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则有从甘肃新疆发见之简书数百片，其年代则自西汉迄六朝，约七百年间物也。虽皆零缣断简，然一经科学的考证，其裨于史料者乃无量。例如简缣纸三物代兴之次第，隶草楷字体迁移之趋势，乃至汉晋间烽堠地段，屯戍状况，皆可见焉。吾侪因此，转对于晋齐宋之三度虚此发见，不能无遗憾也。[清光绪三十四年（距今十三年前）英人斯坦因（A.Stein）在敦煌附近，罗布淖尔附近，于阗附近，各得古简牍多种，最古者有汉宣帝元康，神爵，五凤诸年号。大约两汉物居半，馀半则晋以后物也。法人沙畹（Chavannes）著有考释，吾国则罗振玉、王国维合著《流沙坠简》考释，辨证极详核。]
最近古籍之再现，其大宗者则为甘肃之敦煌石室。中以唐人写佛经为最多，最古者乃上逮符秦。（四世纪中叶）其上乘之品，今什九在巴黎矣；而我教育部图书馆拾其余沥，犹得七千余轴；私人所分弆亦千数，此实世界典籍空前之大发见也。其间古经史写本足供校勘者，与夫佛经在今大藏外者皆甚多，不可枚举。其他久佚之著作，亦往往而有。以吾所知，如慧超《往五天竺传》，唐末已亡，忽于此间得其残卷，与法显玄奘之名著鼎足而三，宁非快事？惜其他诸书性质，以传钞旧籍为主，裨助新知稍希；然吾确信苟有人能为统括的整理研究，其陆续供给史界之新资料必不乏也。[清光绪末，法人白希和游甘肃之敦煌，见土人有爇故纸而调其灰于水，谓为神符，能疗病者；视之，则唐人所写佛经也。迹之，知得自一石室。即之，则室中乃琳琅无尽藏。考之，知为西夏藏书之府也。白氏择其精者辇以归，其中有摩尼教经典，全世界所无也。古画亦有数轴。白氏尝为余言，吾载十大车而止，过此亦不欲再伤廉矣。其辇去者，今一大部分在巴黎国立图书馆也。白氏归北京，事颇闻于士大夫。良久，学部乃遣人往收其余沥。所得犹将万轴。辇至京，而达官名士，巧取豪夺，其尤精善者多入私家，今存教育部图书馆者约七千轴，又各人选择之余也。然当时学部所收尚未尽，非久有日本人续往访，所得亦千计。其属于儒书一部分，罗振玉影印者已不少。然此中什九皆佛经，现已发现多种为今佛藏中所无者。且经典外之杂件，亦非无之；以吾所见，已有地券信札等数纸，其年代最古者为符秦时。（忘其年）以千余年前之古图书馆，一旦发现，不可谓非世界文化一大庆也。惜原物今已散在各国，并一总目录而不能编集也。]
（已）金石及其他镂文
金石为最可宝之史料，无俟喋陈。例如有含摩拉比（Hammurabi）之古柱，而巴比伦之法典略明；有阿育王之丰碑，而印度佛教传播之迹大显。西方古代史迹，半取资于此途矣。惜我国现存金石，其关于典章文物之大者颇少。以吾侪所闻诸史乘者，如春秋时郑有刑书，晋有刑鼎，其目的盖欲将法律条文镂金以传不朽；然三代彝器出土不乏，而此类之鸿宝阙如，实我学界一大不幸也。
金石之学，逮晚清而极盛。其发达先石刻，次金文，最后则为异军突起之骨甲文。今顺次以论其对于史料上之价值。
自来谈石刻者，每盛称其大有造于考史。虽然，吾不敢遽为此夸大之词也。中国石刻，除规模宏大之石经外，造像经幢居十之五，铭墓文居十之四。造像经幢中文字，无关考史，不待问也。铭墓文之价值，其有以愈于彼者又几何？金石家每刺取某碑志中述某人爵里年代及其他小事迹与史中本传相出入者，诧为环宝，殊不知此等薄物细故，在史传中已嫌其赘；今更补苴罅漏，为“点鬼簿”作“校勘记”，吾侪光阴，恐不应如是其贱。是故从石刻中求史料，吾认为所得甚微。其中确有价值者：例如唐建中二年（781）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为基督教初入中国唯一之掌故；且下段附有叙里亚文，尤为全世界所罕见。[《景教碑》今在长安碑林。其原文，自《金石萃编》以下，诸家书多全录。前人或疑为波斯教、回回教等，今则景教确为基督教，已成学界定论。今人钱恂《归潜记》有跋一篇，考证最精确。]如元至正八年刻于居庸关之佛经，书以蒙古，畏兀，女真，梵，汉五体；祥符大相国寺中，有元至元三年圣旨碑，书以蒙古，畏兀，汉字三体；元至正八年之《莫高窟造像记》，其首行有书六体：异族文字，得借此以永其传。[21]如唐长庆间（821～824）之《唐蕃会盟碑》，将盟约原文，刻两国文字，可以见当时条约格式及其他史实。[《唐蕃会盟碑》，吾未见拓本；今人罗振玉《西陲石刻录》有其全文。碑阳刻汉文，碑阴刻唐古忒文，两文合壁皆盟约正文也。两侧则刻两国莅盟人之官衔姓名。此刻石文中之最特别者。]如开封挑筋教人所立寺，有明正德六年（1511）佚碑，可证犹太人及犹太教入中国之久。[开封之挑筋教寺，据钱恂《归潜记》引清同治五年英人某报告，称寺中有两碑，言寺创设于宋隆兴二年（1164）改筑于明成化四年（1468）。今碑已佚矣。清《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卷二十九记此事，犹云“地有犹太碑、碑文附后”；然今洪书无碑，殆刊时失之。此孤征之史料，恐从此湮灭矣。]诸如此类，良可珍贵。大抵碑版之在四裔者，其有助于考史最宏：如东部之《丸都纪功刻石》（魏正始间），《新罗真兴王定界碑》（陈光大二年），《平百济碑》（唐显庆三年），《刘仁愿纪功碑》（唐麟德龙翔间）等；西部之《裘岑纪功刻石》（汉永和二年），《沙南侯获刻石》（汉永和五年），《刘平国作关城颂》（无年月），《姜行本纪功颂》（唐贞观十四年），《索勋纪德碑》（唐景德元年）等；北部之《苾伽可汗碑》（唐开元二十三年），《阙特勤碑》（唐开元二十年），《九姓回鹘可汗碑》（无年月，亦唐刻）等；南部之《爨宝子碑》（晋大亨四年），《爨龙颜碑》（刘宋大明二年），《平蛮颂》（唐大历十二年），《大理石城碑》，（宋开宝五年）等；皆迹存片石，价重连城。[24]何则？边裔之事，关于我族与他族之交涉者甚钜；然旧史语焉不详，非借助石刻，而此种史料遂湮也。
[21]居庸关有一地如城门洞者（行人必经之路），圆顶及两壁，满雕佛像，椠工精绝。间以佛经，用五体字；学者考定汉字以外，则一蒙古，二畏兀，三女真，四梵也。畏兀亦名畏吾，即唐之回鹘。此刻盖元时物，今完好无损。莫高窟有六体字，摹录如下。其何体属何族，则吾未能辨也。
[24]各碑录文，多见清王昶《金石萃编》，陆耀囗《金石续编》。惟《丸都纪功》乃新出土者；《苾伽可汗》，《九姓回鹘》乃俄人以影本送致总理衙门者；诸家皆未著录。"
至如内地一般铭窆之文，苟冢中人而无足重轻者，吾何必知其事迹？其人如为历史上重要人物，则史既已有传，而碑志辞多溢美，或反不足信，是故其裨于史料者乃甚希也。研究普通碑版，与其从长篇墓铭中考证事迹，毋宁注意于常人所认为无足重轻之文，与夫文中无足重轻之字句。例如观西汉之《赵王上寿鲁王泮池》两刻石之年号，而知当时诸侯王在所封国内各自纪年。[此两石实汉石最古者，录文见《金石萃编》。]观汉碑阴所纪捐钱数，而略推当时之工价物价。[汉碑纪此者，有《礼器》《仓颉庙》《成阳灵台》《鲁峻》《尧庙》《曹全》《张迁》等碑。]此所谓无足重轻之字句也。例如观各种买地莂，可察社会之迷信、滑稽的心理。[宋周密《癸辛杂识》言在洛阳见一石刻，其文云：“大男杨绍从土公买冢地一丘，……值钱四百万，即日交毕，日月为证，四时为任，太康五年九月二十九日对共破莂”；此类券莉之刻，唐以后颇多，今存拓本尚逾十数。见《语石》卷五。] 观元代诸圣旨碑，可见当时奇异之文体及公文格式。[元圣旨碑，现存者如泰安狱庙，襄阳五龙庙，尚十余通。《语石》卷三，曾全录其一，文词之鄙俚怪诞，殊可发噱。《岳庙碑》有云：“和尚，也里可温，先生，达识蛮每，不拘拣甚么差发，休当者。”文见清顾炎武《山东考古录》。其所云“也里可温”即天主教徒；“先生”即道土；“达识蛮”即回教徒；“每”者，们也。意言释道耶回教徒人等皆蠲免赋役也。此亦可考当时信教自由之制。]此所谓无足重轻之文也。
吾从石刻中搜史料，乃与昔之金石学家异其方向。吾最喜为大量的比较观察，求得其总括的概象，而推寻其所以然。试举其例：吾尝从事于石画的研究：见汉石有书无数，魏晋以后则渐少，以至于绝，此何故者？石画惟山东最多，次则四川，他省殆无有，此又何故者？吾尝从事于佛教石刻的研究：见造像惟六朝时最多，前乎此者无有，后乎此者则渐少，此何故者？同是六朝也，惟北朝之魏齐独多，南朝及北周则极少，此又何故者？河南之龙门造像千余龛，魏齐物什而七八，隋刻仅三耳；而山东之千佛、云门、玉函诸山，殆皆隋刻，直隶之宣雾山、南响堂山，又殆皆唐刻，此又何故者？自隋而经幢代造像以兴，迄唐而极盛，此又何故者？宋以后而此类关于佛教之小石刻，殆皆灭绝，此又何故者？历代佛教徒所刻佛经，或磨崖，或藏洞，或建幢，所至皆是，而儒经道经则甚希，此又何故者？吾尝从事于墓文的研究：见北魏以后，墓志如鲫，两汉则有碑而无志，此何故者？南朝之东晋宋齐梁陈，墓文极希，不逮并时北朝百分之二三，此又何故者？此不过随举数例，若采用吾法，则其可以综析研究之事项更甚多，固无待言。
吾之此法，先求得其概象，然后寻其原因，前文所谓“何故何故”，吾有略能解答者，有全未能解答者。然无论何项，其原因皆甚复杂，而与社会他部分之事实有种种联带关系，则可断言也。此种搜集史料方法，或疑其琐碎无用，实乃不然。即如佛教石刻一项，吾统观而概想之，则当时四五百年间社会迷信之状况，能活现吾前；其迷信之地方的分野与时代的蜕变，亦大略可睹；舍此以外，欲从旧史中得如此明确之印象，盖甚难也。吾前所言抽象的史料，即属此种。凡百皆然，而石刻之研究，亦其一例耳。
金文之研究以商周彝器为主。吾前已曾言其美术方面之价值矣，今更从文字款识上有所论列。金文证史之功，过于石刻；盖以年代愈远，史料愈湮，片鳞残甲，罔不可宝也。例如周宣王伐囗狁之役，实我民族上古时代对外一大事，其迹仅见《诗经》，而简略不可理；及小盂鼎、虢季子白盘、不囗敦、梁伯戈诸器出世，经学者悉心考释，然后兹役之年月，战线，战略，兵数，皆历历可推。[30]又如西周时民间债权交易准折之状况，及民事案件之裁判，古书中一无可考；自《曶鼎》出，推释之即略见其概。[清刘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释《曶鼎》文最好。]余如克鼎、大盂鼎、毛公鼎等，字数抵一篇《尚书》，典章制度之藉以传者盖多矣。又如秦《诅楚文》，于当时宗教信仰情状，两国交恶始末，皆有关系；虽原器已佚，而摹本犹为瓖宝也。[《诅楚文》摹本见《绛帖》；《古文苑》有释文。] 若衡以吾所谓抽象的史料者，则吾曾将金文中之古国名，试一搜集，竟得九十余国，其国在春秋时已亡者，盖什而八九矣。若将此法应用于各方面，其所得必当不乏也。至如文字变迁之迹，赖此大明，而众所共知，无劳喋述矣。
[30]今人王国维有《鬼方昆夷囗狁考》及《不囗敦盖铭考释》两篇，考证兹役，甚多新解。
距今十五六年前，在河南安阳县治西五里之小屯，得骨甲文无数，所称“殷墟书契”者是也。初出时，世莫识其文，且莫能名其为何物；十年来经多数学者苦心钻索，始定其为龟甲兽骨之属，其发见之地为殷故都，其所椠为殷时文字，字之可识者略已过千，文亦浸可读。于是为治古代史者莫大之助。盖吾侪所知殷代史迹，除《尚书》中七篇，及《史记》之《殷本纪》《三代世表》外，一无所有；得此乃忽若辟一新殖民地也。此项甲文中所含史料，当于叙述殷代史时引用之，今不先举。要之此次之发见，不独在文字源流学上开一新生面，而其效果可及于古代史之全体，吾不惮昌言也，金石证史之价值，此其最高矣。[殷墟书契最初影印本，有刘铁云之《铁云藏龟》。其治此学最精深者为罗振玉，著有《殷商贞卜文字考》《殷墟书契》《殷墟书契后编》《殷墟书契菁华》《殷墟书契考释》《书契待问编》等。又王襄著有《簠室殷契类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