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经传类对赋》题辞
《春秋》，其事二百四十年，其文一万八千言尔，视诸经为最简。左氏作《传》，而事与文详矣，学者不能殚记也。宋·皇祐中徐秘书以韵语包括之，计一万五千言，而其义大备。《记》曰：“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诵秘书之赋，其比事之切，非深于《春秋》者能然欤？春秋赋见宋《艺文志》，有崔升、裴光辅、尹玉羽、李象诸家，而晁氏《读书志》又有杨筠《分门属类赋》十篇，独不载是书。朱氏《授经图》、焦氏《国史经籍志》亦无之，则诸君子皆未之见者。古人之书往往不尽传于后世，或并其姓氏失之。若秘书赋，寥寥数简，以藏书家所未及见者幸得传于今日，此予所为冁然而喜也。
程积斋《春秋》序
元·四明程积斋先生尝慨《春秋》在诸经中独未有归一之说，遍索前代说《春秋》者凡百三十家，沉潜绎者二十余年，著《春秋本义》三十卷，《〈三传〉辩疑》二十卷，《或问》十卷。经筵申请下有司锓板于集庆路儒学。南海黄佐南雍志录其书，而别有《纲领》一卷，明著书大义大旨，以程、朱二氏之论考正《三传》及胡氏之得失，作《本义》以发圣人之经旨，《辩疑》以订《三传》之疑似，《或问》以校诸儒之异同。
其书世有传本，然余所见则《本义》、《或问》而已，《辩疑》缺佚不完。今刻二书，而《辩疑》姑俟焉。始四明之学多宗象山，惟黄震、史蒙卿实为朱子之学。先生与其兄畏斋师事蒙卿，尽得朱子明体达用之指。二难自为师友，方严刚正，时人以二程目之。畏斋发明朱子读书之法，作《读书工程》，国子监尝取其书颁示校官，以式学者。先生为是书，一本伊川、晦庵之意，遍览传说，折衷同异。欧阳圭斋言其精神、心术，萃在是书，朝夕改订，寝食为废。盖二先生学本紫阳，故其道问学之功精专若是也。先生名端学，字时叔，举进士第二人，为国子助教，改翰林国史院编修官，出为筠州幕，有循良称。畏斋名端礼，字敬叔，以荐为台州路儒学教授，《元史》有传。今著其略，俾读是书者有以论其世焉。
赵氏《〈春秋〉集传》序
东山赵子常先生，元季师事九江黄楚望，传《春秋》之学，著《属辞》、《补注》、《师说》三书，为《三传》之学者尊称之。先生复有《集传》十五卷，则先《属辞》而成者。自序言策书之例十有五，而笔削之义有八。迨后《属辞》成，以《集传》义例微有未合，更须讨论。至正壬寅先生再著其书，至昭公二十七年，以病辍笔。门人倪尚谊援先生之义续成之，即今书也。先生常谓：“《属辞》特推笔削之权，而《集传》大明经世之志，必二书相表里，而后《春秋》之旨方完。”则是书宜与《属辞》并行也明矣。予得千顷堂藏本，因论次焉。
窃观宋、元之际，新安沐浴紫阳之泽，老师宿儒多出其间，若云峰、双湖两胡氏，定宇陈氏，仲弘倪氏，见心程氏，皆能著书推明朱子之学。其与先生同时，又有环谷、蓉峰两汪氏，风林朱氏，与先生辅翊开代，修明礼乐，为世儒宗。其纂辑群言，羽翼往说如环谷之纂疏者，亦有其人。然未有迥然特出、能得知我罪我之义如先生者。先生早见楚望，即告以穷经之要在乎致思，于是深悟夫《鲁史》有一定之书法，圣经有笔削之大旨。《鲁史》亡而圣人所书遂莫能辨。独幸《左氏传》尚存遗法，杜预注《左》，于史例推之颇详。
公、谷二氏多举书、不书见义。其后止斋陈氏因公、谷所举之书法以考正《左传》笔削大义，最为有征。故先生为《集传》，本之二家，而兼采众说，要使学者即策书之例，以求笔削之旨。则知圣经不可以虚词立异，破碎牵合以为说，而后圣人之经明矣。故朱风林一见其书辄曰：“前无古人。”其推服之如此，岂同时诸儒所可及哉！先生卒后，门人辑成藏弆，故人不见。嘉靖中东阿刘隅始得其书于先生乡人汪元锡，而属教谕夏镗传之。噫！后之学者知《三传》之不可废，不仅抱遗经以究终始者，岂必赖是书也夫？
清全斋《读春秋编》序
宋、元之际吴中多老师宿儒，若俞石涧琰、陈清全深、俞邦亮元燮、汤思言弥昌、王子英元杰，皆精究群经，咸有撰著。石涧之《大易会通》至一百三十卷，又为《集说》十卷，而他如《经传考证》、《读易须知》、《卦爻象占分类》不与焉。清全于《易》、于《诗》、于《春秋》，皆有编。自宋社既屋，即谢去举业，沉潜问学，淹贯遗经，闭门教授。郑元祐称其“年登耄耆，生识先辈，著书立言，咸造底蕴”，良有然矣。《读〈春秋〉编》十二卷，原本左、胡，采摭诸说，深有益于学者。偶获元椠本，为加校勘而属之梓。先生字子微，世为吴人。元天历间奎章阁臣以能书荐，匿不肯出。别号宁极，所著诗文名《宁极斋稿》。子直，字叔方，有孝行，能继父业，以慎独名其斋，盖父子皆吴隐君子也。
张翠屏《〈春秋〉春王正月考》序
《春秋》，纪事之书也。纪事者必有岁时月日，此经所以有春王正月之笔也。春者周之春，正月者周之子月，此鲁史册书之旧也。曰春王正月者，吾夫子之特笔也。后世不知册书之义，于是有夏时冠周月之说，而夫子从周之志荒矣。翠屏张志道先生始采摭群书以考订之，本之以《语》、《孟》之言，而归宿于紫阳晚年之定论。别引《三传》与他经及史传以证之，其说之庞者则为辩疑以折其误，凡为书二卷。嗟乎！《六经》之旨未易窥也。学者治经必先明其大者，则其余可得而通矣。《易》乾之四德、《诗〈二南〉》之关雎、《书》之二典、《春秋》之春王正月，皆经旨之大者，于此无定论焉，则微言精意将有不能究者矣。先生是书剖析精当，于开章之大义井如，学者诚有得于此，则于全经之旨，不有如振裘而挈领者哉。先生举元泰定丁卯进士，累官翰林侍讲学士，入明仍故官。洪武二年奉使册封安南国王，是书安南寓舍所著，书成而卒。宣德中先生嗣孙隆始取手泽而梓之。
《〈春秋〉集传释义大成》序
《春秋》之义明，而《传》之真伪自辩。《春秋》何义乎？尊周明法，黜霸崇王，彰善代恶而已。王者之治天下，先之以教化，继之以法令，申之以赏罚，三者行则王政举，人心正，而《春秋》可以不作。周之东也，教化既衰，法令赏罚不行于天下，于是诸侯并吞，仁义道息，不有圣人出而正之，则乾坤不几息乎？故曰：“迹息《诗》亡，然后《春秋》作。”又曰：“《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此《春秋》之义也。
夫举其纲而未及其目，断其义而未详其案，《三传》之作可少哉！乃有《传》而事之湮没者虽少，义之隐晦者滋多，盖以传闻异辞，各以意见为言，而理有未合。汉儒又各执一家之说，以相传习，遂使后世因《传》以误《经》，觉《经》之立法多不明，赏罚多不当，而尊王立教之本义亦遂失矣。程子曰：“读《春秋》者当以《传》考《经》之事迹，以《经》别《传》之真伪。”朱子曰：“孔子非有意以一字为褒贬，但直书其事而善恶了然。”元·新安俞氏著《〈春秋〉集传释义》，一以程、朱为断，参以啖、赵诸家，而折衷以己意，于是经义明，而《传》之真伪是非，判如黑白。
噫！汉、唐诸儒但知释《传》，不知明《经》。胡氏虽明经义而时事激发，又多附会。较之程、朱无事穿凿而自得圣人之意者，大有径庭。俞氏之书出，可以救胡氏之偏而发程、朱所未尽。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其治乱兴衰之故，仁义诈力之异，贤不肖之用舍，行政出令之得失，足为人鉴戒者，何可胜数？特经义不明，而学术之害有不可胜言者。夫以圣人垂训之经，反致有贻误后学之弊，此俞氏之书所以不可不亟为表彰于天下也。
河南聂氏《三礼图》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