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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绪论:当代视野下的魏晋南北朝骈文研究(2)

陈文认为,陶氏种姓出于世奉天师道的溪族;陶渊明之所以绝不见其受佛教的影响,就是因为对其家传信仰能“独具胜解”,能一生保持其世传天师道的信仰。这种思想,最典型地体现在《形神影赠答》一诗中,即主张新自然说,要旨则在委运任化。这样,陈文以家传信仰的角度,洞见了为何陶渊明不见一丝佛教影响的较为真切的原因。显然,这篇文章,在某种意义上,正不妨看做是陈氏这一时段学术研究所走之路的缩影。陈氏执著于探索事情的渊源流转、迁变,而魏晋南朝的高门又是解读这一时段历史所不可或缺的背景;因此,从此角度契入,也是顺理成章的事。然而陈氏的高明在于,在寻常的史料中,独具慧眼,发现陶氏家传信仰以及对此“独具胜解”,而不受佛教影响的真实原因,从而为陶渊明信仰解读的断裂系上了有力的一环。这是从家族的角度,曹文则从地域的角度,阐释了陶渊明的隐逸高出并非是一个孤峰特立的现象,而是一个时段、一个地域熏陶下必然出现的事。在东晋中叶至晋宋之际的荆州和江州一带,曾经居住着不少隐逸之士,如湛方生、刘驎之、翟汤、周子南、孟嘉等,这些文化修养颇高的人,之所以选择隐逸,与当时的社会状况以及人们的地域偏见——即江州士人在仕途上的坎坷遭际有很大关系。

这样,陈文以家族文化这把犀利的刀,深刻地剖析了之前一直未能很好解释的陶渊明信仰问题。曹文的洞见就在于,陶渊明之隐逸实不过是江州这个地域下一个普通的现象。两篇文章结合起来,正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千年来前人所未能了解、洞悉的陶渊明之隐逸高出,不过是一件极普通、自然的事——至此,问题有了令人信服的阐释。表面上看,从家族到地域,似乎只是视野、角度和方法的变更,实际上却有自己内在的发展理路,即背景的凸显已开始从四五十年代家族社会等宏阔的社会考察中,转变到90年代以来的微观探求。因此,在这一点上,这一时段的学术研究不妨着力探究这一时段,这一地域较长时间、较为稳定的自然、社会及文化背景——即背景的凸显。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历史才可能比较清晰地浮现出整体风貌,零散、杂乱的史实才有了整体、明晰的意义和价值。有时,借助一点来洞察、勾勒特定的社会生活氛围或制度,就或许更为迫切和敦实。已故的史学家唐长孺先生的《晋书赵至传中所见的曹魏士家制度》一文,就以《赵至传》、《世说新语?言语》中一些特异的现象,即“至年十五,阳病,数数狂走,五里三里为家追得。又炙身体十余处,年十六,遂亡命”而剖析背后的原因,借此一点凸显出曹魏时士家制度的一个重要侧面,即“士家制度的严格及其加于兵士的残酷压迫”。受其启发,拙作《陆机〈羽扇赋〉试释兼论南北隔阂》就从陆机《羽扇赋》中的特异之处,“大晋附吴,亦迁其羽扇,御于上国”,羽扇已沦为亡国的象征入手,来透视、凸显那一时期特有的南北对峙情绪。这样,它至少能为研讨这一时段的南北隔阂提供一个典型的例证。

在开阔的视野下,不妨从经济、政治、文化、学术、哲学、宗教、风俗等角度来透视、浮现这一时段的整体风貌和生活场景,并在此基础上洞幽察微;融汇不同的角度,无疑能更好地显示不同的特质和揭示真相。在现实的文学研究中,有些领域的研究,显然是不够的。比如,从政治的角度,尽管姚察在《南史》卷五十九《王僧孺传论》以及李谔《上书正文体》中都说得非常清楚,“近代取人,多由文史”,“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即这一时段的选举制度对当日文学实有巨大而且深刻的影响;这还可能更大程度上影响了一代文学的走向——显然这是一个重要的不可忽视的研究领域。但遗憾的是,这方面的研究几乎寥若晨星。为此,本人已粗略地进行了一些梳理、探讨。再如从经济的角度,如庄园经济与文学,都应该是可以涉及、深入的领域。虽然,这里面也有一个问题,或者说限制,即史料的散佚带来“文献不足征”的问题;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尽管其难度增大,总比一窝蜂地挤进陶渊明、谢灵运的研究领域,让陈词滥调充溢于论文要好一些。也就是说,背景的凸显并不只是精英、经典的背景,而应向下、向四周、边缘扩散——探求普通民众,即一般的思想、信仰和技术。在这种背景中,就会发现,所谓的精英、经典思想,都不过是在广泛民众中蕴育的东西,它蕴育于特定的社会生活、时代思潮;也只有这样,才能在字里行间发现被删削、遮蔽、文饰,或篡改、涂抹了的东西。宏阔的视野当然需要“识力”;学而有识,读而能通,即需要一种通识,一种深厚的学养——这自然需要时间和努力。

历来论这一时段的文学,多爱以或习惯以战火纷飞、南北阻隔的现实作为一个宏阔的欲彰显的背景来研讨、投射这三百年间文学,这不能说不对;但明显失之简略、粗率。姑且举两个例子。第一,尽管整个东晋南朝,为争权夺利,统治阶级内部杀戮、流血不断;但高门,特别是一流高门,如琅邪王氏、陈郡谢氏的地位就一直比较稳固,由此也让学者不得不承认他们是这一时段文学、文化传承之有力者。因为,每一个朝代禅让者都会无一例外地让世家子弟奉授玺书,借助于世家的声望或实力来收拾人心,稳定其统治——这当然是世家高门在当日比较稳定的势力和声誉所致。有时,即便是高高在上的皇权也不得不做出让步。纪僧真幸于齐武帝,曾向武帝“乞作士大夫”,武帝曰:“由江敩,谢瀹,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诣之。”僧真造诣江敩,刚刚登榻坐定,江敩便命左右“移吾床让客”,没办法,纪僧真只得丧气而退,告诉武帝:“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退一步说,即便在杀戮、流血中,高门自可以一己门第为转移(这种行径,当然为后人所鄙夷、不齿),为维持或增进门第势力而做出文化上的努力,出现在东晋末年的“乌衣之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这就在事实上保证了文化、学术的延伸和发展,不至于呈现大的断裂。第二,这一时期南北分裂、山河阻隔;但是地域间的分割不仅不是凝定不变的,更重要的还是南北不时地遣使往来,修书交好。在一定意义上,东晋末年桓温、刘裕北伐,就不妨说是以一种异常的形式,促进了不同区域间的文化的传播和融合。因此,这一时期南北遣使往来,交流的途路尽管不畅,时有中断,但它客观上所起的作用却委实不可忽略。这种特殊情形下的交流至少能让人看到,南北是如何在战火纷飞、颇多杀戮的情况下,一步步走向融合,最终融铸成后人每每赞誉的盛唐文化的。这样,探讨其间的一些交往细节,并论其影响,无疑是一个饶有兴趣的话题。1939年,陈寅恪先生写了一篇《读〈哀江南赋〉》;无独有偶,六十年后,曹道衡先生也写了一篇类似角度的文章《读贾岱宗〈大狗赋〉兼论伪〈古文尚书〉流行北朝的时间》。《读〈哀江南赋〉》中,陈氏认为,“解释词句,征引故实”,“于古典甚易,于‘今典’则难”,而想考知‘今典’,就必须断定,一、“此事发生必在作此文之前”,二、“又须推得作者有闻见之可能”。以此为发端,作者在详细考察陈、周通好的史料后,加按语“所应注意者,即此二十年间流寓关中之南士,屡有东归之事,而子山则屡失此机缘。不但其思归无望,哀怨因以益甚。其前后所以图归不成之经过,亦不觉形之言语,以著其愤慨。”否则,“若非深悉其内容委曲者,哀江南赋哀怨之词,尚不能通解矣”。为此,“为读哀江南赋者进一解”。博识慎思的曹先生则独具慧眼,敏锐地从《大狗赋》中的一句话“越彼西旅,大犬是获”,发现了一个经学问题,即这句话是出自伪《古文尚书》。而伪《古文尚书》初始是流行于江左的,“江左学者,咸祖焉”(孔颖达《尚书正义序》);但在宋明帝初年,今山东及淮北一带并入了北魏,许多南朝士人入北,显然会带去不少典籍,其中当包括《古文尚书》和伪孔传。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在北魏孝文帝以后,引用伪《古文尚书》的人很多。据此,曹先生推知了伪《古文尚书》流行的时间及《大狗赋》的作者。

这样,一个从史学,一个从经学,共同探讨了南北朝特定情形下的交流和影响。它非惟有助于史实的疏通和理解;更以其创见,对其间的文化交流涂上了精彩的一笔。记得一位教授就曾谆谆告诫,“由经学入史学,史学可信;由史学入文学,文学可信”。一句话,就是具有经学、史学的根柢——这才是研究文学的一个关键所在。虽然,经学在今日早已退出了往日的主流位置,甚至在一些人的功利视野中淡化、消褪;但是,古代的经学——由官方认可和赋予的价值、判断、思想无疑会因利禄、声名等缘故而渗入、普及到民众的生活,进而让其生活附着上了浓重的经学(儒学)色彩。显然,古代文学的研究者是无法避开、绕开这种真切的生活和氛围;也唯有如此,恐怕才能较好地解决、阐释一些问题。此处,曹先生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精当的范例,经学并不是一堆废纸,而是当日活生生的现实。章学诚“六经皆史”固有偏颇之处;却不正一语道破经学所涵蕴的真切历史——这又足以让我们透过表层,看到一段被沉湮的鲜活历史。

转到这一时期的骈文研究,也自有其特别的社会文化氛围。这似乎是一个规律:盛极必衰;或盛极之下,难以为继,兴盛中潜伏、蕴育着危机。伴随着南北朝骈文的兴盛——以骈丽为特点,讲求隶事、藻饰,甚至声律的骈文几乎浸淫了一切,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但其末流之弊也日益显露,至少从裴子野、苏绰、李谔,到陈子昂,其间的批评绵延不绝。只不过,这些异样的声音确实微弱了些——不仅不能倾动根基,也不能动摇其主流地位。因指责而加以修正是必要的,问题在于,当苏绰用不切于时宜的《大诰》来整齐骈俪文风时,似乎就无意间潜伏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即通过政治来解决文学问题;这显然有失偏颇。遗憾的是,唐宋古文家却正是不折不扣的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一条充郁着浓重政治内涵的路;尽管这在那个时代,是一种不得已等而下的选择。当他们一概以“八代之衰”来对待魏晋六朝文学时,这种观念无疑是建立在一个松软的沙滩上;把唐宋文学直接上承秦汉,进而为自己的运动找到一个似乎合理、自然的源头。意愿是良好的,但也显然有失公允,因为它活生生地剥离了一段历史。这当然不是理性的审慎态度。重要的是,一、六朝人本无所谓骈、散,四六的概念最早也只是出现在李商隐的《樊南四六》;二、六朝文是秦汉文的自然发展,更是唐代文学兴盛的前奏和必要的累积;至少,唐初史臣修《隋书》时说的“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就是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是达到“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的必经途径之一;这就充分表明了一种认可和审慎的态度。这样,唐宋古文家以一种不无偏颇的视野来矫正另一种偏颇(当然,这在当时特定的政治背景下也是必要的、不可或缺的一种手段)其结果恐怕只能是意气用事(这一点,在以后清代的骈散论证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或是历史真实的遮掩。但是,有一点也毋庸置疑,即从宋历经元、明,甚至到清朝,“八代之衰”的“定论”几乎无人能够撼动。历史的真相,更多的恐怕只能有待于时间的检验和淘汰。笔者把骈文综述的时间追溯到清朝(这当然不是个人偏好),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基本史实:即这之前,反驳古文的声音委实太微弱;而清朝,则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崭新的面貌,甚至在一个时期内一度形成骈、散平分天下的格局。

清代朴学盛行,在辑佚、校勘、注释等方面卓有成效。在这种时尚、氛围中,潜育着新的视角、新的变动及新的格局。骈文的最早论证,即发端于《文选学》的复兴;这似乎是一种连类而及的关系。何焯在《义门读书记》中,以“稍为质健”、“犹有东汉风味”等来标称六朝文章;又揭示辞赋对骈文的直接渗透,而不是从六经中简单地寻求对偶来梳理起源,由此构建了一个良好的研究开端。之后,魏际端、毛际可以批评应酬性四六的弊端为契入点,强调四六的真性情和增强叙事功能;袁枚直接质疑“四六”一名的表述;蒋士铨在删选明人王志坚《四六法海》的基础上,重视骈文的藻饰性;李刘直探“四六”的标准,都已超越了狭隘的应用型的四六观念,确立了内涵较为丰富的骈体概念。这些无疑都有助于认识的深化。特别是蒋士铨,主张以“圆活”为主,“典雅”为辅,二者适度调配,又开始深入到骈文的内部。蒋士铨的意义在于揭示了骈文创作的正统所在,“以徐庾文为适度,任昉不及”,为骈文家学古确立了正确的方向;这一点,也得到了近于官方——《四库全书》馆臣的认可:庾信“导四杰之先路”,“屹然为四六宗匠”(《四库全书?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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