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发起进德会后不久，李大钊和庶务主任李辛白等发起了北京大学公余法文夜校。这个夜校是发起者商请法华教育会同意，由该会派教员授课，北京大学负责管理的一个业余学校。根据李大钊等发布的该夜校“缘起与简章”，他们办校的旨趣有两个，一是发扬古人“莹读”、“耕读”传统，学习西方国家业余教育的方法，倡导利用公余时间补充文化技能；二是促进师生学习法语。他们计划该夜校分设三科，分三年开设：第一年，“普通法文法语科”；第二年，“译述科”；第三年，“语言科”。同时，安排了各科授课内容。
这个法文夜校后来是否成立，进展情况如何都尚待进一步研究。有一点已经很清楚：它是李大钊参与为北京大学教职员创办的第一件有益事业。
李大钊参与创办的第二项公益事业是发起组织学余俱乐部，那是1919年1月间的事情。共同参与此事发起工作的有蔡元培、徐宝璜、沈尹默、胡适等30余人。
这个俱乐部是为学校教职员课余时间提供一个“联络感情交换知识”的场所。俱乐部备有书报，并随时搜集、展览古物考证成果和美术品，还开展娱乐游戏活动和组织诗社、词社等。
蔡元培被选为俱乐部部长，李大钊被推选为庶务干事。尽管他因公事繁忙请求免去此职，他的热心和才干已开始为同人认识。
此后，他还参与发起北京大学教职员会、北京大学新知书社，担任北京八所专门以上学校太平洋问题讨论会的中文干事和研究员，担任北京大学“妇孺救济会”的调查部“主干”，参与发起为北方灾民募捐的“赈灾会”、救济俄国灾民的“俄国灾荒赈济会”，以及参与发起或参加为本校教授或教职员家属丧事及困难实行捐助的活动，并多次出资助人或为社会公益事业捐款。
李大钊对待学生的事也十分热心。他曾担任“北京大学学生游艺大会保管字画部”的职员；曾和胡适等一起为谣传傅斯年、罗家伦被安福系收买一事在报纸上发表辩白启事；曾参与发起北京高师女学生李超的追悼大会；曾与胡适、徐彦之一起为想从事半工半读的学生介绍工作；曾应聘担任北大、法专等校学生发起的北京学生读书会的导师等等。
积极热心地参与公益活动使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教职员和学生中逐渐赢得了信任。1920年10月14日，他第一次被选入“商决校政最高机关”的北京大学评议会，并且在其后连续数年保持了这项职务。此外，1919年12月，他被校长指任为学生自治委员；1922年12月他辞去图书馆主任一职后不久，即兼任（此时他已被聘为教授）了校长室秘书；10个月后，又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学生事业委员会委员长。
这一期间，他为学校教职员做的一项重要的工作便是作为北京八所专门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的成员，并一度代理该会主席领导的索薪与争取教育经费的斗争了。
那是在1921年3月，北京教育部已经连续3个半月拖欠各校经费，学校工作难以维持，教职员领不到工资，生活发生困难。不得已，北京大学于13日召开了教职员大会，经讨论决定自次日起全体罢教，选出包括李大钊在内的11人做大会决议的执行人。
第二天，国立北京高等工业专门、农业专门两学校和北京大学一起实行罢教。15日，法政专门、医学专门、高等师范、女子高等师范、美术专门5所国立专门以上学校教职员也加入罢教行列。
3月16日上午，八校教职员代表20人在美术学校开会，决定由每个学校选派3名代表组成“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各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北京大学哲学教授马叙伦被推选为联席会议主席。李大钊和美术专门学校的代表徐瑾被指定为新闻股干事（后担任联席会出版的“半周刊”主编）。
会议议决以实现“指定确实款顶，作为教育基金”和“清偿积欠薪修（工资）”两项基本条件作为斗争目标。随后由马叙伦等前往总统府、国务院、教育部呈递八校教职员停职宣言，交涉教育经费。
3月19日，李大钊作为北京大学加派的8名代表之一参加了八校教职员联席会议。会议决定组织一个“教育基金委员会”，拟请从所得税、铁路收入、关余、盐余、印花税等国家收入中分别拨出若干款项充作教育基金，并采取社会组织的人民自动监督措施。
3月29日，教育总长范源濂在国务会议上就八校的请愿提出筹付教育经费问题。会议议决由交通部、盐务署自3月份起每月分筹25万元交教育部，并将从前积欠的60万元分期陆续付还。因阁议中没有提及教育基金问题，八校教职员联席会议拒绝接受。
4月8日，八校教职员因交涉无望，实行总辞职，教育总长范源濂和次长王章祜亦因无法维持而告辞职。
八校教职员的行动得到了各校学生、校长的支持。学生通过多种渠道与教职员联合会联络，并举行了游行、请愿活动。八校的校长也于4月15日向教育部提出辞呈。此外，北京中小学教职员和学生也举行罢课，对八校教职员的斗争予以声援。而政府方面，则对解决教育基金问题表现消极，迟迟不能提出令人满意的措施，以至形成旷日良久的交涉斗争。
4月25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李大钊在该校兼课）教职员补推李大钊作为该校代理有发言权的代表参加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由于联合会主席马叙伦因病缺席，自第二天该会第24次大会起，由李大钊连续代理该会主席，在此期间，索薪斗争出现了很大波折。
原来，4月21日北京政府国务会议采纳八校教职员要求，议定了三项处理清还教育经费积欠办法。大意是：
第一，于一星期内先发3月份一个月的经费，自4月起由财政部从交通部“协济政费”项下每月拨付22万元，作为专门以上八校及北京师范和中小学校经费；
第二，教育部由财政部所领之款以向来所领之额为准，由财政部筹定拨付；
第三，上年12月起至本年2月所欠八校和中等各校经费40万元，先发一个月，其余分三期在4、5、6月拨付。
李大钊主持联席会议之初，该会即面临是否接受国务院解决办法的问题。
由于国务院提出的这三条办法对教育基金问题仍未予充分保障，北京大学毕业生同学会提醒联合会教员代表“在确实筹定教育基金及有担保”之前，“勿为政府所欺”。教职员联合会代表中也有对于三条办法表示“不能满意”的意见。其间，八校校长作了些疏通工作。
他们通过校务会向政府提出一份说帖，请求将国务院三项办法第一条中“在财政未筹定的款以前”一句改为“在教育基金未筹足以前”；将“由财政部就交通部特别协款每月按期拨付”一句改为“由交通部每月按期尽先拨付财政部特别协款”，并申明“此项特别协款，非至教育基金筹足不得截止”。这样，便在政府原拟办法中加入了有关教育基金的内容。
对此，李大钊和北京高师另一位代表马裕藻在八校学生、校长和教职员代表的联席会上提出：校长们既然提出以上说帖，并且提到教育基金未筹定以前，不能中断交通部之特别协款的办法，如政府能够依允，并正式经国务会议通过，公布于世，我们是可以不再坚持索要欠薪的。
4月30日，北京政府国务会议接受了教职员方面关于教育经费议定办法的修正意见。次日，李大钊主持的教职员联席会议经过讨论、表决，大多数同意对于国务院三条办法，“大体可以承认”的意见。
5月2日，李大钊主持联席会第25次常会，通过了“定5月1日为精神劳动纪念日”和“留职宣言”。索薪斗争至此已胜利在望。会议结束后，各代表回校向教职员汇报。
李大钊等在北京大学汇报时，得到与会教职工一致感谢。高兴之余，大家一致赞成将4月份所得薪俸全数捐出作图书馆建筑费。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当校长们前去交涉取款时得知：经他们向教职员担保的第一批应立即付还经费须至5月20日才可支付。教育部的解释是支票近期无法签字，这显然是搪塞之词。教职员联席会议得知此讯，当即决定：再次向政府提出，第一批应补发的经费和薪金积欠务于10日前全数发清，并须妥定保障办法，方能复课，否则唯有再行辞职。
接下来几天，各校长连日跑教育部、国务院，不是主事人不在，便是因公事繁忙，暂不接待。后来得知付款之所以不能马上兑现，是因为交通部“协款”尚未交到财政部，以至于原说好的先给支票一事也不能做到。
无奈之下，八校校长于16日再次提出总辞职。原本打算暂作忍耐等待的教职员联席会代表，遂直接向政府提出限20日上午12时止，兑现国务院先前提出的三条办法，否则将认为政府无维持教育之诚意，取消复职允诺。
不料，政府反而先发制人，于19日由国务院发布致教育部公函，以先前所定办法原为维持各校马上复课为由，责备八校教职员仍未开课，决定所有八校教职员薪金“应暂行停发”，“由财交两部查照前议，储款以待”云云。八校教职员联席会随即议决第二次总辞职，5月22日，正式发出《全体辞职请愿书》和《敬告国人书》。
李大钊以教职员联席会议主席名义接待了日文报刊《新支那》的记者。在谈话中他愤然指出：
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政府毫无诚意，纯属万般无奈。在世界上断绝教育经费，使教育陷入一片黑暗的这种状况，除了我国，恐怕再没有第二个国家了。这种政府只能说是胡闹，谈不到负责任。在这样的政府之下，教育事业不仅现在得不到真正的发展，也绝无真正发展的希望；这种教育机关即使关门也没有什么可惜之处。我国不能安于这种政府，对之容忍姑息，而应当彻底改变它，这一时刻的到来已经不远了。
从5月下旬到6月初，先有北京各中小学罢课，继有八校教职员数十人到教育部门前静坐，又有北京各界联合会召集学生联合会、女界联合会、报界联合会、北京教育会等团体会议，决定举行市民维持教育大会，又有学生代表到国务院请愿……
6月3日这天，北京市10余所学校学生四五百人冒雨集于教育部门前请愿。同一天到教育部交涉的李大钊和蒋梦麟、马叙伦、沈士远及其他学校的校长、教授、教员等遂邀代理主持教育部工作的教育次长马邻翼随同学生一起到新华门前请愿。不料，总理靳云鹏拒不接见。诘问之中，人群与卫兵发生争执。卫兵随即用枪柄、刺刀施暴，将蒋梦麟、马叙伦等10余人打伤。李大钊亦被打昏在地。
新华门“六三”流血事件发生后，北京国务院为推卸责任，连电各省区，公布事件和教育风潮始末，诬称八校教职员破坏教育，破坏秩序。靳云鹏竟指使京师地方检察厅起诉马叙伦等人；马邻翼亦呈请严惩学生，允各校长辞职，另聘教员。
八校教职员和各校学生针锋相对，一面通电全国，说明真相，请求支持，一面向地方检察厅控告靳云鹏破坏教育，公布马邻翼“十大罪状”，向检察厅起诉靳、马，和擅行监禁师生代表的警察总监殷鸿寿。
在这段时间里，轻伤很快痊愈的李大钊参加了由学生联席会发起的各团体联席会，向全国报界联合会、各界联合会等10余团体代表解释八校教员索薪斗争的目的和对“六三”事件采取的方式。
他申明，教职员索薪仅仅是一种手段，根本的目的在于争取教育经费得到保障；社会上一部分人，包括马邻翼这样的教育部官僚对此都有误会。至于“六三”事件，他指出，“所以在法庭起诉，实因政府欲假法律为武器，教职员不得已而以此手段对付之”。他提醒人们：在目前政治下的法律，没有国民起来拥护，很难希望其有独立精神，很多团体主张从法律解决，尤应注意这一点。
李大钊的分析是正确的，法律并没有站到人民一边，去惩治那些打人者，那些贻误教育者，那些借权势蒙骗、恐吓教职员和学生者，倒是接连发生的粤桂陕直各军之间的战事，和湖北、浙江的棘手问题，或者还有全国自治联合会及自治同志会、全国报界联合会，以及山东、江苏、山西、杭州、上海等地教职员、学生对北京教职员和学生的支持与声援导致各地秩序不稳的状况，使北京政府感到有必要尽快结束教育风潮。
7月13日，政府派范源濂会同前教育总长傅增湘和另外几位政府大员出面进行调解，提出“讼案听法院处理”、政府为“六三”事件派人向教育界慰问、受伤者医药费由教育部照实支付、政府筹拨200万元证券存放银行为教育准备金并其银行存拨由教育部执管、八校临时费用由教育部按1919年预算付给等条件作为解决办法。
至7月28日，各项办法一一落实，八校校长通电复职，宣布校务恢复原状，9月1日开课。次日，八校教职员宣布复职。
长达4个多月的索薪和为争取教育经费的斗争终于以教育界获得胜利而告结束。而李大钊直到调停交涉期间还承担着联络教职员与学生的工作，因此，他错过了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机会。
然而，李大钊的声望却因他在斗争中的积极表现，以及他在其他活动中的频频露面而迅速提高。
1924年3月，北京大学举行25周年纪念活动时搞了一项民意测验，其中一个题目问“你心目中，国内或世界大人物是哪几位？”统计的结果，李大钊在入选的9名“国内大人物”中列第八位。
走上教授讲台
1920年7月8日，北京大学评议会举行特别会议。会议的一项内容是通过哲学教授马叙伦提出的修正案：“图书馆主任改为教授。”
马叙伦，字夷初，早年参加过同盟会。他和李大钊一样热心于北大教职员的公益活动，并和李大钊一同成为一些活动的发起者或骨干成员。在五四运动中蔡元培辞职时，他和李大钊一同被选为教职员代表，前往教育部交涉挽蔡事宜。同年12月，他们一起参加了北京公立小学以上教职员为要求清偿欠薪，改以银元付薪而掀起的罢教斗争，并同被推选为教职员联合会职员，分别负责总务和新闻工作；不久后他们又一同参与了发起北京大学教职员会的活动，一同当选为该会委员，并同在文书组工作……当然，还有后来他们一同领导北就国立8所高校教职员联合会，向北洋政府索薪和争取保障教育经费的斗争。
或许是较多的接触使马叙伦对李大钊的才识能力多了几分了解，但他是因为李大钊具备了教授的能力，还是从工作需要考虑，认为图书馆主任应当同时担任教授职务而提出上述建议还不得而知。有一点是清楚的：与会的评议员全部同意通过了这项议案。
不管怎么说，图书馆主任兼任的教授不是一个名义上的头衔。
7月23日李大钊正式接到担任政治学系教授聘书后不久，就相继在政治学系和史学系领受了现代政治讲座和唯物史观研究的教学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