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大总统发布的命令说：“我协商国士兵人民，不惮躬冒艰险，卒以公理敌强权而获此最后之胜利。吾国力排众难，加入战团，与兹盛举，是堪欣幸。”国务院发布通告：“本月二十八日，庆祝欧战完全胜利，所有各机关应放假一日。”段祺瑞在紫禁城太和殿前指挥了盛大的阅兵式。各宗教团体于12月1日在北京和全国各地同时为协约国战胜举行祈祷仪式。
政府的热烈举动感染了民众，而使那些有见识的知识分子同样感到兴奋的原因更多的是来自美国总统威尔逊在美国参战后发表的“十四条宣言”和在其后多次演说中提出的为民主而战、废除秘密外交、维护各国领土完整、各国人民权利平等、以公道正义为议和原则等等许诺。
于是，北京大学教员、学生中间也同样是一片欢腾。
在战争结束的消息刚刚传来时，北京大学就放假3天。师生们到天安门前搭台讲演。28日政府放假的当天，北大师生一边准备着教育部号召的全市学界的提灯庆祝会，一边连续3个下午在中央公园再度举行讲演会。
就在这政府、民众和大部分知识分子异口同音的欢呼声中，参加了在中央公园讲演的李大钊，面对听众发出了令人惊奇的疑问：这次战争中获胜的“究竟是哪一个”？我们大家“究竟是为哪个庆祝”
他的回答不同凡响：
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哪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
庶民，也就是大多数普通人民。在李大钊看来，取得世界大战胜利的不是协约国武力，“不是哪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而是全世界大多数的普通的平民百姓。
这种见解咋一听起来真有些叫人难以理解，李大钊却说出了令人信服的理由：“这回大战，有两个结果：一个是政治的，一个是社会的。”政治的结果是“大……主义”失败，民主主义战胜。
“大……主义”是依仗强力压迫人的，民主主义是本着互助的精神和自由、平等的道理来反抗压迫的，因此民主主义战胜就是庶民的胜利。社会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资本家是少数，劳工是多数，因此，劳工主义的战胜，也是庶民的胜利。
把大战的胜利看做是民主主义战胜强权主义，当时的很多人也持相同的观点，而把大战看做是劳工主义的胜利，则是一种新见解。
人们还记得十几天前，蔡元培校长在天安门曾发表了一篇题为《劳工神圣》的讲演。在那次讲演中，他说到中国有15万在法国工作的华工加入大战；“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我们都是劳工，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但他并没有说大战的胜利是劳工主义的胜利。相反，在大战结束前夕的一次讲演中，他却说道：“误用”托尔斯泰主义的俄国过激派已经失败了，“专用”尼采主义的德国人也将失败，“最后的胜利，就在协商国”。
李大钊的观点建立在他对战争原因的不同于他人的认识上。他说：
原来这回战争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的界限以内，不能涵容他的生产力，所以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国家做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俄、德等国的劳工社会，首先看破他们的野心，不惜在大战的时候，起了社会革命……资本主义就是这样失败，劳工主义就是这样战胜。
李大钊显然是从托洛茨基的论著中得到关于帝国主义与世界战争的观念，但他此时还不可能完全了解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全部内容及意义。
据他的理解，政治上战胜“大……主义”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上战胜资本主义的劳工主义在求大多数人民的自由平等的目标上是一致的，因此，“民主主义劳工主义既然占了胜利，今后世界的人人都成了庶民，也就都成了工人”，庶民其实也就是工人。他们是人类中大多数，这正同Bolsheviki的含义暗合，因而庶民的胜利、劳工的胜利也就是Bolshevism的胜利。
也许是认为《庶民的胜利》一文没有充分表达出他的看法，或者是经过有针对性的进一步研究，他对俄国革命有了具体和深入的了解，于是他在《新青年》已经决定转载他的《庶民的胜利》的同时，又为该刊写下了《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
在此文中，他不仅把社会主义、布尔什维主义、赤旗、世界劳工阶级同人道主义、平和思想、公理、自由、民主主义并列为战争的真正胜利者，而且指出俄国革命者的主义
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克士（Marx）为宗主的；他们的目的，在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
他们的战争，是阶级战争，是合世界无产庶民对于世界资本家的战争。
他们主张一切男女都应该工作，工作的男女都应该组入一个联合，每个联合都应该有的中央统治会议，这等会议，应该组织世界所有的政府，没有康格雷（按即Congress 指美国等国的议会），没有巴力门（按即Parliament 指英国等国的议会），没有大总统，没有总理，没有内阁，没有立法部，没有统治者，但有劳工联合的会议，什么事都归他们决定。一切产业都归在那产业里作工的人所有，此外不许更有所有权。他们将要联合世界的无产庶民，拿他们最大、最强的抵抗力，创造一自由乡土，先造欧洲联邦民主国，做世界联邦的基础。这是Bolsheviki的主义。这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新信条。
他把继俄国革命而起的德国“十一月革命”和匈牙利革命、保加利亚士兵起义以及荷兰、瑞典、西班牙等国社会党的活动都看成是俄国式革命。
被这“赤色旗到处翻飞，劳工会纷纷成立”的景象所鼓舞，他用了不久前歌颂Democracy的笔调写道：
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在这里，李大钊第一次提到了马克思的名字，第一次用阶级的观点来分析政治（战争起因）。
但是，他还没有系统读过马克思主义著作。仅从零散的材料，甚至从他在文章中提到并引述的托洛茨基的《布尔什维克与世界和平》一书中，他还无法准确地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特别是列宁刚刚在《国家与革命》中论述的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与对立的观点。
况且，从李大钊以往思想的发展过程来看，他总是习惯于在原有思想的基础上不断接受新的思想，而使自己的思想不断地丰富起来，很少像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熟知的梁启超那样，每每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宣战，用新的思想代替旧的思想。因此，对布尔什维主义和“赤旗”的欢呼并不等于放弃他半年前曾为之欢呼的Democracy。显而易见的是，他在欢呼Bolshevism的同时，亦在欢呼Democracy。在他的理解中，Bolshevism固然在语义上并不等同于Democracy，然而它的目的则是实现社会的民主主义，否则，为什么俄国和德国从事社会革命的政党都叫作“社会民主党”或“社会民主工党”呢
李大钊当时或许还不了解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即在俄、德等国社会民主党或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已经出现了以列宁为首的马克思主义与以伯恩施坦、考茨基为首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之间的斗争；他同样不了解修正主义理论的内容及其与列宁主义的区别，并且不能从列宁的理论高度去认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众多社会民主党从反对资产阶级政府转而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战争政策，从而堕落为大国沙文主义者的事实。他只能从自己所处的环境，以自己对于世界的观察所得去理解“社会民主主义”的含义。
他曾注意到欧洲社会党在大战中争取和平的运动和德国社会党在议会中“绝叫民主”的反军国主义、反专制意义；他也曾注意到俄国革命者以人道主义、博爱主义为理想，接近民众，创作平民诗歌、平民文学，终而发展为为民众索取面包，将统制权力“全收于民众之手’的历史。
与此同时，他也从与自己接近的思想敏锐的青年学生、自己熟悉的同人或朋友那里，或者从舆论反映的时潮中印证自己对民主概念发生变化的认识，那就是民主已经从一般的政治含义的概念发展成包含经济、教育、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内容的概念；当代的民主尤其强调普通民众的权利。
与李大钊关系密切的北京大学文科学生，新潮社成员罗家伦在发表于1919年1月《新潮》杂志创刊号上题为《今日之世界新潮》的文章中引述了美国学者魏尔，沃尔特·爱德华博士《新民主主义》（“The New Democracy”）一书的观点。
这本1914年已出到第三版的长约十几万字的英文著作，当时很可能已为北大图书馆收藏。它详述了美国从建国到20世纪初期政治制度的发展及其弊端和消除弊端的所谓新的民主方案；提出了在经济、政治、社会三个方面达到民主主义目标的方法。
罗家伦把这些措施归结为“实行普通选举，组织平民政府”。这种思想反映了进入20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的一些进步学者要求扩大民主范围，将民主主义原则在社会生活领域中贯彻实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革资本主义制度不合理状况的一种愿望。
相似的思想在同一时期北大教授陈启修和曾与李大钊同在日本加入留学生中国财政学会，回国后亦在舆论界十分活跃的彭一湖的文章中也有反映。
陈启修说：人文进化，世风大变，Democracy已成“一世之标语，举凡政治、宗教、美术、教育、经济等一切施设及学理，莫不以Democracy为归”；Democracy意义“极其复杂”，最广义者包括“世界庶民主义”即世界民主和人道主义等，广义者指“民族自觉主义”等。
彭一湖的文章则提到：政治上的德谟克拉西是要建立“以贫者为政的政治”，经济的德谟克拉西是要“废止资本主义的生产，用一般民众，造出大家是劳动者，大家作了大家用的一个平等的经济组织”，即“社会主义”。
这些思想和李大钊本人在世界大战结束前夕对于民主思想的发展变化所作的判断十分相近。所不同的只是李大钊更多的是从对各国的民主运动、殖民地独立运动、工人罢工和妇女解放运动的观察分析，而不是直接从某个人的理论或观点中得出结论。
因此，他所理解的民主思想的变化有更为具体的内容，他把俄德式的“社会民主主义”与世界民主潮流的发展变化联系起来的认识也更为执著。
李大钊在认识战后的世界潮流的同时，自然地把人道、博爱，互助、世界主义、劳工主义等等带有无政府主义思想印迹的观念糅合到他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解中，说明他的思想也一定程度地受到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
无政府主义是世界近代社会主义运动中产生的一种小资产阶级政治思潮。它和马克思主义一样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同时，正如马克思主义要在全人类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它也同样宣称要建立一个没有国家的、完全平等的和绝对自由的社会。所不同的是，它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否定一切权威和任何形式的国家政权，主张个人绝对自由，设想不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其最终目标。
自法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蒲鲁东（Pierre Joseph Proudhon，1809~1865）创立无政府主义思想体系以后，在德国、俄国相继出现过施蒂纳（Max Stirner，1806~1856）、巴枯宁（1814~1876）、克鲁泡特金（1842~1921）等不同派别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
无政府主义思想自本世纪初起就开始传入中国，到1907年几乎同时在旅居、留学日本和巴黎的中国学者、学生中间形成了“天义”派和“新世纪”派两个宣传无政府主义的中心。
民国成立后活跃一时的中国社会党中有一部分人亦持无政府主义主张。同时，以师复为核心成立的晦鸣学舍、心社、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等形成国内最有影响的无政府主义派别。
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所信奉和宣传的有来自俄国的无政府主义、后起的工团无政府主义，也有来自法国的带有改良主义色彩的无政府主义。
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与提倡改良主义的法国无政府主义和鼓吹利己主义的德国无政府主义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主张以暴动来消灭国家，以互助主义、集产主义实行没有任何权力支配的各种团体的自由联合和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
由于他们多与民粹派有联系，或者亲身参加过民粹派的活动，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也往往把他们的思想和民粹派的思想加以联系。如“天义”派的核心人物刘师培在宣传无政府主义一般原则的同时，就宣传过“农民革命”的思想。五四时期的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则重复着俄国民粹派“到民间去”的口号。
在这一意义上，李大钊一直深受其影响的托尔斯泰也被认为是无政府主义者。
无政府工团主义是20世纪初在法、德等国兴起的新的派别，其基本主张是由工会代替政党，把经济总罢工作为最高斗争形式，消灭国家后由工会掌握社会生产资料，组织生产，建立各种生产团体的自愿联盟。
李大钊在日本期间的同乡好友，曾为“天义”派无政府主义者主要成员的张继曾翻译德国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罗列（A·Roller）的《总同盟罢工》一书。
该书的基本思想是号召人们采取“直接行动”，通过共同罢工，使旧社会灭亡。他又曾根据这一思想提出遍设“劳民协会”，进工厂、做农民、当士兵，以建立革命基础的主张。
在巴黎活动的“新世纪”派无政府主义者受到18世纪以来西方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特别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人性论和蒲鲁东以和平改良方式实现无政府理想思想的影响，宣传人道、博爱、知识、道德，和“以教育为革命”，即通过教育普及博爱、平等、自由之道德和科学知识来实现无政府主义的思想。
该派核心人物李石曾回国后，曾本着无政府主义的道德理想发起过进德会。1915年他在法国和早年亦曾翻译过宣传无政府主义文章的蔡元培一起组织过华人勤工俭学会。蔡元培到北京大学担任校长后，多次介绍过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和人道主义。
李大钊到北京大学时，刘师培、李石曾也在该校任教，他们共同成为蔡元培发起组织的本校师生进德会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