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杨度当时可不是个普通人物。他字皙子，曾就读于湖南名儒王闿运的门下。1902年在日本留学时，与杨笃生等一起创办过颇有影响的《游学译编》杂志。担任过中国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后为清廷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撰写过报告初稿。1907年初，他在日本主办《中国新报》，即以《金铁主义说》一文宣传其君主立宪主张，招致革命派的批判。回国后经张之洞、袁世凯联名保奏，当上了清政府的四品京堂候补，在宪政编查馆“行走”。民国初年，他先后被袁世凯任命为宪法委员会委员、参政院参政，国史馆副馆长等职。他和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关系密切。早在筹安会成立4个月前，他就写下了长达万余言的《君宪救国论》，通过内史监内史夏寿田转呈袁世凯。
杨度认为，共和制度注重平等、自由，不利于加强政治、军事的统治，因此不能强国。中国当时的共和制，将造成数年一度因竞争总统而起的战乱，破坏实业，因此不能致富。中国人缺乏道德、知识，不懂法律和自由、平等的真正含义，若不实行专制，便无法实现立宪。但是，非君主的专制会造成元首贤则只能求维持现状之法，仅保安定，元首不贤则立致大乱的情况。为此，他提出欲救亡先求富强，欲求富强先求立宪，欲求立宪先求君主的逻辑。
他认为，立宪可以救治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之弊。以君主求立宪，因为有确定的皇位继承人，既可免除或减小为争夺总统权位而产生的内乱，又能够消除政府从首脑到一般官员的苟安之心。对外则可以减少列强趁中国内乱之机实行瓜分政策或借口代平内乱侵犯中国主权给中国带来的亡国危险。而新的君主制因由共和制转来，人民要求立宪，君主不实行宪政，便没有“收拾人心”的工具，亦不能满足人民的要求，而且为子孙后代长远之计，“欲求上安皇室，下慰民情之计，皆必以宪政为归”。
这也就是说，由共和改为君主制，新的君主只能应时代潮流，把中国引上立宪，而不能实行专制，这反而避免了在共和制度下不可避免的专制。
至于实行宪政的具体办法，他认为，应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取法普鲁士和日本，即在制定宪法的程序上，“采普鲁士之法，略变通之，由君主提出，由议会承认议决”；在宪法的内容上，“如紧急命令权，非常财政处分权之类”，均可借鉴日本。
平心而论，杨度的这一套意见，很难说仅仅是为了个人取宠，进行政治投机，而不是对国家政治的一种建设性的考虑。然而，他寄希望来奠定这一君主立宪基础的“盖世英主”却是那位已经运用各种卑劣手段将总统的权力扩大到无以复加程度，同时又怀有获取更高荣耀和更大权力欲望的袁世凯。
袁世凯看了杨度的文章后，十分欣赏，亲笔题写“旷代逸才”四个大字，交由政事堂制成匾额，赠予杨度。当古德诺的文章发表之后，他命夏寿田转告杨度，“打算让他出面组织一个推动帝制的机关”。筹安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成立的。
筹安会成立后很快由所谓“学理讨论”发展为政治活动，在一些省区成立分会，通电全国请各地文武官吏、商会团体派代表进京“讨论”国体。几天后，筹安会又通电全国，说各省机关和各团体代表已经投票表决，一致主张君主立宪。到京的各省文武官僚也很快分别组成了请愿团。
与此同时，在袁世凯的授意下，经一些政府要人在幕后策动，北京亦纷纷成立了京师商会、商务总会、教育会、妇女、人力车夫，甚至乞丐代表等各色各样的请愿团。各请愿团同时向参政院投递请愿书。参政院则于9月1日起开会讨论请愿团的要求。
为了造成全民“请求”改定君主政体的形势，袁世凯的亲信秉承袁的旨意，串联各请愿团组成全国请愿联合会，迭次向参政院上呈请愿书。
参政院先依请愿联合会要求，谘请政府召开国民会议，讨论国体问题，后又依该会要求，将国民会议改为国民代表会议。
在此期间，袁世凯派人协调了北洋军阀内部的意见，并谋求日本、英国和美国政府的支持或认可。
一切准备停当后，10月28日起，由各省的“国民代表”分别就赞成或反对“君主立宪”投票表决。至12月初，各省先后将投票结果上报参政院，而后由作为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的参政院开票。最后宣布的结果是：全国参加投票的1993名代表无一反对“君主立宪”，并一致推戴袁世凯为皇帝。随后，参政院又先后两次向袁世凯呈交推戴书。
这样，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正式接受推戴，并于次日在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12月31日，袁世凯正式下令，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虽然因为列强转而对帝制持否定态度，加之云南宣布独立，护国军已向四川进发，政府准备已久的登基典礼未敢举行，但袁世凯下令将总统府改成新华宫，政府的文告和御用报纸一律改署洪宪年号，帝制已成现实。
筹安会和袁世凯恢复帝制的倒行逆施行为遭到袁党以外各方政治力量的反感。
以孙中山为首的部分国民党人于1914年7月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一直坚持武力讨袁的方针自不待言。与孙中山思想有分歧，不同意用按指模、重写誓约等方式加入中华革命党的原国民党另一部分党员，于同年8月奉黄兴为首，成立了欧事研究会，以“缓和的改进主义”联络各派力量反袁。该组织虽在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中一度放弃原定的主张，打算暂停革命活动，联合袁政府共同对外，但在帝制活动泛起后，则重新积极投入武装讨袁的宣传联络工作。
与此同时，一些进步党人也最终认清袁世凯的真面目，决心与其彻底决裂。
该党核心人物梁启超在筹安会成立并展开大肆活动后，拒绝利诱和威胁，在北京英文《京报》的中文版上发表了颇有影响的反对君主制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随后，曾任云南都督，和梁启超有师生之谊的蔡锷同梁启超本人先后由京津分别潜往云南、上海，策动反袁起义。1915年12月25日，蔡锷同继他之后任云南都督的唐继尧，以及欧事研究会的一些成员一道在云南揭开了反袁护国战争的序幕。
国内帝制运动的喧嚣，以及很快演成的洪宪帝制现实在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中间也引起反响。
10月中旬，在东京神田区即有留学生侨属演说会的召开。护国战争发起之后，留日学生“愤独夫之无状，惧祸乱之将至”，一些人归国参加讨袁护国战争，一些人为反袁队伍募捐筹款，也有一些人“奔走呼号以发表吾真正民意”。
1916年1月16日，在一些骨干者的积极鼓动和奔走组织下，于前一年被中国政府驻日公使迫令解散的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总会得以正式恢复。
重新恢复的中国留日学生总会的章程规定，该会“以办理留学界公益事件宣明留学生公意为目的”。前者意味着加强留学生互相之间的联络，后者意味着该会要代表留学生对国家事务发表意见。
在载入《民彝》杂志的该会《总会章程叙》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出对国内恢复帝制及护国军反袁斗争的意见，但说道：“民而好群，国家之所尚，君主之所患也。君权之下，一夫专政之既久，结群之自由，举为法制之所禁，以图便于残贼之一人。此好群之能，所由久废，处群之德，所由不昌欤。”这实际上是明确表达了留学生反对君主制的态度。此外，在该会发表的《对各友邦宣言书》中，也有批判袁世凯自担任民国总统后“利用权力以图自私，弁髦国法，蹂躏人权”，以至废弃民国，公然称帝的内容。
国内政情的变化是李大钊始料未及的。作为一名经受新时代潮流影响的进步青年，他尽管一度对民初共和政治不尽如人意深感失望，但从未对共和民主制度本身发生过怀疑，因此，绝不赞成用帝制重新取代共和。
他对袁世凯政府的专制倾向本没有什么好感，不过，从抵御日本侵略，以及维持均衡政治的需要考虑，他也不赞成采取革命手段将其推翻。现在，袁世凯公然走上与共和为敌的道路，这一现实迫使李大钊去清理自己的认识，在继续主张与政府合作，还是站在反袁派一边这两者之间作出明确抉择。
在近10个月的时间里，李大钊没有发表任何文章。除了后一阶段参加了留日学生总会的活动外，他在这段时间里的大部分精力投放到浏览报刊，了解国内政治动向和阅读西方近代社会科学家的著作。
他在此期阅读的西方书籍中有英国著名哲学家、经济学家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群己权界论》和“Consideration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代议制政府》）、美国学者Hedges的《政治常识》（“Common Sense in Politics”）、英国宪法学家戴西（Albert Venn Dicey，1835—1922）的“The Law of Constitution”（《政体法》）、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新自由主义》，以及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美国散文作家和诗人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等人的著作。
他的阅读收获在他后来发表的《青春》、《民彝与政治》等文章中得到体现。
通过对这些材料以及结合传统儒家、道家经籍的重新研究，李大钊再次确认了民主的不可动摇性和民主的建立有时不得不以革命推翻专制势力的思想。这使他最终放弃了对袁世凯政府的希望，投入了留学生支持国内反袁斗争的活动。
1916年1月底，李大钊为讨袁事宜，由日本横滨乘船回上海。在船中他写下一首诗：
浩淼水东流，客心空太息。
神州悲板荡，丧乱安所极。
八表正同昏，一夫终窃国。
黯黯五采旗，自兹少颜色。
逆贼稽征讨，机势今已熟。
义声起云南，鼓鼙动河北。
绝域逢知交，慷慨道胸臆。
中宵出江户，明月临幽黑。
鹏鸟将图南，扶摇始张翼。
一翔直冲天，彼何畏荆棘。
相期吾少年，匡时宜努力。
男儿尚雄飞，机失不可得。
诗的开头4句仍表达他对祖国遭受政局变乱，社会出现动荡不安的伤感。但用“板荡”一词则暗示了这种不安是袁世凯的帝制活动造成的。接下4句肯定了正是已成为暴君“一夫”的袁世凯窃取民国之权，使民国的旗帜缺少了颜色。诗的最后几句表达了李大钊对自己和同一代青少年应与世俗偏见、错误思想与行为进行斗争并立志为国建功立业的愿望。
在上海停留两个星期后，李大钊匆匆赶回东京。一个不好的消息正等待着他：因为他一段时间里很少去课堂上课，早稻田大学于2月2日以“长期欠席”为由，将他除名。
李大钊或许已经预料到这类事情的出现。他不是不顾一切地追求个人功名的人，也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国内政局的重大变动吸引着他的注意力，“益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的他，在这个时候怎么能够安静地坐到教室里去读那些在他看来不大切主题的教科书呢。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留日学生总会组织机构正式建立起来。该机构由18人构成的执行部、38人构成的评议部、25人构成的文事委员会、21人构成的经费委员会共4个部门组成。李大钊被推举为文事委员会的编辑主任。该委员会的委员长是此后成为李大钊好友的高一涵。五位编辑委员中有一位陈溥贤，在后来发生的五四运动前后也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人物。
李大钊的具体工作是主编留日学生总会的机关刊物《民彝》杂志。这份刊物于当年5月15日正式面世。他在这一时期的一篇重要论文《民彝与政治》就刊登在《民彝》杂志的创刊号上。
在日本期间，李大钊还参加了另外两个留学生组织。
一个是“神州学会”。该会是留日学生总会的部分成员李墨卿、易家钺、邓初民、林砺儒、高一涵等相约组成的。学会的宗旨是“研究学术，敦崇气节，唤起国民自觉，图谋国家富强”；学会规定每星期例会一次，讲演讨论“祖国及世界大势”。学会设有编辑部，发刊《神州学丛》。
另一个是“中国经济财政学会”。该会当时成员有11人，其中后来著名的人物除李大钊外，还有彭蠡（字一湖）、陈溥贤等。这个学会的成立是其成员有感于经济财政问题与国家命脉关系巨大，中国政府及多数士人则不懂得“生计之竞争”，且研究者很少，以至于国计民生“愈久而愈弊”，出于对国家经济前途的担心，打算在这方面对国家有所贡献。故该会的宗旨为“研究经济财政学理及调查事实以期适用于中国”。学会亦定期召开会议。
除了上述活动外，李大钊在留日的最后几个月里十分重要的收获是形成了对建立一个新的、民主的理想国家的观念。
寄望“青春中华”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
这时的陈独秀已经从一段时间的消沉和痛苦中摆脱出来。经过了一番深入思考，他认识到，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之所以一直不能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关键问题在于中国人缺乏近代民主国家人民的现代公民意识；若想建立理想的现代制度，必先实行国民思想的根本改造。
办《青年杂志》，意味着以青年为请诉求对象，把青年看作希望所在。
陈独秀写道：
国势陵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
他赞美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处在“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
他把青年比作社会中新鲜活泼的细胞，指出：按照新陈代谢规律，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演淘汰之途”，而把“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让给新鲜活泼的青年。
青年应“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掌握“自主的”、“进步的”、“进取的”、“世界的”、“实利的”、“科学的”思想观念，勇敢地同陈腐朽败者斗争，“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家庭，以新民族”。
作为刊物创办人和主要撰稿者，陈独秀鼓励青年认识自身价值、坚持独立人格，与恶社会和腐朽者斗争，以更新民族、更新国家的思想代表了初期《青年杂志》和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基本倾向。
陈独秀揭示问题深刻，为文简短而富哲理，文字生动而振聋发聩，很快引起一些青年读者注意。
为了扩大销量，从该刊第1卷第2号起，负责《青年杂志》印刷发行事务的上海群益书社在北京、天津等几十个省、市设立了代派处，同时开办邮购业务。
当时日本与中国的交通、通讯已十分便捷，《青年杂志》也传到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间。该杂志创刊初期就担任重要撰稿人的高一涵，十余年后撰写《李大钊同志传略》谈道：李大钊在《青年杂志》创刊不久即读到它。李大钊写于1916年初春的《青春》一文表明，高的回忆是可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