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本书第二章的分析，我们知道，钱树产生于东汉早期，从产生之日起，直到衰亡，钱树同许多其他文化现象一样，也开始了它对外传播的过程。那么，钱树的分布中心在哪里？它的主要传播路线有哪些？又是以什么方式对外传播的呢？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它又受到了哪些限制以至于未能在西南地区之外大规模流行起来呢？所有这些都是本章所要着重讨论的内容。
$第一节 钱树的分布中心与族属
从考古发现来看，钱树主要出土于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和陕西南部地区，另外在甘肃武威、甘谷，宁夏固原，青海大通、乐都，湖北房县、郧县、秭归也有发现。在本书第二章第四节里，我们根据钱树的类型特点，结合东汉时期的行政区域，将钱树的分布分为了广汉郡区、蜀郡区、犍为郡区、巴郡区、南中区和汉中郡区六个区域。那么，钱树的分布中心应该是在哪些区里呢？它的最早产生地又可能是哪里呢？
对于钱树的分布中心，我们可以从钱树发现的总体分布和阶段性分布进行考察。从总数来看，钱树体共发现236件，其中发现地点明确的有200件；钱树座共发现235件，其中发现地点明确的为204件。这些发现地点明确的钱树体和钱树座分布地域是：广汉郡区发现钱树体41件，钱树座56件；蜀郡区发现钱树体37件，钱树座36件；犍为郡区发现钱树体41件，钱树座43件；巴郡区发现钱树体33件，钱树座50件；南中区发现钱树体25件，钱树座7件；汉中郡区发现钱树体23件，钱树座12件。从中可以看出，钱树主要分布于广汉郡区、蜀郡区、犍为郡区和巴郡区，也就是今四川和重庆地区，通常所称的巴蜀地区。
从阶段性分布来看，出土地点清楚、年代明确的钱树分布情况是：东汉早期，钱树体共发现5件，其中广汉郡区和蜀郡区各1件、犍为郡区2件、南中区1件、钱树座共发现2件、分别出土于犍为郡区和南中区；东汉中期，钱树体共发现27件，其中广汉郡区10件、蜀郡区5件、犍为郡区5件、巴郡区2件、南中区5件、钱树座共发现21件，其中广汉郡区11件、蜀郡区3件、犍为郡区3件、巴郡区4件；东汉晚期，钱树体共发现108件，其中广汉郡区19件、蜀郡区18件、犍为郡区25件、巴郡区16件、南中区14件、汉中郡区16件、钱树座共发现116件，其中广汉郡区33件、蜀郡区23件、犍为郡区20件、巴郡区26件、南中区5件、汉中郡区9件；魏晋时期，钱树体共发现13件，其中蜀郡区1件、犍为郡区1件、巴郡区5件、南中区2件、汉中郡区4件，钱树座共发现7件，其中蜀郡区3件、巴郡区1件、南中区1件、汉中郡区2件；东晋南朝时期，钱树发现2件，分别出土于广汉郡区和巴郡区。由此可见，从东汉中期到东汉晚期，广汉郡区、蜀郡区和犍为郡区一直是钱树发现最多的区域。
综合钱树的总体分布和阶段性分布特点来看，我们大致可以推定广汉郡区、蜀郡和犍为郡区为钱树的分布中心所在。再从钱树的具体出土情况来看（详见“附表一”和“附表二”），钱树分布的核心区域应该在广汉郡区中南部、蜀郡区大部和犍为郡区中北部这一范围内，也就是今成都平原及其周边一带。
东汉早期是钱树的产生时期，从前面的分析来看，此时，它在广汉郡区、蜀郡区、犍为郡区和南中区皆已出现，但以广汉郡区、蜀郡区、犍为郡区发现略多一些，钱树体有4件，钱树座有1件。因此，结合钱树的分布特点，笔者以为，钱树可能最早出现于广汉郡区、蜀郡区、犍为郡区一带（下文简称之为“三蜀之地”），并以此为分布中心，然后逐渐传播到其他区域。
三蜀之地，即传统意义上所称之蜀地，在益州刺史部辖境内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文化、经济地位，钱树之所以形成以三蜀之地为中心的分布格局，与此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详见本章第四节）。钱树既以三蜀之地为分布中心，又最早产生于此地，而这片区域在两汉时“是西南区域民族地理划分中‘内诸夏’之代表，是华夏文明在西南之区域中心”，已成为汉民族在西南地区的主要分布地域，可见钱树与汉民族关系密切，应为其文化遗物。钱树的图像内容和钱树墓葬的文化因素，亦可证实这一点。钱树与同时期在中原和四川地区流行的画像砖、画像石、壁画为代表的墓室画像之间，在图像内容、表现技法、象征意义诸方面，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也明显存在着较大的共性，这说明它们应当都是同一文化的遗物，是同一个民族的文化产物（详见本书第四章）。而汉代墓室画像艺术，西汉中晚期时首先在中原地区创造发展出来，并从西汉晚期开始逐渐向我国的其他地域传播，而逐渐形成了山东、河南、四川和陕北晋西四大区域，是典型的汉民族文化遗物。出土钱树的墓葬，从构墓方式来看，有砖室墓、石室墓、崖墓、土坑墓四种墓葬形态，其中以前三种最为常见。无论是哪一种墓葬形态，与本地区未出土钱树的汉代同类墓葬一样，墓内出土的各类随葬品的形态和组合都与同时期中原地区汉墓非常相似，都属于典型的汉式墓葬，显示出它们和中原地区的汉墓都同属于一个文化系统，即汉民族主导下的汉代文化。由此可见，钱树应当是西南地区汉民族的文化遗物。
第二节 钱树的传播路线
考古发现已经表明，自从产生之后，钱树就已开始从它的分布中心三蜀之地向外传播，一方面是在西南地区内传播，另一方面是向区域外传播。那么，钱树又是沿着哪些路线传播的呢？从出土分布看，钱树的传播方向大体上有三个，即东、南、北三个方向。
（一）东向传播
所谓东向传播，即钱树由三蜀地区向巴郡区传播。两汉时期，三蜀地区与巴郡地区的交通联系主要有三条路线，一为“岷江—长江道”，即从成都顺着岷江下抵僰道（今四川宜宾），进入长江主干，再沿江而下，进入巴郡地区，从而沟通巴、蜀、犍为三郡，并进而沟通巴蜀地区与长江中下游的联系；二为“涪江—嘉陵江道”，即从涪县（今四川绵阳）沿涪江，经广汉（今射洪）、德阳（今遂宁南），到达垫江（今重庆合川），进入嘉陵江干道，下抵江州（今重庆），转而进入长江干道，继而东向进入巴郡腹地，从而沟通广汉郡和巴郡，并实现广汉郡与长江中下游地区联系；三为“沱江道”，即从新都县东南（今四川金堂北部）沿沱江，中经牛鞞（今简阳）、资中（今资阳）、汉安（今内江）诸县，下抵江阳（今泸州），进入长江干流，继而东向进入巴郡地区，此道向北可进入广汉郡腹地，向西经过陆路可进入蜀郡腹地，中经犍为郡东部边沿，东南可进入巴郡腹地。
这三条线路路途远近不同，“岷江—长江道”路途曲折遥远，而“涪江—嘉陵江道”相对平稳较近，“沱江道”介于二者之间。严耕望先生对唐时这三条线路的路程曾作详考，可以参考、对比。严氏考“岷江—长江道”里程谓：“由益州成都府沿岷江水陆两路南行，盖陆道二百里至眉州（今眉山），又东南一百四十里至嘉州（今乐山），又东南水路三百五十里、陆路三百二十里至戎州（今宜宾），又循大江而东，水路三百一十里、陆路三百四十里至泸州（今泸县），又东微北七百五十里或水路七百里，实约近五百里至渝州（今重庆）。”成都至渝州的路程约两千里。又考“涪江—嘉陵江道”里程云：“由绵州南沿涪水一百三十里至梓州治所郪县（今三台），又二百五十里至遂州治所方义县（今遂宁）”，“再沿流东南七十里至青石县（引者按：今遂宁东）” ，“又东南至合州石镜县（引者按：今重庆合川）。遂、合间陆路二百六十里，水路三百七十里”，“合州南至渝州治所巴县（今重庆）陆路二百里，水路一百六十里”。绵州至渝州全程约一千里。又考“沱江道”里程云：“成都东南一百五十里至简州治所阳安县（今简阳东二里），又沿中江水（引者按：今沱江）一百里至资阳县（今县），又一百二十里至资州”治所盘石县（今资中），“又东南沿中江水六百三十里至泸州治所泸川县（今泸县）”，“又东经樊石滩、大附滩一百二十里至合江县（今县）”，“又东七十里至江津县，……又一百二十里至渝州治所巴县（今重庆）”。成都至渝州全程约一千四百里。可见，“涪江—嘉陵江道”路程最近，“沱江道”次之，“岷江—长江道”最远，加之沱江水量不如涪江、嘉陵江和岷江丰沛，故两汉时巴蜀两地的联系，多取道于“涪江—嘉陵江道”。比如，东汉初年光武帝派遣大军平定公孙述成家政权，东汉末年刘备率军入蜀，皆曾取道于“涪江—嘉陵江道”。
从钱树的类型特点看，巴郡区和广汉郡区的钱树多有共通之处。广汉郡区和巴郡区的钱树体类型中都有丙类C型、丁类C型，皆以丙类C型较为流行；两区钱树座都比较复杂，但都有陶质甲类A型、甲类C型、丙类A型，且都以甲类A型、甲类C型最为流行。巴郡区与犍为郡区的钱树也有一定的共性，钱树体类型中都有丁类D型，陶质钱树座中都有流行甲类A型、甲类C型两个类型。巴郡区和蜀郡区的共性不多，仅在钱树座方面可能存在一些联系，两区都比较流行甲类A型、甲类C型陶质钱树座。由此可见，巴郡区的钱树与广汉郡区、犍为郡区联系较为密切，尤其是和广汉郡区的联系更为密切。也就是说，巴郡区的钱树受广汉郡区和犍为郡区的影响较多。
从出土分布看，在巴蜀地区之间，钱树主要分布于涪江—嘉陵江沿线，另在沱江沿线和岷江沿线也有发现，而在巴郡区内钱树也主要出土于长江沿线。结合前述巴郡区与广汉郡区、犍为郡区的钱树类型共性，以及两汉时期巴蜀地区三条交通线路的使用情况，钱树应当主要是通过“涪江—嘉陵江道”传播至巴郡，另有一部分可能沿“沱江道”或“岷江—长江道”输入巴郡，之后再沿长江向东传播，最后传入了荆州南郡地区。
（二）南向传播
所谓南向传播，即钱树从巴蜀地区传入南中地区。两汉时期，联系巴蜀地区与南中地区的交通线路主要有四条，一为“旄牛道”，其途径大体是，从成都出发，中经临邛（今四川邛崃）、青衣（今名山）、严道（今荥经）、旄牛（今汉源）、笮秦（今冕宁）、越雟（今西昌）、会无（今会理）诸县，渡过金沙江，到达青蛉（今云南大姚），进抵弄栋（今云南姚安），进入南中地区，继续向西经不韦（今云南保山），进入缅甸、印度境内；二为“越雟道”，途径大致是，从成都出发，中经武阳（今四川彭山）、南安（今乐山）、安上（今屏山）诸县，进抵越雟，与“旄牛道”南段合，进入南中地区；三为“僰道”，从成都出发，沿岷江水道，南抵僰道，渡金沙江，经南广（今高县）、朱提（今云南昭通）、汉阳（今贵州赫章）诸县，进入南中地区，向西抵达味县（今云南曲靖）、谷昌（今云南昆明），向东到达夜郎（今贵州安顺）；四为“乌江道”，自枳县（今重庆涪陵）逆乌江而上，中经涪陵（今重庆彭水），进入牂牁郡（今贵州大部）。学术界又称前三条线路为“西南丝绸之路”。
上述四条交通线路中，前三条主要沟通蜀、滇两地，后一条主要沟通巴郡和牂牁郡。由于东汉中后期旄牛夷多次发动起义，“旄牛道”中断达一百余年，直到蜀汉时才复通，故东汉时巴蜀地区与南中地区的联系实际主要是通过“越雟道”、“僰道”和“乌江道”来实现的。
在钱树类型上，南中区和巴郡区、三蜀地区均具有一定的共性。在钱树体方面，南中区和巴郡区皆有丙类C型和丁类C型两种类型，又都以丙类C型较为流行；南中区和犍为郡区都有丁类B型和戊类两种类型；南中区与蜀郡区都有丁类B型一种类型；南中区与广汉郡区都有丁类C型、戊类两种类型。在钱树座方面，南中区、巴郡区、三蜀地区的陶质钱树座中都有甲类A型一种类型，南中区和犍为郡区的石质钱树座中都有丙类A型一种类型。可见，南中区的钱树与三蜀地区和巴郡区的钱树有较为密切的联系。
在犍为郡区南部、蜀郡区西南部、南中地区和巴郡区南部，钱树主要呈三条线分布，一是沿今重庆涪陵、武隆、贵州务川、清镇、安顺、兴仁、兴义一线分布，这一线恰好位于乌江干道及支流沿线，与“乌江道”吻合；二是沿四川宜宾、云南盐津、昭通、贵州赫章一带分布，与“僰道”线路相符；三是沿四川西昌、会东、云南呈贡、大理、保山一线分布，正与“越雟道”线路重叠。由此可见，南中区的钱树应当主要是通过“越雟道”、“僰道”和“乌江道”，从三蜀地区和巴郡区传入的。
（三）北向传播
所谓北向传播，是指钱树向北传播至汉中郡，并进而传播至凉州地区。两汉时，见诸于史籍的沟通巴蜀与汉中地区的交通线路有两条，一条为“剑阁道”（又称“金牛道”或“石牛道”），另一条为“米仓道”。“剑阁道”北起南郑（今陕西南郑），南抵葭萌（今四川广元一带），分为两路，一路向东南沿嘉陵江下抵阆中（今阆中），进入巴郡地区，另一路继续向南，经涪县（今绵阳）、梓潼（今梓潼）、绵竹（今绵竹）、雒县（今广汉）诸县，到达成都。“米仓道”北起南郑，逆池水（今濂江）而上，翻越米仓山，沿渝水（今南江）而下，经今四川南江县，南抵汉昌（今巴中），进入巴郡地区。“米仓道”地处秦巴山区，地势险峻，两汉时使用频率并不高，故汉中郡与巴蜀地区的交通联系主要是通过“剑阁道”来实现的。
两汉时，汉中郡与凉州地区的交通联系有两个方向，一是经嘉陵道、褒斜道、子午道、傥骆道诸古道，北出汉中，再折而向西，沿丝绸之路进抵凉州各郡；二是逆汉水（今汉江）主干和支流而上，到达武都郡（今甘肃礼县、西和、成县、康县一带），再由此沿“阴平道”北段北上，经天水郡（今甘肃天水市一带）进入凉州腹地。
两汉时期巴蜀地区与凉州地区之间的联系，主要通过两条交通线路来实现，一是沿“剑阁道”到达汉中地区，再由此北出汉中，转而向西，沿丝绸之路进入凉州地区；二是通过所谓的“阴平道”进抵凉州，即从凉州天水郡，南抵武都（今甘肃西和），沿白水（今白龙江）下抵甸氐道（今甘肃武都），分为两路，一路继续沿白水而下，经白水（今四川青川）下抵葭萌与“剑阁道”合，由此而进入蜀中，另一路经阴平道（今甘肃文县）、刚氐道（今四川平武），抵达涪县，从而进入蜀中腹地。此外，古代联结巴蜀地区与凉州地区的交通线路还有一条，即所谓的“丝绸之路河南道”，这是一条由河西地区经今青海东部边缘地带，沿岷江河谷而下，从而进入四川盆地的交通线路，据陈良伟先生的研究，这条线路可能在两汉以前就已形成一些雏形，但其真正开凿出来并得到大规模使用，乃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两汉时期尚未得到充分开发和使用。这条线路显然与钱树的主要流行年代不符。
从类型特点来看，汉中郡区的钱树与巴蜀地区具有一定的共性。在钱树体类型方面，汉中郡区与广汉郡区都有乙类A型、乙类B型和丙类C型，且都以丙类C型较为流行；汉中郡区与巴郡区都有丙类C型和丁类C型，亦皆以丙类C型较为流行；汉中郡区与蜀郡区都有乙类A型和乙类B型。在钱树座类型方面，汉中郡区与蜀郡区都有甲类H型这种陶质钱树座。可见，汉中郡区的钱树与巴蜀地区存在较为密切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