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二、小葛妹妹来去匆匆
电影《决裂》的主题歌里，有一句振聋发聩的歌词，是“啊呀勒，啊呀勒耶——人望幸福（耶）树望春（勒），解放挖掉了咱穷命根（勒）”。
“解放挖掉咱穷命根”，是一个庄严的承诺。可是——做到了没有，是怎么做的，究竟还打不打算做？这些，在那个年代，是没有答案的。
“四人帮”故意用苦行主义来遮蔽这个承诺，他们的公式，大约就是“越穷越苦越革命”，连农民抠鸡屁眼的那点儿钱，都要被诬为“产生资产阶级的土壤”，其他的，可以想见。
人民，不是抽象的圣徒，是要过日子的，要油盐柴米，要多几尺棉布。自从1963年经济复苏后，我记得，我省的猪肉一直是敞开供应的，到了1967年两派大武斗，物资供应开始紧张，此后就是凭票供应，城市居民每人每月四两油、半斤肉地对付，一直延续到“四人帮”垮台后的一段时期。
“革命”，为什么越革越穷？
人为什么没有奔头？
在这样的悖谬之下，人们怎么会“精神饱满”？又何来动力“忘我苦干”？
1976年夏季的农民，还是那样默默地生存着。我跟随老王下乡蹲点，都是吃派饭、住老乡家。各处的农民，一如既往地贫寒，但家家都还收拾得挺干净。吃派饭的时候，房东大婶总要苦心炒两个鸡蛋，以示尊重。
我有时也被派去和其他公社干部蹲点，“抓路线”，“抓方向”。夏末，老王派我去公社南部一个大队，配合那里的工作组开展工作。我到了地方一看，原来工作组的领队，就是那个“摸手”干部。
他大概不知内情，对我毫无敌意，反而有几分恭敬。在大队部开会时，他讲完了话，还特别请我也讲一讲。他对大队书记和大队长等人介绍说：这是咱公社下来的，请他给你们讲讲。”
我讲了些什么，完全记不得了，只记得大队干部们全都在洗耳恭听，若有所悟。
我的感觉，很奇特。在我们大队，大队书记是压在我头上的大山，而在这个大队，大队书记对我毕恭毕敬，有如下属。这个反差，是怎样产生的？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有一个东西，叫做“体制”。
在南部大队蹲点的时候，我忽然接到公社妇联主任的电话，妇联主任有家室之累，一向担任留守，她对我说：你的一个什么同学，女的，姓葛，跟一帮人来咱们公社参观，打听你。我告诉她了，你在南部大队。你等等啊。”
片刻功夫，小葛在电话里说：是我啊，我们地区组织知青参观团，来你们县参观学习，你们不是全省知青工作的典型吗？我们一会儿就去南边公社，你在路边等着吧。”
是小葛妹妹来了！
我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就上了公路，在路边张望。等了一个多小时，路过的大卡车倒是有几辆，但没见有车停下，也没见车上有人跟我打招呼。
我失望而归。
当晚我赶回公社，在招待所里等。小葛妹妹从南边回来后，我们终于见了面。
我问她：上午在公路边，怎么没等到你？”
小葛妹妹说：嗐，你那个样儿，头发老长，被风刮得那个乱，跟狂人似的，我还敢叫车停下吗？”
小葛妹妹对我近期的思想变化很满意，觉得我有了进步。
我叹口气说：我还是怀念邓小平在台上的时候……”
小葛脸色一变，急忙打断我：嘘，你说什么呢？你这人，还是那么乱讲话，这是什么时候了！”
我把话咽了下去，心想：这不就我们两个人吗？小葛这人，还是俗。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小葛妹妹是对的，太对了。
第二天，小葛妹妹一行人走了。在公社办公室，妇联主任一见我就问：“那是你什么同学呀？一接你电话，那眼泪，刷刷的！我看得真亮的（清清楚楚的）。哎呀，看你们这同学感情！”
我“嘿嘿”两声，应付了过去。
就这样，我这公社“秘书”，做得渐入佳境。
我吃饭的那个镇公社食堂，有一位卖票姑娘，容貌端庄，时间一久就熟了，见面都要打个招呼。后来，忽然觉得她有点儿过分热情，想了想，才明白是什么道理——我们公社有县里派驻的几个青年干部，他是把我当成县干部了。
且不说我不能接受她的任何暗示，就我这知青身份，一旦戳穿，那该有多尴尬？
我只有装看不见。
每天早上，我还是要漫步阡陌间，看原野一片葱茏，飘着一层夏日的雾气，心里很是敞亮。
大喇叭里的歌声，也正应和着我的开朗心境：“江山万里闪耀着金色的光芒……”
九十三、唐山大地震那个月
7月盛夏，公社班子全体拉到一个水库边，住在老乡家，关起门来办“爬坡学习班”。
所谓“爬坡”，就是指提高思想。那年头上面下来的精神，全是违背常识的，连干部也很难理解，因此需要“爬坡”。
这次爬坡，是爬“基本路线”的坡，也就是，要深刻领会“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书记和主任，每人配一个秘书写心得材料。领导先给秘书讲，自己的思想有哪些落伍之处，后来是怎么通过学文件提高的。其实全是空话，思想本是没影儿的东西，落伍了怎样，提高了又怎样？都是“糊弄鬼子”吧。
我们公社原有3个专职秘书，加上我一个临时的，是4个，专给排名前四把手写。其中一个比较老成的秘书，叮嘱我：你负责的副书记，我看讲得不怎么样，到时候过不了关，你就要沾包。你必须跟他说清楚，他讲的深度不够。”
这是经验之谈，我很感激，马上照办了，还给老王也打了招呼。
于是，这位副书记的稿子不过硬，在他还没念的时候，大家都心知肚明了。
“爬坡”开始后，那场面相当严肃，有军宣队、工宣队、县里派驻的干部等等，一圈人压阵，一位一位过筛子，讲评。
我负责的那个副书记磕磕巴巴把稿子念完，果然，众人通不过。那位副书记也没法儿责备我，因为我已经有言在先——你提供的素材原本就不行。
副书记只好认栽，红着脸说下次再提高，也就这么过了。
轮到一把手关书记做发言，说得还不错，条理清晰。
关书记没做过基层一把手，跟前任书记比起来，有点儿“面”。公社的中层干部背地里都叫他“关老太太”，意谓“处理事情不果断”。
在场的军宣队老房，是个营级干部，说话水平不太高，平时做正式发言时，老是词不达意。这在平时没什么，毕竟他是个老好人，可是这次却捅了娄子。
他咳嗽一下，对关书记的发言发表看法：我看老关的斗争性不够，公社班子软、懒、散，很严重，可以说，那个那个……登峰造极了。”
大伙鸦雀无声，气氛骤然紧张，老房毫无察觉，啰里啰嗦又说了不少。
他话音刚落，关书记在炕上坐直了身板儿，也咳嗽了一下，说：我要讲两句。我们公社的班子，我认为是团结的、是坚强的，革命生产各项工作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不是哪个人说不行就不行的！各位同志，要发扬成绩，不能听风就是雨！我的话完了，散会！”
关书记平时脾气和善，这次脸色都变了。老房一听这话，脸涨得通红，啥也说不出。
下午，后勤一位助理对我说：“这老房，嘴上没个把门儿的，瞎说！关书记一发话，他懊糟了吧，连晌午饭都没有吃。”
整个过程，我看得目瞪口呆，似乎领会到了某种规则。
权威是不可持久战的，哪怕他一脸慈祥。
公社秘书中，有一位胖子，戴个眼镜，眼睛老从镜片上面往外看，像电影《小兵张嘎》里的胖翻译官。他大我一岁，“文革”前应该是念到初二了，但我跟他接触多了，觉得他的水平就只像“识俩字儿”的。
我没事儿跟他聊聊天文地理，他啥也不懂。我一说，他就惊讶得眼珠溜圆。我那时候年轻，不懂得尊重人，就想捉弄他。我估摸着，哥伦布是谁，他一定不知道。
一天会间休息，我问他：你能把鸡蛋竖起来吗？”
胖翻译说：那哪能？”
我说：我能。”
他眼珠瞪得溜圆：你吹牛吧？”
我坚持说：我能。”
他狡黠地眨眨圆眼睛：不许用别的东西支撑，也不能用胶水儿粘。”
“那当然，直接竖。嘎个东（打个赌）怎么样？你输了，给我五块钱，我输了我给你。拿个鸡蛋来吧。”
一旁看热闹的房东，赶紧从鸡窝里掏了个生鸡蛋出来。
胖翻译说：等等，我看看。”
他从眼镜片上面，仔仔细细端详了一会儿，递给我：你弄吧。”
几个主要领导不在，满屋子的干部都在看着我俩。我拿起鸡蛋，“咔嚓”一声就墩在了炕沿上。
鸡蛋直直地竖在那儿，蛋清从下面流了出来。
满屋子人，笑得前仰后合。
胖翻译急红了脸：你这不耍赖吗？都破了。”
“你也没说蛋壳不能破呀。”
事后，老王对我说：你对胖子，要尊重一点儿啊，毕竟是老同志了。
你这小子！”
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我们毫无感觉。第二天，消息传开，晚上关书记下令，今后半个月，全部睡到院子里去，不准在屋里睡。
老乡帮我们在小院的臭李子树下，铺上秫秸，打了一宿地铺。7月底了，晚上还真是有点儿凉意，早上起来摸被子，好像潮潮的。我心想：像这么在外面睡半个月，那可糟了。
第三天，禁令自动解除，谁也不肯再在外面睡了。
这次“爬坡学习班”，思想虽然紧张，身体可是享福了。水库给我们派了做饭师傅，最后一天，是“全鱼宴”，都是从水库里打来的活鱼。伙房连高粱米饭都没准备，整整一桌的鱼，可劲儿造！
不吃饭，光吃鱼就吃饱了，我人生中就这么一次。
学习班结束时，后勤给每个人分了一条大鱼，有七八斤重。我请假回家，拎着大鱼进家门的时候，姥姥差点儿没吓着：这是什么呀？这是鱼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