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二、远嫁的团支书
我们大队，有一位很不错的女团支部书记，姓丁，那一年才18岁。我对她有深刻印象。
那个时代的青年，一般是两个极端，一种是因为前途迷茫，精神世界比较灰暗；另一种是信奉“适者生存”，扭曲了人性，比较急功近利。而这位容貌秀美、性格开朗的丁支书，却既能保持女孩子的本真，又能适应时代。
她是回乡青年，家就在我们附近的第3生产队，初中毕业回乡参加了劳动。农村里的团支部书记，名义上不能脱产，可是当时政治任务极多，绝大部分时间里，小丁都在各个生产队“蹲点”，帮助生产队长完成各种阶段性任务。因此，小丁实际上不用干多少农活。
当然，她人不笨，即使是干农活儿也不差。
小丁到我所在的生产队蹲过点，跟我认识，有时愿意和我谈谈样板戏什么的。她很敬重我“有知识”，但也对我在政治上不能“与时俱进”有点儿蔑视，只不过嘴上不说就是了。
满口“革命”术语的乡村干部，在待人处世上却还能保留一份本真，这很不容易。小丁就能轻易做到。
她永远是乐观的，到哪儿都是笑盈盈的，跟谁都能说上话，说话办事，透出干练。
在百无聊赖的乡村，小丁书记也算一道风景吧，一身很得体的小夹袄，一双说话就笑得眯起来的丹凤眼。
她在群众中，口碑不错，没听见有人说她任何坏话。她的老爸我也认识，一个挺热心的老农。
小丁在我们队蹲点大约有一个冬天，完了就走了，只留下这么个印象。
一年之后，3队的回乡青年中有我的朋友，突然告诉我一个惊天的消息：小丁和3队的生产队长、一位有妇之夫搞上了，搞大了肚子，在家里生了孩子！
那个生产队长，30岁出头，以我当时的眼光看，就是一老奸巨猾的家伙，人品上没有一点儿可爱之处，是在乡村中稍有文化、很吃得开的油滑人物。
那位队长有老婆有孩子，他们是怎么搞上的呢？老农们猜测，只能是“野合”了——在高粱地里干了那事儿。
我在震惊之余，百思不得其解：农村虽然人才匮乏，但好小伙子还是不少，小丁年纪轻轻的走上了仕途（那年代叫“政治进步”），她怎么能看上30岁出头的大老爷们儿？
当然，这在现在根本就不是个问题了——20多岁的，都能看上80多岁的了。
3队的朋友所说的情况，很可怕：小丁怀孕后，一直瞒着外人和家人，又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一直到在家中炕上突然临产，血流了一炕，孩子也死了。
两个多月后，听说小丁身体恢复了，大门不出，大队团支书的职务也给撸了。又过了几个月，听3队的朋友说，小丁嫁到本县很远的一个公社去了。
小丁后来还能不能回来走娘家？
我想，能。但我后来再也没见到过她。
三十三、战争遗孤
东北这块儿土地，辽阔安宁。可是自从清末以来，到1948年，这地方就没消停过。大名鼎鼎的张大帅，出身实际上就是“胡子”——土匪。后来“九一八”事变，东三省莫名其妙地沦于敌手，日伪当局欺压中国人，不让老百姓吃大米，吃了就是“经济犯”，要枪毙的。
好不容易打败了日本，青纱帐里“胡子”又起，据我们屯儿的老年农民说，往山里那边去一点，村村都有人当“胡子”。高粱长起来以后，他们就出来劫道，手持木棒，俗称“棒子手”，见到路人就一棒子“削倒（打倒）。
胡子，让战后的老百姓谈虎色变。
那时候，我们这边靠近铁道线，屯子里没有“胡子”，村民在村庄四周建起了土围墙，“胡子”来了，老农就拿猎枪、土枪抵抗。当然，也有的时候花钱消灾。
老农们说，“胡子”来打家劫舍的时候，个个骑高头大马，一人一杆枪，气势吓人。但“胡子”怕“中央军”，当时国民党军在省城有一支“铁石部队”，经常来扫荡“胡子”。“中央军”也是一人一匹马，疾驰而来，胡子完全不能抵抗，落荒而逃。
“胡子”怕“中央军”；中央军”呢，怕“八路”。
后来，在1948年夏，国共两军在省城进行了一场惨烈的围城战。那时，有一些饥饿的难民从城里跑出来。
我下乡那地方，离当年著名的“红旗街卡子口”有30公里远，侥幸跑出来的难民，有的就从我们这里路过。
历史，也刻在了我们屯儿的年轮上。我们生产队有一位马倌，人很善良，不幸是个豁子嘴（兔唇）。他有个宝贝儿子，是方圆几十里内学历最高的一位——高中毕业生。
这位高中生，就是当年那场战争的遗孤。
1948年夏，他还在襁褓中。他的亲妈，当时还是个小媳妇吧，好不容易从卡子口里跑出来，路过我们那儿，实在带不了这孩子了，就给了豁嘴儿家里。豁嘴儿两口子无后，就抱养了这孩子。
老两口心疼孩子，给孩子起名叫满囤，俗是俗，但可以看出爱之切来。
他们疼孩子，小时候不让孩子干活儿。孩子喜欢读书，豁嘴儿就全力供养，竟然一读就读到了高中毕业，可惜遇到“文革”，只能回乡来劳动了。
我们屯儿里的老农，一点也不尊重这位高中生，因为在老农眼中，这是一个读书读废了的典型。
他是啥活儿也干不好。
虽然人还算机灵，但高中生在农村，就是个异类。我是个半拉子初中生，但也觉得他是个异类，他是在镇中学毕业的，身上并没有“城市气息”，还不如那几位下放工人。
他就这样，几头不靠。
那时候的媒体，讲得好听，说农村知识青年可以参加“三大革命”，也就是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
而实际情况是，农村根本没有科学实验，只有后来安装的电灯泡算是科学装置。就算是有科学实验，满囤先生也没学到什么实用的知识，参加不了。
满囤家在屯里是孤姓，没有家族势力，阶级斗争”从政）也轮不着他，连记工员都当不上。
生产斗争，满囤又十分不灵。
但不管怎么样，他是在一个比较殷实的农家长大的，还念到了罕见的高中毕业。他那位不知跑到哪儿去了的老妈，若有知，也该放心了。
三十四、台湾姑娘
1970年的夏末，我沉闷的乡间生活有了一点儿松动。那时候，大队要搞一次大批判宣讲活动，到各生产队去宣讲。
对于当时的农民来说，这纯粹是扯淡。但夏锄过后，没有事儿干，扯扯淡也行，大队决定搞一家伙。现在我回想，那大概是为了政绩。
在农村搞大批判，不容易，因为识字的没多少。正好各队都有下乡或回乡知识青年，于是大批判的主力，就是这帮人了。
当时我们有10个生产队，一个队选派一个年轻人，集中到大队，写好大批判稿，每人大概读三五分钟，就算一场大批判会。如此演练好了后，就到各生产队去巡回。
我们生产队，当然派的是我去，老农早就知道我在这方面有“能水儿”。
那时候9队派来的是一位回乡知青，女的，是一位很稳重的圆脸姑娘。
她是镇上中学的初中毕业生，模样与气质，都不像是乡下人。有时候宣讲结束，我俩回生产队同路，能边走边聊走上一段。
那女孩很有城府，也很有上进心，所谈的内容都不很俗。我一度对她很感兴趣，可是后来发现，她的感情经历可能比较丰富，不是我这样的单纯小子能匹配的。
在单调的乡村生活中，巡回大批判也是一抹亮色，不亚于今日之选秀活动。我们这个宣讲团，一天跑三个队，所到之处，受到隆重欢迎。现在想想，当然很滑稽，几个十八九岁的孩子，每人上台去念一段抄来的稿子，老农就像听圣旨似的听一遍，然后散会。
这样一搞——能多打点儿粮食？能巩固一点儿什么？
都是扯淡。
一次，我和那位9队的女孩同路，聊天中，她忽然说：我妈是台湾人。”
这个背景，让我很惊讶。一个台湾女人，怎么会流落到东北的乡下来？
她没对我做解释。
有一天，我们在大队部集中，准备下生产队去宣讲。正巧遇到两位从北京来外调的警察。“外调”，这也是“文革”用语了，就是对某人的政治历史进行调查，要天南地北的找到相关的证人，出具证明材料。
这俩警察中，有一个较为年轻，说话也幽默。他见我们大队部竟然集中了10个年轻人，看样子都不像是农民，很感意外，便问：你们是知青？
都是本地人吗？”
我们分别报了祖籍，什么江苏、湖北的都有，他说：我说的嘛，打死我也不相信你们是本地人。”
这时候，大队长很得意，就开始吹：我们这地场，连台湾人都有，你信不信？”
大伙知道，他是在说9队的那姑娘。
那警察瞅瞅我们大队长，一撇嘴：“那是啊，林子大了什么鸟儿没有？”我们哄堂大笑。
巡回了三天，大批判结束，我们10个青年都成了朋友。在老农群体中，知青和回乡青年，彼此的认同感最强，因为大家都觉得：自己怎么也比一般老农要高一点儿。
过后不久，我听说，“台湾姑娘”把户口转走了。
那时候，城里的工厂，已经开始在下乡知青当中招工了，虽然只是县工厂招人，但能跳出农村挣工资，那就是好。“台湾姑娘”是不甘心一辈子陷在农村里的，不知通过什么途径转了户口，把自己的身份改成了下乡知青，以便将来谋个好前途。
我再没见过她，只记得她的颧骨略高，脸蛋红扑扑的，有细细的绒毛，像水蜜桃。她走路很快，性情内敛但骨子里很昂扬。
几十年后，我偶然想到她，觉得她妈妈不可能是台湾女人，很可能是日本女人。
“伪满洲国”的时候，日本曾移民30万到东三省，组建开拓团。抗战结束后，这些日本平民散落在东北没人管，直到1946年夏季起，才被分批遣返回去。
“台湾姑娘”的妈妈，可能就是在1945年的时候，流落到我们那里的，嫁给了农民，“黑”下来了没有走。对外不好说是日本女人，就说是台湾女人。
那么，9队的那姑娘，就应该是半个“日本姑娘”了。改革开放后，也不知她是不是能沾上这个身份的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