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姨在家里住了一夜，那一夜她通宵没睡，为我们缝补衣服，第二天她回到单位，人们管那叫自投罗网，人们对自投罗网是表示欢迎的，人们欢迎的方式是处以重罚，他们在大姨的脖颈上又加了十册书，那是金陵局版的《史记》，现在大姨的脖子上吊着三十册精美的线装书了，这使大姨的样子摇摇欲坠，不堪重负。大姨被再度押到台上去，站立在高高的凳子上。大姨老想让自己在高凳上保持住平衡，站得稳一点，她还得照顾不能让头上的高帽子滑落掉，如果帽子滑落了，她会受到加倍的惩罚。这样做很难，它得时时刻刻小心翼翼，而且需要过人的恒心和耐力，对于已经精疲力竭的大姨来说，要想一直这么坚持下去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事情的结束比她想的要早一点。大姨身边站着的是图书馆馆长，因为犯低血糖，在批斗会的中途昏了过去，一头栽下凳子。大姨下意识地伸出手去扶他。大姨身后站着的一个革命者，认为大姨这样做太可恶，从后面给了大姨一脚。大姨自己已经是站不稳的人了，挨了那一脚，仿佛是得了决心，一点也没有犹豫地一头栽下高台。
我们没有一个孩子在现场，我们没有听见如洗的风中，大姨折断时的那声脆响。
大姨是这种样子被人抬回来，姨父当然无话可说，他又能说什么呢？就算是按照他的意思，大姨已经是这种被折断的样子了，她已经不能给革命下跪了，也就是说，她不能给革命做什么贡献了，起码的，她也不能给革命增添负担吧？姨父的脸色很不好看，阴沉得吓人，好像折断的不是大姨，而是他自己，好像整个世界都在背叛他似的。但是姨父他不可能进一步地去做什么了，即使是我们这些做儿女的也不能相信，姨父他会用桦木或者樱桃木做成一副结实的木字架，把大姨细细地缠紧在上面，抬回到那个高高的台子上去，那样做，是不是才能算作姨父不逃避的证明呢？
大姨在家养伤的日子，是武斗开始发生和发展的日子。我一直弄不清楚，那段日子算不算和平年代？若不算，我们是不是又回到了战争年代？若算，我们怎么可能又听到了枪炮声？我们不但听到了枪炮声，我们还看到了进攻和守卫、撕搏和杀戮、流血和死亡。我被这种事情弄得糊里糊涂的，弄得自己都有点疯狂和躁动了。但是这没有关系，无论我清不清楚，枪炮声仍然在那里响着，撕搏和杀戮仍然在那里进行着，流血和死亡仍然在那里继续着，有好几次，我们家的窗户都被兀自飞来的流弹击中，碎裂的玻璃溅落了一地，然后我们听见附近的什么地方，有人被子弹击中时发出的叹息声。我们十分害怕，一个劲地捂耳朵，尖声惊吓着，往床下躲。我说的我们，是我们这些孩子，大姨和姨父他们是不害怕的，他们从来不尖叫，也不往床下躲。姨父从早到晚坐在他的书房里，满脸严肃地写他的思想认识，然后一遍遍地修改、誊写，他对窗外的枪声充耳不闻，好像那是不值得留意的，他只是沉浸在对自己忠贞经历的一遍遍回忆中，并且为之热泪盈眶。大姨则拄着双拐，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扫地、抹屋、做饭、洗衣，当玻璃破碎或叹息声响起的时候，她会停下她正在做的那些事，拄着双拐迅速到每一个房间里巡视一遍。她看姨父房间里的姨父，再看床底下的我们，看姨父和我们有没有受到伤害。她的脸色苍白，如果说是悬铃兰，那就是淌尽了绿汁的悬铃兰，是没有什么可以再支撑的了。我们当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我们只是恐惧，像雷雨大作时躲进树洞里的小兔子。大姨对此并不加以呵护，她只是推开门来看一看我们，看我们是不是还在树洞里，如果我们在，我们完好着，她就走开了。大姨从小在精彩纷呈的马背上长大，她从来不曾有过恐惧，她也许一直在内心深处为我们这些儿女太多的恐惧而伤感着。
不久以后，大表哥从外面带回来一份派性小报，小报是大姨单位的那个革命组织的对立派办的，很有文采。那份小报揭露了大姨单位那个革命组织大量的暴行，其中一大段，说的是被革命者如大姨之类的事。那些被革命者，他们中间有的经受不住残酷的批斗，自杀了；有的经受住了，没自杀，但却在接下来的武斗中被杀了。他们大多是在最初的武斗中被钢钎捅死的。他们曾经和我的大姨一起，被义愤填膺的革命者押着，头上戴着高高的尖帽子，脖子上吊着重重的书本，站在台子上，弓着腰，低着头，接受批斗。他们和我的大姨算得上是一条高板凳上的难友，一个圈里的羔羊。他们后来都死了，被宰杀了，我的大姨则是唯一的幸存者。
大表哥把那份小报拿给姨父和大姨看。姨父随便地瞟了一眼，说了声扯淡，就把报纸丢开了。他在死人堆里爬了十几年，自己也死过几次，这样的故事吓唬不了他，再说，他还有很多的思想认识要写，那是很重要的事，他写得很累很苦，但他也不想逃避。
大姨倒仔细地读过了那份报纸。大姨把那份报纸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大姨读过报纸后，久久地坐在床头没有说话。大表哥在外面疯了一天，他回到家来的时候把夕阳带了回来。那些夕阳，居然会是红色，它们使大姨那张苍白的脸上有了一丝血一样的红色，但是大姨她除了不声不响地坐在那里，除了苍白的脸上抹了一层血一样的红色之外，也没有别的什么，她和我平时的大姨没有什么两样，我甚至认为，那才是我真实到极致的大姨。我那时躲藏在贮藏室里摆弄我从战场上捡回来的子弹壳，等我玩腻了的时候，听见大姨拄着双拐慢慢地从她的房间里出来，笃笃地走过贮藏室，去厨房做饭去了。
我的心里始终有一个疑问，我的疑问是，大姨那天晚上为什么会回到单位去？大姨她戴着高帽子，脖子上吊着沉甸甸的书，站在台上接受批斗，挨打，但也不愿给什么人下跪，她逃了回来。那天夜里她给我们缝了一夜的衣服，第二天早上她把我们叫起来，她让我们换上干净的衣服，剃头剪指甲，像小马驹一样地到野外去奔跑，她对我们说，今晚咱们吃饺子，可是当我们采来水灵灵的野菜回到家中的时候，她却不在了，她走了，回单位去了，去戴着高高的帽子，吊着沉沉的书，给人下跪去了。她为什么会这么做呢？她这么做有什么理由呢？大姨她从来不曾欺骗过我们，哪怕是一朵雪花，一抹月光，只要是她许诺我们的总会兑现。我们那天是那么地听话，我们把自己弄得干干净净，我们还采回来那么多水灵灵的野菜，大姨她却走了。
我的疑问很强烈，我知道当我们像小马驹一样地在野地里奔跑撒欢的时候，一定有什么事情发生了，这件事很重要，它重要到足以使大姨违背她的承诺，肯定是这样的。
我是在若干年后才知道这件事情的内幕。这个内幕是我们家的顾阿姨告诉我的。顾阿姨说，那一天，当我们收拾得干干净净，像一群小马驹似的在野外奔跑撒欢的时候，姨父和大姨吵了一架。姨父坚持要大姨回单位，大姨说什么也不愿回去。姨父很恼火，但他也不能把大姨怎么样。后来姨父很激动地说了一句话，姨父说：“他们正算计着整我，他们唯恐整不倒我，我不会让他们得逞的，我就是死也要和他们斗到底。你这么一来，不是正好让他们抓住把柄，让他们置我于死地吗？”顾阿姨说：“你姨父说这番话时动了感情，他的样子真是可怜，他的眼睛都红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大老爷们这样过。”
下面发生的事情不用顾阿姨说我也知道了。不管大姨当时在做什么，她肯定是抬起头来看了姨父一眼。她在看过姨父那一眼之后什么话也没有再说，去厨房洗手，梳了头，换了一件干净衣服，然后就出了门。她就那么走了。
二十
大姨老了。老了的大姨积累了许多疾病，而且个个都是顽症。从此她走起路来脚步不再灵活，一天到晚咳着喘着，三伏天也觉得凉风直往骨头缝里钻，夜夜用厚棉被焐着，直焐出一身的毒瘤子。大姨常病。而我们这些孩子长大之后一个个都飞走了，不在她的身边；即便在，她也从不把自己的疾病告诉我们，自己拖着僵硬的腿不声不响地去医院。大姨从来不看重自己，在我们这个热热闹闹的大家庭里，大姨只不过是一个使唤起来十分方便的老保姆。
大姨在她豆蔻年华的少女时代嫁给了姨父，直到她年届七十时仍然死守着他。大姨把七个孩子从小拉扯到大，一个个送上了工作岗位，然后为他们娶妻招婿，然后又把孙子外孙抱进怀里，开始了她新一轮的母亲生涯。我们都很忙，我们这些孩子，不知道大姨她多半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只知道南湖边那个小院子里，九十高龄的老姨父需要大姨来支撑，几个孙子外孙需要大姨来支撑，一片森林和一条河流需要大姨来支撑，一大群蜜蜂蝴蝶和猫狗小鸟需要大姨来支撑。大姨，她实在是一根血肉做成的柱子，几十年来一声不吭地在那里支撑着，即便老了，即便是干枯了，风化了，大姨她仍然是一根柱子。
多年后我结婚了。我的妻子是一个小城市文化局的舞蹈老师，我们商量好，结婚的时候不要任何亲友参加，就我们俩人，就在那座安静的小城里，就沏上两杯清茶，我们自己来为我们生命的重要时刻祝福。
新婚之夜，电话铃响了，妻子赤着脚旋着圈儿去接，她抱着电话惊喜地叫道：“大姨？！”她踮起脚尖来，做了个漂亮的舞蹈姿势，冲着话筒喊：“大姨，我要跟您学蒙古舞！”
我的眼睛湿了。我知道这是对的。我知道它们会是这样的。我知道有些牵挂是无法割舍和躲避的。我还知道总有一天，我也会拥有这样的牵挂，并且始终不渝地为它们而活着。我走过去，从妻子手中接过电话。
大姨说：“小七。”
我说：“大姨。”
大姨说：“我很高兴。”
我说：“我也是。”
大姨说：“小七你真的长成大人了。”
我说：“是的，我真的长成大人了。”
大姨说：“我今天在院子里种上了一棵树。”
我说：“是樱桃树吗？”
大姨说：“是的，是一棵樱桃树。”
我说：“我会回去给它浇水的。”
大姨说：“还记得小时候我对你说的那些话吗？”
我说：“记得，我全记得。”
大姨说：“告诉我。”
我说：“做一个好男人。”
大姨说：“还有。”
我说：“善待女人。”
电话那头的大姨不说话，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在微笑，如果是，大姨会是多么的美丽迷人。
我的泪水终于流淌下来，落在话筒上。
我说：“我是你的儿子吗？”
大姨说：“你是我的儿子。”
我说：“你是说，我是你生的儿子吗？像表哥那样？”
大姨说：“我爱你。”
我久久地握着话筒，然后我放下了它。
二十一
我从计程车上跳下来，冲进院子。
那是我的森林，我久违了的森林。它们是那么茂密，在柔顺的风和温煦的阳光之中挺拔着，向上长去，它们已经长成气候了，能呼风唤雨了，能发出阵阵的涛声了。还有我的河流，它永远是清澈的，终年流水潺潺。在它的下游处，湖泊依旧，胭脂和萍蓬草生长得如此之好，是再不会有人去打扰的。萍蓬草的莲叶下仍然是蝌蚪们喜欢聚集的地方，但远远近近的已经有悦耳的蛙声了，那么，莲叶下嬉戏着的那些蝌蚪已经换过了么？
我推开客厅的门，冲了进去。客厅里，老姨父一个人静静地坐在轮椅车上，腰杆笔直，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墙上。墙上有大姨画的一幅水墨葡萄图，肥大的叶片后面，许多紫晶晶的葡萄就像大姨的许多眼睛，在与老姨父无声地对视。
看见我，老姨父哆嗦着嘴，半天说了一句：“去……去医院。”
我冲出客厅，冲出院子。我像一匹马似的往医院奔跑。我带起一路的风和落叶。我跑着。我的脑海里只有一幅图画，辽阔无垠的柴达尔草原，白茅草茂密，日全花盛开，雪白的毡包如棋落盘，牛马成群，孤烟笔直，我的美丽的少女的大姨白衣白袍，唱着歌儿，骑着心爱的枣骝马策缰驰来，马后跟着一大群云朵儿似的羊群……
我在冲进医院大门的时候带倒了一大排停靠在门口的自行车，然后我在走廊里撞着了一位被人簇拥着的医生。我是一个粗鲁的人，我没有心思向任何人赔礼道歉；我还是一个固执的人，我在心里固执地喊：“大姨，我要你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