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统战工作
传统的儒家思想很注重“和”的价值。
《中庸》里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意思是说，人当喜怒哀乐没有发生，处在平静状态时，叫作“中”；当这些感情发生而表现在外部时，能做得恰到好处，符合礼的原则，叫作“和”。
个人做到中与和，意味着有了良好的道德和行为修养，与他人和睦相处，既不互相妨害，也不犯上作乱。所有的人都能做到中与和，人与人之间将不发生矛盾，社会安宁，天下太平。但是，这个“和”的意思又不是说要无原则地讨好他人。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周而不比”。“和而不同”是说为义讲和谐而不丢掉自己的意见，不为利盲从或屈从他人；“周而不比”是说为公而讲团结，不为私而互相勾结。
从这一观念的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意义上来看，它无疑是应当批判的，但作为个人的一种处世方式，它又不失为一种可取的修养原则。
这条原则实际上成为千百年来有为上进的知识分子乃至普通百姓追求的儒家道德的一部分。它对于李大钊同样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并且由于这一影响同近代西方自由主义的宽容观念对他的影响相一致，使得宽容以求和谐在他那里不仅有了理论上的明确认识——如将其运用于政治原则的讨论，执著于“自由政治”的精神；将其运用于社会文化与历史的分析，提出调和的主张——而且成为他交友处世的重要准则。当他“而立”之年过后，已经不再大谈“调和”之时，其交友处世，以至于处理党内同志间的关系和国共合作关系仍常常遵循着“和”的原则。
1920年末到1921年初，《新青年》编辑部的同人们为了杂志如何继续办下去展开了一场争论。争论是由胡适写给陈独秀的回信引起的。
原来，1920年4月间陈独秀将其负责编辑的《新青年》7卷6号编好后，写信给北京同人，就杂志是否继续出版、续出合同、编辑人问题征询北京同人的意见。结果是《新青年》自8卷1号起移回上海，由陈独秀委托陈望道编辑。同时，刊物添设了“俄罗斯研究”专栏，开始大量译载英、美、法、日等国报刊上有关苏俄革命的理论和实际情况的材料。这一点引起胡适的不满。
半年以后，陈独秀写信给胡适等，说《新青年》近期“色彩过于鲜明”，主要是因为哲学、文学稿件过少，希望北京同人多提供些稿件。信中并附有据说是因听信研究系的谣言而对胡适与陶孟和的批评和警告。
胡适回信除对陈独秀的批评进行辩解外，指责《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是上海同人有意造成的，同时提出了三条供选择的解决办法：第一，“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第二，将杂志移回北京，同时由北京同人发表一个不谈政治的声明；第三，停办。这封信使陈独秀大为恼火，回信对声明不谈政治一说表示十分生气，并说胡适想另办杂志是反对他。
显而易见，《新青年》同人间的这场争论实际上主要是陈独秀与胡适之间不同意见的争论。其中也许有胡适所说的陈独秀误会他的意思的一面，但从根本上说是反映了两人不同政治观点的矛盾。由于争论的双方都把意见告诉在北京的同人，而且争论的问题又是与他们都有关系的问题。这样，涉及到的每一个人便都要发表自己的意见。
说起来，陈独秀和胡适都是李大钊尊重的朋友。但李大钊和此二人思想上关系的发展却呈戏剧性的反差对比：他同陈独秀是由分歧走向一致，而同胡适则是由相近走向分歧。相比之下，他同陈独秀的友谊时间要长些，这时更已成为携手创建共产党的同志。
然而，李大钊可能已经认识到陈、胡间政治观点的分歧已无法挽回，因而在胡适初向陈独秀提出供选择的3条办法而征求大家意见时，他便同意前两条办法。当胡适遭到陈独秀责备，提出放弃原来的第一、三条办法，而主张“同陈独秀商量，把《新青年》移到北京编辑”时，他最初仍主张原来的第一条办法，但表示“如果不致‘破坏《新青年》精神之团结’，我对于改归北京编辑之议亦不反对，而绝对的不赞成停办，因停办比分裂还不好”。后来他也取消了此义，同意了胡适的新意见。
李大钊坚持胡适提出的另办一杂志的意见，又提出“停办比分裂还不好”，其意在于，他主张承认同人政治观点已经出现分歧的事实，而不希望这种分歧结束同人们一直进行的文化启蒙和政治改革宣传。另创一份杂志，在他看来，有利于这两项工作的同时开展。他不会赞成胡适对《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汉译本”而提出的批评，但他并不希望反对派研究系的谣言破坏《新青年》同人之间的团结。于是政治上作为陈独秀同志的李大钊在陈、胡争论中却赞同胡适的意见，并主张联合同人给陈独秀写信，以解除其对胡适的误会。——这是李大钊“和而不同”、“周而不比”的处事方式。
事实上，在1919年夏天发生于李大钊与胡适之间的“问题与主义”争论已经表明他们两人政治思想明显分歧之后，直到1927年李大钊就义时的8年间，李大钊与胡适之间虽然一度中断了往来，但作为朋友的情谊几乎始终没有中断。这除了缘于李大钊宽容厚道的待友原则外，还由于胡适持守自由主义立场发表的文化与政治见解具有反对军阀专制的意义。在这一点上，胡适在一定程度上，至少在一段时间里还可以被视为共产党人在反抗军阀的民主革命中的盟友。而李大钊从维护《新青年》同人间的团结，到保持同胡适的友谊则可以被看做是当时为保持反封建的统一战线而做的努力。
比如，1920年8月胡适领衔发表的《争自由的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奋起力争自由：在“消极方面”要求废止袁世凯时代北洋政府制定的“治安警察条例”、“出版法”、“报纸条例”、“管理印刷业条例”，并且不得滥下戒严令；“积极方面”要求不得限制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书信秘密四种自由，要求实行“人身保护法”，保障人民身体自由，要求由无党派公民组织“选举监督团”，对选举进行人民监督。所有这些要求都是针对北洋政府的专制统治提出来的，都是对专制政府的有力批判。李大钊当然也就毫不犹豫地在这个“宣言”上签了名。
又如1922年5月，胡适起草的《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的好政府主义，以建立一个“好政府”作为当时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要求，是要拿这个目标“向国中的恶势力宣战”。这个好政府主义包含这样几层含义：
第一，所要求的“好政府”是什么样子的政府？它一方面要有正当的机关有效地实行监督，以便防止一切不法官吏的营私舞弊行为，一方面要能够充分运用政治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并能“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
第二，对政治改革提出三条基本要求：实行宪政，公开和有计划。
第三，提出政治改革的着手点：要求社会中的“好人”，即优秀分子，“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站出来和恶势力进行斗争。
第四，具体的政治主张：（1）南北议和，成立公开的、可以代表民意的“南北和会”；（2）一方面形成监督和会的舆论，一方面要求和会解决国会、宪法、裁兵问题；（3）提出若干裁兵办法；（4）提出整顿官制的若干办法，（5）提出改革选举制的若干办法；（6）提出会计公开，统筹支出的财政主张。
可以看出，这份带有书生气空想色彩的政治主张想要达到的目标还是实现当时中国所需要的民主政治。
胡适夜里写好这份政治主张的初稿，首先想到打电话与李大钊商量，此事足以说明他对李大钊的信赖。这份信赖除了说明他们之间的友谊外，大抵还包含着他对李大钊在政治理论与实践方面见识的信任和对李大钊在社会上及同事、朋友中间的影响力的信任。
此时李大钊可能考虑到自从中共一大提出通过社会革命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任务以来，党把主要工作放到领导工人运动方面；党在全国的力量还过于弱小，北方的工人运动还在组织过程当中（长辛店铁路工会刚刚成立）；党对于国内政治还没有具体的工作方针，民主革命纲领尚未明确。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出现了一种可能导致政治发生变化的局势。好政府主义的实施或许会促进政局向好的方面转化，因而不失为一种差强人意的办法。而胡适、蔡元培等又都是同自己关系密切的同事、朋友，他们在知识分子中代表着进步的势力，并有着一定的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他参与合作显然是比拒绝合作更好的选择。因此，他同意做《我们的政治主张》的提议人。
张国焘的回忆说，当时上海的同志不赞成好政府主义，认为它会“阻碍革命思潮发展，将一般人引导到改良幻想的歧途”，因此，“不必顾虑到与蔡元培、胡适等好人政府派的原有友谊”。于是由陈独秀起草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由张国焘带着这份主张到北京同李大钊谋得政治上的协调。李大钊对中央的主张“毫不迟疑地表示同意，并说前些时候他曾认为好人政府是一个可行的办法；但现在时局的发展显得不可乐观……所以上海中央的这种主张是正确而合时的”。事后，李大钊把中共主张的印刷品分送给“那些主张好人政府的朋友们”，并向他们解释说这不是陈独秀一个人的意见，“而是连他自己在内的一个新兴的集团的慎重主张”，希望得到大家的谅解。与此同时，李大钊还和黄日葵、邓中夏等少年中国学会北京分会的部分同人向在杭州召开的学会第三次年会提交了一份题为《为革命的德谟克拉西》的提案，其中提出了“绝不相信军阀能实现民主政治”，“唯一解除”中国人民苦厄的办法，是“引导被压民众为有目的的政治斗争”，应该“共同认定—联合的战线，用革命的手段，以实现民主主义为前提”的主张。这个提案不久后即在《少年中国》杂志发表。但李大钊与胡适等的合作并未中止。
不知是出于历史的偶然，还是事情本来就有着必然的关系，李大钊同胡适等1920年发表《争自由的宣言》时，恰值直皖战争结束。那一次也是直系得胜。直系军阀的重要首领吴佩孚发表召开国民大会的通电，使关心时局的知识分子大为兴奋。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刊登讨论国民大会的文章。这一次他们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又值直系军阀在奉直战争中得胜，后来又恰恰是吴佩孚支持组成了寿命仅有两个月的“好人政府”。
更为巧合的是李大钊在同胡适等讨论“好政府”主张前后，他又正按照共产国际方面的意见，在做着争取吴佩孚的工作。
吴佩孚，字子玉，武人出身，曾在保定陆军学堂学习，1918年升任陆军第三师师长。1919年五四运动中，他曾发表通电，支持学生，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也许是由于他的这一表现，共产国际最初在中国开展工作时，就曾有争取吴佩孚的打算。包惠僧回忆说，魏金斯基第一次来中国时，就有“联合吴佩孚，发动民主运动”的计划；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说他1921年4月来中国时，“在赤塔的俄国人坚信，为了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可以合作的人物是吴佩孚，而不是孙中山”。
至于李大钊是何时及怎样了解到共产国际的联吴意图尚无可靠资料证明。但有一件事似可以为解开此谜提供一点线索：1920年8月4日，因李纯不能采用其策略而准备离开李投奔吴佩孚的白坚武有一封快信寄给李大钊，其中“附介绍吴子玉一函”。这应当是应李大钊的要求所为。
十几天后，李大钊发表了《要自由集合的国民大会》一文。其中提出：
吴子玉将军提倡的国民大会，不过是秉承我们民众的意思，不许这些在政治机关上的人干涉我们集会。我们应该赶快随时随处自由集合国民大会。这种国民大会，不拘一定形式，不待政府召集，全国公民要自动的愤起，竖起民众万能的大旗，把目前解决时局的办法，简单而且重要的标出几条，交给南北政府去办，他们如不按民意去办，我们可以给他们一种制裁。
李大钊对国民大会的这个解释同吴佩孚提出的，大多数知识分子讨论的通过公民团体选举若干代表召开的“国民大会”并不相同。
他之所以这样“评价”吴佩孚，既可以说是有意利用吴的通电宣传较为彻底的民主主张，也可以说是出于对吴的善意的理解——白坚武的介绍显然起了作用。并且，这件事或许为他后来从事争取吴佩孚的工作做了最初的铺垫。
1922年5月11日，胡适同李大钊在电话中商量“好政府”主张的同一天，白坚武在保定向吴佩孚建议聘请李大钊等担任顾问，“赞助进行统一问题”。这两件事看上去似乎没有联系，因为随后李大钊和胡适告知白坚武好政府主张内容的信件是分别寄给他的。但后来，李大钊争取吴佩孚的工作便和胡适一起来进行了。
6月初，李大钊亲赴保定住了两日，同吴佩孚进行了会谈。返回北京后，他将带回的有关旧国会议员活动的材料交给胡适，并谈了访吴观感。
胡适在当天的日记里记下李大钊对吴佩孚的评价：“吴佩孚甚可敬，他的品格甚高，只是政治手腕稍差一点。其实政治手腕也很难说，究竟徐世昌的巧未必胜似吴佩孚的拙。”
这段记载似乎证明了蔡和森和邓中夏对李大钊当时“对吴多少有些幻想”的批评。
李大钊的这种“幻想”较多地仍是由于信任白坚武的缘故。尽管如此，李大钊对于吴佩孚在支持中共的工作方面，除了争取到他宣布保护劳工政策，和利用这层关系派人打入铁路管理部门秘密开展工人运动外，也许并没有更高的期望。
那以后，李大钊约胡适、蔡元培等同吴佩孚的高级军师孙丹林进行过会谈。他们谈话的目的大抵是劝吴放弃武力统一主张，采取联省自治意见，并切实实行裁兵措施。这几项意见反映了当时社会舆论中普遍的民主要求。白坚武亦曾致信李大钊和胡适，请他们协助起草有关地方自治的方案。此外，建立一个“好人政府”的意见大概也是通过这些工作争取到吴佩孚支持的。
同年9月19日，在吴佩孚的保荐下，直奉战争后上台的总统黎元洪任命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中签名的王宠惠署国务总理职，组成了包括他本人和另外两位署名者汤尔和、罗文干在内的所谓“好人内阁”。同一时期，李大钊又两次赴洛阳。
从他9月17日发表于日文《北京周报》的《中国统一的方策与孙吴两氏的意见》一文来看，他对吴佩孚在裁兵一事上的积极表现似乎是很有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