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慎重地向南京政府当局诸公进言，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理应翻然改悔，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此不仅诸公之幸，实亦民族国家之福。如仍执迷不悟甘为汉奸卖国贼，则诸公的统治必将最后瓦解，必将为全中国人民所唾弃所倾覆。
——《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86页）“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出自《诗经 小雅 常棣》：
常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死丧之威，兄弟孔怀。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脊令在原，兄弟急难。每有良朋，况有永叹。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每有良朋，也无戎。
丧乱既平，既安且宁。虽有兄弟，不如友生。
傧尔笾豆，饮酒之饫。兄弟既具，和乐且孺。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湛。
宜尔室家，乐尔妻帑。是究是图，其然乎！
这是一首古代奴隶主欢宴兄弟、以笃友爱的诗歌。大意是：常棣花开连成片，萼拊光华同根生。阅尽如今世上人，有谁能如兄弟亲。死丧对人是威胁，唯有兄弟最关切。原上聚土入荒冢，兄弟相寻见真诚。鹡鸰被困落荒原，兄弟总会来救急。纵有好友情谊深，只会奈何空长叹。兄弟家内闹纷争，抵御外侮相与共。虽有亲密好朋友，却也不会来相助。丧乱已经渐平定，既享安全又宁静。虽有手足亲兄弟，不如好友感情深。排起碗盏享佳肴，开怀畅饮意浓浓。兄弟一切来聚齐，融洽笃爱密无间。妻儿和谐感情深，好比鼓瑟和弹琴。兄弟友爱且和睦，融洽无间乐悠悠。家人平安情交好，爱你妻儿感情深。深思熟虑理自现，此话岂有不在理？诗中“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意谓兄弟虽在内不和，对外犹能同心抗敌。后以此劝说斗争的双方相互冰释前嫌，一齐应对来自外部的压力。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不抵抗的策略，并与之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试图博得同情。然而，侵略者并没有减缓侵略的步伐，他们在占领东三省后，又在1935年发动“华北自治运动”，企图将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和北平、天津、青岛三个特别市脱离中国政府管辖，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步步紧逼的侵略行为彻底激怒了中国人民，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运动掀开了。
中国共产党是推进抗日救亡运动的积极践行者。从1935年11月13日到1936年3月1日，中国共产党先后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三封电文宣言，呼吁停止内战，联合起来，共同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同时，中共方面还积极联络张学良、杨虎城等国民党方面主张抗日的将领，在国民党上层人士中做了大量细致的统战工作。
除了在舆论和统战方面的努力外，中共中央在军事上也在积极准备着。瓦窑堡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签署命令，要求主力红军即刻出发，开赴山西，打通抗日前进的道路。然而，就在红军东征仅仅两个月后，蒋介石却谋划调兵遣将阻止东征并企图摧毁陕甘革命根据地。无奈之下，中央红军被迫回师陕北。1936年5月5日，毛泽东、朱德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再次呼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通电开篇，毛泽东重申了红军东征的军事目的：“积极准备东出河北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对蒋介石“竟以十师以上兵力开入山西，协同阎锡山氏拦阻红军抗日去路，并命令张学良杨虎城两氏及陕北军队向陕甘苏区挺进，扰乱我抗日后方”的卑劣行径进行了无情地揭露。与国民党军事上咄咄进逼之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红军并未以武力“集中全力消灭蒋氏拦阻抗日去路的部队，以达到对日直接作战之目的”，而是从大局出发，“一再考虑，认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因此，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以便利于迅速执行抗日战争，为了坚决履行我们屡次向国人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促进蒋介石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中共方面仍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以此行动，向南京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一致抗日的目的。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毛泽东摘用《诗经》中“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警世之言坦诚地向与自己打了十年内战的国民党表达了愿意摈弃前嫌、共同卫国的真挚诚意。通电的最后，毛泽东再次劝言国民政府诸位倘若仍执迷不悟甘为汉奸卖国贼，则将尽失天下人心，而他们的统治也必将瓦解。在“千夫所指，不病而死”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两个方向上，究竟是选择哪条，毛泽东愿国民政府诸公深思熟虑之。
然而，中共方面的坦诚并未换得蒋介石的回心转意。通电发出后不久，蒋介石毫不理会毛泽东“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劝言，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继续加紧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进攻，终于酿成了“西安事变”的发生，留下了一场深夜遁逃、狼狈不堪的闹剧。一意孤行的蒋介石在“千夫所指，不病而死”的孤立处境下，最终也不得不在表面上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