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把各种闲话都引到自己的责任上来，这就卸下一个大包袱，不至于多生气。
——《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285页）“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出自南宋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
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其自治诚切如此，可谓得为学之本矣。
《四书章句集注》是朱熹在二程（程颢、程颐）解经的基础上，参照各家之说，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所作的注。朱熹（1130—1200），字元晦、仲晦，号晦庵，江西婺源（原属徽州地区）人，南宋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理学集大成者。平生著述颇丰，有《四书章句集注》、《诗集传》、《朱子语类》、《文公家礼》、《朱晦庵集》等。其中，以《四书章句集注》影响最大。该书在准确阐释文字的同时，更注重对义理的阐发，论述了道、理、性、命、心、诚、格物致知、仁义礼智等哲学范畴及其关系，是以义解读经的代表作，是朱熹穷极毕生精力而成的泣血之作。由于它的刊行，《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始被称为“四书”，与“五经”一起成为封建社会最重要的经典著作。宋以后，元、明、清三朝都以《四书章句集注》为科举考试的必备参考，影响了封建社会后期达七百年之久。《论语 学而》中载有曾子“日三省吾身”的故事。他每日所省的“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成为后人立身修德的重要标准。朱熹也极为欣赏曾子的这种做法，他在《四书章句集注》中作了上述评论。其大意是：曾子每天以忠实、诚信、勤学三者检查反省自己，如果三者有一不足，就改正；如果没有，就进一步勉励自己。他要求自己如此严格诚挚，可以说是得了治学的根本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后成为一组并列成语，用来指对别人提出的那些错误或问题，如果有，就改正；如果没有，就进一步勉励自己。
从1942年初在全党开展的整风运动，其主要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从思想上清算党内历次“左”、右倾错误并肃清其流毒。经过了长达两年的学习后，全党已基本上统一了思想，特别是对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错误造成的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前途的严重后果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全党团结、统一的氛围下，毛泽东等领导人认为必须从理论的高度系统总结从党成立以来的经验教训，真正做到引以为戒。这样，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事就被提上了日程。
1944年5月21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原本只打算召开两个月，为次年召开的“七大”作准备，但由于时局的变化和发展，会议一直到1945年4月20日才结束，断断续续开了整整十一个月。起草决议是本次会议的一项重要工作。会议决定成立以任弼时为主持，刘少奇、康生、周恩来、张闻天、彭真、高岗、博古参加的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起草工作历时一年，其间数易其稿。党的许多高级干部参加了历史决议的修改和讨论。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也对草案稿作了三次修改，对决议作了极大地补充。毛泽东一直关注着决议的起草问题。从1945年春开始，他先后对草案进行了七次修改，并将题目确定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4月20日，历时近一年的七中全会召开最后一次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对这份草案进行了说明。
讲话一开始，毛泽东就提出“这个决议不但是领导机关内部的，而且是全党性质的，同全国人民有关联的，对全党与全民负责的”的论断，明确了决议的重要意义：“在观念形态上再现了二十四年的历史，就对今后的斗争有利益，对今后党和人民有利益”。接下来，毛泽东解释了为什么原本打算在“七大”时通过决议又为什么提前到六届七中全会上来进行的原因后，又专门就六届四中全会的错误进行了重申。他以党成立以来包括陈独秀、李立三和王明为代表所犯下的三次影响较大的“左”倾错误为例，进一步提出决议的目的是将“治病救人两方面统一起来”，要求“凡是政治上过去犯过错误现在改正了的同志，我们都要团结他们，全党要像决议上所说的团结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随后，毛泽东又对已经进行了三年、即将结束的整风运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抗战时期有两个关节就是整风和生产，没有这两项党就不能前进。两万五千共产党员发展到几十万，绝大多数是农民与小资产阶级，如果不整风党就变了性质，无产阶级其名，小资产阶级其实，延安就不得下地……只有经过整风才把无产阶级的领导挽救了。”讲话的最后，毛泽东特别强调了防止敌人利用的问题。中共制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主要目的是总结建党以来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对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出正式结论，更好地开展日后的工作。但国民党方面却以此为契机，成立了一个“非常委员会”，大肆鼓吹什么四中全会是正确的论调，企图挑拨我党内同志关系。毛泽东及时发现了这一现象，他要求广大党员在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下，不要被敌人所挑拨。但同时，不妨多听听小广播，对其加以分析。因为，这其中有许多是闲话，是没有恶意的；有许多是错误的，但也不一定是恶意的；至于有恶意的也要听，只有听了才能发现它的恶意。对这样一些话，毛泽东认为应采取“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方法，将其作为改进我们工作的动力之一。
毛泽东的讲话，使全党统一了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认识，进一步把全党团结在实事求是的旗帜下，为“七大”的胜利召开，为取得全面抗战的胜利奠定了深远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