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政府主义者并不主张民主主义，但是他们把个人的绝对自由奉为金科玉律，因此他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大加攻击。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和一批主张改良的民主主义者则以维护民主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这样，在马克思主义者传播和捍卫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过程中便有了一个辨别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关系的问题。
也许是受到共产国际批判机会主义者为“一般民主”辩护，强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是人民革命的正确道路的影响，中国共产主义者大都很快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是相对立的两种思想体系，前者是资产阶级的，后者是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意味着对民主主义的否定。
其中最早提出民主主义是一面旗帜，可以为财产工商界高举来反对帝王贵族，也可以为无产劳动阶级高举来反对财产工商界的陈独秀，在提出这一看法一年后，即当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批判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自由民主主义者的时候，就明确提出了新的看法：民主主义“乃是资本阶级在从前拿他来打倒封建制度底武器，在现在拿他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底诡计……民主主义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意，一方面不能代表封建党底意，一方面更不能代表劳动阶级底意”的意见。
作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专家，同时，也是著名的熟悉民主主义理论的法政学者，李大钊有必要发表对于上述问题的意见。不过，他采取的发表意见的方式仍旧是研究学理和问题的方式，而不是陈独秀那样的论战方式。
1921年12月，他在中国大学作了题为《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的讲演，并由《晨报副刊》发表了该讲演稿。随后，他将讲演稿略加整理，以《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为题发表在半年后出版的《新青年》第9卷第6号——当时的《新青年》已经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机关刊物。又半年后，他的以前两篇文章为基础，补充了若干内容写成的《平民主义》一文，由商务印书馆作为《百科小丛书》的第15种出版。
“平民主义”是五四时期流行的Democracy的译语之一。这一译语之所以在五四时期颇为流行，有着社会思潮发展变化的背景。
概而言之，在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民主的内涵发展了——不仅是某种政治制度，而且应当是一种社会生活方式，一种精神或原则；民主适用的范围扩大了——不仅用于政治，而且用于经济、教育、文化、社会等人类生活的各领域；民主的意义变化了——不应再是少数人或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权利，而应是社会中所有的人，特别是普通平民的权利。
这些变化在进步知识分子的思想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李大钊本人就是预告这种变化和宣传这种变化了的民主思想的有影响的人物。因此，尽管难以确知写作《平民主义》这本小册子是出于丛书编者的约稿，还是出于李大钊的主动，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在当时的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中，李大钊是最有资格承担这一题目的人选。
李大钊最初的想法在于说明民主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题目中的“平民政治”按李大钊的解释就是Democracy；“工人政治”按李大钊的解释是表示俄国劳农政府成立后政治学者为表示一种“新理想、新制度”的名词。在李大钊看来，此“工人政治”与无产阶级专政并非是同一个概念，它既表示刚刚成立的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形式的苏维埃政权，更是指无产阶级专政结束后的共产主义时代的“为工人属于工人，而由工人执行的事物管理”的政治。
和陈独秀不同，李大钊没有强调民主主义是资产阶级的，它与社会主义及无产阶级专政是对立的。相反，他力图说明二者之间的一致性。
他的论据是双重的：一方面，民主不是某种政治的固定形式，它是一种气质、一种精神、一种生活现象、一种哲学、一种带有理性、情感、意志数重内涵的人生欲望和追求。另一方面，民主是发展的东西：在语义概念上它是发展的，内容含义上也是发展的，最初它带有的“统治”之意，久已不复存在了——这是指人们对民主概念的理解，而不是指具体的某种国家制度。就具体制度和人们对理想制度的设想而言，它在古希腊时是学者理想中的城邦制“市府国家”，在近代演变为理想中的“自由国家”，在现代又发展为理想中的“工人政治”的国家。从这双重的依据出发，他对于民主毫不含糊地做出坚决的肯定判断。他仍旧把民主看做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和不可战胜的潮流，用几年前歌颂布尔什维主义的口吻歌颂民主：
现代有一绝大的潮流遍于社会生活的种种方面：政治、社会、产业、教育、美术、文学、风俗，乃至衣服、装饰等等，没有不著他的颜色的。这是什么？就是那风靡世界的“平民主义”。
“平民主义”，崛起于欧洲，流被于美洲，近更借机关炮、轮船、新闻、电报的力量，挟着雷霆万钧的声势，震醒了数千年间沈沈睡梦于专制的深渊里的亚洲。他在现在的世界中，是时代的精神，是唯一的权威者，和中世纪罗马教在那时的欧洲一样。今人对于“平民主义”的信仰，亦犹中世欧人对于宗教的信仰。无论他是帝王，是教主，是贵族，是军阀，是地主，是资本家，只要阻障了他的进路，他必把他们一扫而空之。无论是文学，是戏曲，是诗歌，是标语，若不导以平民主义的旗帜，他们决不能被传播于现在的社会，决不能得群众的讴歌。我们天天眼所见的，都是“平民主义”战胜的旗，耳所闻的，都是“平民主义”奏凯的歌，顺他的兴起，逆他的灭亡。一切前进的精神，都自己想象着是向“平民主义”移动着的。
这样的平民主义，这样的民主，当然也就不可能和他此时向往追求的社会主义相矛盾、相对立。
在李大钊看来，民主的要求就是“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都要尊重人的个性”，“社会主义的精神，亦是如此”。男人压迫女人，贵族压迫平民，资本家压迫工人，“凡此社会上不平等不自由的现象，都为德谟克拉西所反对，亦为社会主义所反对”。
不仅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在精神上是一致的，民主主义与“工人政治”也不矛盾。
在李大钊看来，“工人政治”是一种新的德谟克拉西。真正的“工人政治”是要到无产阶级专政结束之后，即阶级全然消灭之时，才得实现。到那时，社会上完全没有了压迫，除去老幼病残者外，全都是“作事的工人，各尽所能以做工，各取所需以营生”。而照他的理解，社会上完全没有阶级压迫，人人平等，那也正是民主主义所要达到的境地。在这一点上民主主义与“工人政治”完全相同。所以，他写道：
纯正的“平民主义”，就是把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一切特权阶级，完全打破，使人民全体，都是为社会国家作有益的工作的人，不须用政治机关以统治人身，政治机关只是为全体人民，属于全体人民，而由全体人民执行的事务管理的工具。凡具有个性的，不论他是一个团体，是一个地域，是一个民族，是一个个人，都有他的自由的领域，不受外来的侵犯与干涉，其间全没有统治与服属的关系，只有自由联合的关系。
这很显然也是他理解的“真正的”“工人政治”的社会。
李大钊对平民主义与工人政治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恩格斯、列宁的认识相同的。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曾经谈到过国家政治将由对物的管理代替对人的统治的观点，他说：“当国家终于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
李大钊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创建者和第一任总统马萨里克那里引述的同一思想显然是源于恩格斯。另一方面，李大钊从精神原则的意义而不是从政治形式上理解民主，虽不能说与列宁的看法完全一致，但与之并不矛盾，因此，李大钊也接受平民政治有“中产阶级的”和“无产阶级的”之分的看法。
但是李大钊的认识又有着不同于恩格斯和列宁之处。恩格斯讲国家政治职能由对人的统治转变为对物的管理时是从马克思主义根据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预测由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历史发展进程立论的，它是马克思主义国家消亡学说的内容。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民主相始终，无产阶级专政的结束意味着国家的消亡，同时也意味着民主的消亡的观点正是依据恩格斯国家消亡的观点提出来的。而李大钊的“平民政治”的统治意味“久已不复存在”的说法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民主精神、原则的体认和接受了恩格斯国家消亡学说二者相结合的产物。
至于无产阶级专政，李大钊既认为它是在革命阶段，为了防止反动势力的死灰复燃而必须经过的阶段，但却认为它并不是与工人政治相始终的很长的历史时期。在他看来，只要到“中产阶级平民政治的特色私有的规制完全废除至全失其复活的可能，社会主义的精神在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之下普及于一般的时候”，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被事物的管理所代替，那时也就是真正的工人政治的实现。
这样，在列宁那里代替了被打碎的旧的国家机器的新的国家组织方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在李大钊这里主要的是承担保卫社会主义制度的任务，而向着人类自由平等理性目标前进的社会主义国家当然要继承人类在为实现这一目标而进行的长期斗争中留下的遗产。因此，被列宁等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是资产阶级民主的一些政治法律制度及其理论原则在李大钊这里也仍旧是值得肯定的平民主义内容。
于是，李大钊在认同了“现在的平民政治，正在由中产阶级的平民政治向无产阶级的平民政治发展的途中”的看法之后，又重新论证非强力的、非强制的自由政治，实现“个性解放”与“联治”——这些他早在研究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甚至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就曾反复论证过的观点——在平民主义中的价值。
不仅如此，李大钊在了解列宁深恶痛绝地抨击“考茨基之流”的“纯粹民主”的论调之后，仍旧探讨着“纯正的平民主义”，“真正的工人政治”。
在他看来，一方面，资产阶级的平民政治和无产阶级专政都还不是真正的民主和真正的工人政治——他所理解的“纯正的平民主义”，亦即“真正的工人政治”，实际上是恩格斯、列宁所说的国家消亡和民主消亡后的社会境界，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认识的共产主义境界。另一方面，这种境界并非像列宁说得那样，是民主消亡了。相反，它是现在人们认识的和未来人们可能不断有新认识、新补充的平民主义精神的发扬和理想的实现。
这种平民主义的特征，根据李大钊的分析：一是国家中不分阶级，人人平等，个人与国家间亦“绝没有冲突轧轹的现象”，政治的目的不在对人的统治，而在对物的管理；二是政府的决策和社会的价值取向仍须取决于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但少数与多数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自由认可”的关系，决无强力迫制关系；三是个性解放与“大同团结”相辅相行，从个人的自由与团体的互助，到地方的自治和国家的联治都应体现这一原则。四是排除“大”主义和侵略主义。
李大钊一方面是从人们的理智、情感、意志诸方面去认识平民主义观念的发展，一方面循着自己的理智、情感、意志来理解历史和现实社会中平民主义运动潮流及其发展趋势。他不否认古代政治思想家提出的民主理论和理想，也不否认近代以来各国以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向平民主义方向发展对于人类进步所具有的价值。而对于一切不符合平民主义的东西，他则认为是必然要失败的，甚至在革命时期必需的无产阶级专政，他也认为那只是不得已的，暂时的。
在《平民主义》的小册子中，李大钊列了“‘平民主义’的开端”这样一个标题。他在其中写了两项内容：妇女解放，工人政治。
关于前者，他说得十分清楚：社会若经适当的改造，各种阶级之间的界限都可以消除，“惟独男女两性，是个永久的界限，不能改变。所以两性间的‘平民主义’比什么都要紧”；“若想真正的‘平民主义’在中国能够实现，必须先作妇女解放的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