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董功在斯蒂文·霍尔建筑事务所任理事期间，曾作为项目经理负责管理该事务所在中国的当代MOMA和万科中心两个项目。后来，当代MOMA项目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2006年世界十大建筑；万科中心项目被授予美国绿色建筑标准LEED Platinum白金级。除此之外，董功在美期间还曾先后获得过2000年度Steedman Fellowship国际建筑设计竞赛优秀奖；2001年度美国建筑师协会芝加哥分会学生主题建筑设计竞赛一等奖；2002年度Malama Learning Center国际建筑设计竞赛优秀奖等。
后来，选择回国的董功于2008年创建了自己的事务所——直向建筑设计事务所，并成为活跃于中国设计领域的青年海归建筑师之一。
2008年，董功主持设计了一座被称为“绿房子”的售楼处。该建筑犹如临时装置般漂浮在地面之上，全身包裹着绿草皮，让人印象深刻。后来，这座“绿房子”成为生态环保建筑的典范被人们津津乐道，屡屡见诸报端，也因此成为了董功建筑设计的第一张名片。
2015年，一座中国最孤独的图书馆在网络上走红。这座最孤独的图书馆位于秦皇岛市昌黎黄金海岸工业园区金海南路7号，也叫三联书店海边公益图书馆。自五一期间对外开放以后，便吸引了无数游客慕名而来。而这座图书馆的建筑师便是董功，他让图书馆真正“面朝大海”，一面是玻璃，一面全封闭。而当阳光和风经过他精细设计的路线进入房间时，坐在里面读书的人就可以感受到“春暖花开”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对图书馆的无尽想象。
作为国内建筑设计领域备受认可的青年建筑师，董功的设计能力是有目共睹的：从绿房子（华润置地广安门生态展廊）、瞬间城市（合肥售楼处）、昆山有机农场系列，到新近的鲅鱼圈万科品牌中心，不仅设计表达日臻成熟，而且设计状态也愈发放松自如。
目前，董功及其事务所获得的国内外奖项主要有：《Architecture Record》“Design Vanguard”；Blueprint Award最佳公共建筑（私人出资）类别特别推荐奖；A&D Trophy Award机构/公共类别最佳建筑奖；中国建筑传媒奖（最佳建筑奖入围，最佳青年建筑师入围）；WA中国建筑奖佳作奖；全国优秀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奖一等奖；Good Design is Good Business China Award等。而董功的作品也曾先后在《A+U》《Domus》《Area》《Mark》《C3》《时代建筑》《建筑学报》《世界建筑》等国内外媒体予以发表。并且，他本人曾受邀参加哥伦比亚大学建筑规划保护学院STUDIO-X BEIJING、"X-Agenda Micro-Exhibition Series"、西岸双年展、中国设计大展等展览，以及位于美国建筑师协会（AIA）纽约建筑中心举办的“纽约—北京—纽约—2015当代中国建筑展”。
远赴国外深造
留学生：你选择建筑学专业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会想到出国留学呢？
董功：主要是在父亲的建议下我选择了建筑学，并且自己也觉得建筑学挺有意思的。至于出国留学则是因为受到身边朋友的影响。
留学生：你能否讲述一下作为交换生在德国慕尼黑理工大学学习的经历？
董功：在德国做交换生期间，最深有体会一次经历应该是我当时参与了一次评图。除了我在美国和中国参与评图时的学生作业内容以外，他们展示更多的是建构方面的思考与图纸。这让我深刻体会到德国建筑教育的方向性。
留学生：对比清华大学和伊利诺大学两所学校，你能谈一谈它们在建筑学方面各自的教学特点吗？
董功：我在清华上学的时候，主要接受的是比较“传统”的建筑教育，它更多地偏向于一种技能的培养。二年级开始设计的时候，是从一个茶室做起的，然后到五年级结束的时候，是一个宾馆或者商业综合体。在这背后是以建筑功能的复杂性和尺度的大小作为线索的，其实它跟建筑学本身的规律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做好一个茶室远远不比做好一个商业综合体简单。
后来，在美国读研究生时候的经历给了我很多启发，比如我的导师是研究自然光和建筑空间的关系的，通过他我认识到光实际上是建筑学中的几个基本问题之一，这些基本问题和一个房子的大小与功能的复杂程度关系不大。
留学生：你在斯蒂文事务所工作期间，以项目经理的身份参与了两项曾在中国轰动一时的大型项目——北京当代MOMA和深圳万科建筑中心。你能简单介绍一下这两个项目吗？
董功：其实Steven Holl在最初设计的时候，并没有按照国内的模式去理解它，他一开始是去理解和表达建筑与城市的关系的。我们面临着北京近几十年的城市化变迁，在封闭且庞大的社区内，建筑是一个自我封闭的状态，整个城市就是人们必须围着街块绕圈，这也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普遍问题。Steven Holl希望创造一个开放的城市，这是他最先切入的一个很重要的论点。
归国施展拳脚
留学生：你为什么后来选择回国内发展自己的事业呢？
董功：在国外事务所工作的时候，我的想法很明确，就是希望能够真正学点东西，并为将来在中国的独立实践打下基础。
“好的建筑就像是一棵大树的系统，其中每一处构造像是树的细枝末节，而概念就如同根系，能量从树根输送到末端枝系，它们之间是内在连通、一脉相承的。”
留学生：作为合伙人之一，你能谈一下创建直向建筑设计事务所的初衷是什么吗？
董功：直向建筑设计事务所于2008年在北京成立。在七年的设计实践过程中，“设计需要面对问题”是我们一直相信的一种建筑师的工作态度，即设计要有对于客观现实的尊重，要有逻辑的支撑，有章可循，而不是建筑师自我意识的强加，或者对于时尚符号和表面形式的一味追逐。当下中国的设计行业风气浮躁，快速批量生产成为普遍现象，以高度、规模和地标性为追求的评价系统成为主流，设计师因此无暇也无心顾及建筑设计更为本质的内容。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坚持“面对问题”的朴素态度才显得尤为真实和与重要。
在这种真实的支撑下，对于“建筑和生活的关系”，“场地和体验”和“构造”的关注则是我们在建筑设计本体上的宏观取向。对我们而言，“建筑与生活的关系”是建筑设计的本原问题。每一个建筑都是承载生活的容器，都在有意无意间，在不同程度上定义着使用者的生活方式。我们相信这种定义起源于对于某种脉络的依循，它包括生活习惯、气候、人文条件、场地特征等众多因素。新的生活方式应该由此而生，但却并非是对既有生活类型的简单挪用或照搬，而是通过设计的智慧而创造出来的一种使用者未曾经历过的生活体验。这是新建筑存在的意义。对于“场地和体验”的关系，每一个建筑都应当是具体场地语境下的唯一产物，一旦脱离专属的场地环境，建筑将成为无本之木。在每一次的项目设计中，直向建筑都会投入大量的精力，试图感知并发现项目和场地之间可能存在的某种潜藏的专属关系，并通过新的建筑的介入将这种关系揭示出来，建立一种人在“此地”的独特的生活体验，并借此将人的行为和情感鲜活地植入场地之中。而作为生活载体的建筑空间，也因此获得了一种无法替代的和场地的内在联系。关于“构造”设计，我们感兴趣的是在每一个项目里如何准确地建立建造的秩序和逻辑，更完整地体现建筑设计的整体概念，并确保其在建造环节中得到贯彻。
留学生：你能说一下自己对建筑设计的一点看法吗？
董功：我认为建筑师是一个理性和感性的共存体。感性是个体和自然相通的情怀，对美的敏感，对于人性的感悟。而建筑又是一个太社会化、太复杂、太依靠前后顺序的事情，程序当中的客观条件和限制包括环境、功能、技术、参与者的协调管理等因素，这就需要建筑师具备理性态度，从而使得复杂局面得到梳理和控制，其中也包括设计的纵向思考和推进的掌控。在我看来，感性和理性并不矛盾，它们往往是相辅相成、相互支撑的。我认为一个好的建筑首先应该做到真正关注人的生活本身，应该对生活有积极的影响。在这个基础上，如果建筑中的一个角落、一束光，能对人的心灵有所启发，能唤起人的某种情感的延伸，那就是很高的境界了。
留学生：中美两国之间在建筑行业方面还是存在一定差距的，结合自身经历，你觉得海归设计师应如何平衡这种落差呢？
董功：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有一个体会，那就是绝对不能简单地套用美国的那个状态用于中国的建筑设计。虽然美国在这一行业的机制更为完善，但是如果你没有那个背景、没有大的环境支持的时候，就很难把那个机制照搬过来使用。虽然刚开始回国工作的时候我挺痛苦的，但在两种环境的碰撞之中我慢慢地发觉了其中的趣味（因为环境本身也有它蕴含的一些机会和能量）。事情总有两面性的，美国的建筑行业同时也反映了后工业时代的低效、教条；中国的建筑行业虽然不是那么正规，但还是能从中找到更多空间的。尤其是对于刚刚起步的建筑师来说，中国显然蕴藏了更多的机会。
畅谈建筑作品
留学生：你在2008年主持设计的一座“绿房子”一直是生态环保建筑的典范。你能介绍一下这座建筑的特别之处吗？
董功：这个“悬浮的装置”位于北京广安门地区的高耸楼群之中，是为华润置地广安门项目的销售和生态展示所设计的一个使用期限约为三年的临时性建筑。因此，如何迅速便捷地建成该建筑，实现使用过程中和未来拆除后对现状园区景观的影响最小化，并体现“绿色、生态”的销售主题，便成为了整体设计的前提。整个建筑像一个临时“装置”，以轻盈的姿态悬浮于现状景观广场之上，同时强化了售楼处的绿色体验，对建筑的生态可持续性作出了独特的尝试与诠释。
留学生：2015年五一期间才对外开放的三联书店海边公益图书馆被大家称作是“中国最孤独的图书馆”，每天都有很多人慕名而来。你通过这座建筑想要传达的理念是什么？
董功：三联书店海边公益图书馆位于中国渤海湾海岸线上，它的东侧面朝大海，在春、夏、秋三季服务于西侧居住区的社区居民，同时免费向社会开放。该建筑的主要设计理念在于探索空间的界限、身体的活动、光氛围的变化、空气的流通以及海洋的景致之间共存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