仍在，他的精神永存
他在“红楼”中为“振奋国群”发出的声声呐喊，有如晨钟之声回荡在祖国的天空；
他点播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种子已经在祖国大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