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人们又看到了另外一件事。那位省里的王领导经常来局里看望人事处长。他一来，首先握住人事处长的手，笑眯眯的，长时间的不松开，好像人事处长的手本来就该长在他的一双肥厚的大手中，只不过他日理万机，不得不暂且割舍，等日理万机结束之后，他就有充足的理由把它重新生长回自己的大手中似的。人们听说那位省里的王领导不光来看人事处长，他还经常给她打电话，他们在电话里充满感情地回忆当年的战斗友谊，一回忆就是一两个小时，回忆得两个人经常热泪盈眶。人们还听说省里的王领导不仅和人事处长共同回忆，他还和她说一些私房话，比如说，省里的王领导告诉人事处长，他的家庭生活非常不幸福，他的夫人一点儿也不支持他的工作，他和她没有一点儿共同战斗的基础和语言，等等。其实这倒也没有什么，领导干部关心文艺界的情况在文艺界并不少见，文艺界的很多优秀人才都被领导干部们关心着，他们再多关心一个人事处长又有多大不了的呢？只有一次，人们当中的某一位没有沉住气，把原本属于他们自己私下里的认识弄到桌面上来了，这才使矛盾变得有些公开化和复杂化了。
那是一个地方剧团的团长，是从部队转业下来的干部，人很直率。那一次他找人事处长解决一件事，人事处长按照规定没有给他解决，他和人事处长大吵了一架。剧团团长拍着桌子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你不就是和某人的关系暧昧一点儿吗，你还能把我的球咬了不成？后来还是局党组书记出来，把团长给骂了一顿。党组书记说，查某某，你不要在这里撒野，你说梅处长，你有什么资格？你自己过硬不过硬，别人不知道，难道你我两个人还不知道吗？你一而再再而三，现在还有两件事在我手上放着，没给你画句号呢，你也配说别人？后来党组书记想一想，好像自己没有控制好，话说得太露了一点儿，说拐了弯，让人有误会的可能，就转了身对人事处长说，梅处长，我主要是借他的话反过来批评他，没有别的什么意思，你千万别误会。
小姨在那段日子里不止一次听到过别人背后的议论。她知道那不是已经或者正在进行的有关她的议论的全部，它们远比她听到的要多得多。她知道她没法去向人们解释，她也不想去解释。在经历了北方那座城市的那些遭遇之后，小姨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那个小姨，她已经不再企求人们对她的了解和理解了，她甚至开始和人作对。
有一次，小姨到我们家来，吃过饭后，她和母亲在屋里说私房话。
母亲说，小妹，你还是躲老王远一点儿，免得人们说你的闲话。
小姨不明白地说，为什么？老王我们是战友，他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我，把我从牢里救了出来，我不能连一点儿感激之情都没有，我那样做可就太不讲情义了。再说，我和老王之间，我们又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我干吗要躲开他？
母亲说，你怎么就不懂，你这种经历，现在又是个独身女人，该要找多少闲话呀？
小姨说，什么闲话？
母亲叹了一口气，说，你呀，都折腾成这种样子了，还学不会保护自己，你是要怎么样才能明白呢？
小姨冷冷地笑了一下，说，我倒是很明白，我是太遭人说话了，好像我生下来，就该是人的一个话靶子，任谁都可以拿我做谈资，我也知道他们说我什么，他们把我说成什么样，我不明白的是，我要怎样去做人们才能满意，才能放过我呢？也许人们会给我一些提议，他们会告诉我应该怎么做，要做成怎样才能让他们满意，让他们闭上他们的臭嘴，可是我偏偏不那样做，我就是能做也不做，我又不是活给别人看的，我就不相信，有一天我走在大街上，他们会拿石头来砸我。
事实上，小姨并没有挨过任何人的砸，直到“文革”后期，她在我们那座城市里工作和生活着，基本上没有受到过身体上的暴力侵袭。小姨她就像是那种学名叫做沙冬青的蒙古的黄花木，花儿金黄地开在我们那座城市里，没有盐碱的侵害，没有沙暴来掩埋，枝叶葱郁，迎风招展。她从大街上走过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对她报以欣赏和尊敬的微笑，男人彬彬有礼地给她让路，女人惊讶万状地打量她柔韧的腰肢，孩子们扎撒着胳膊要她抱抱，唯独没有呼啸而来的石头。小姨她也许真的是蒙古的黄花木，是那种如今唯一在荒漠沙区戈壁滩上残存着的常绿灌木，人们离着她太遥远，根本够不着她，人们再傻也不至于傻到跑进荒漠戈壁去，走近她，朝她丢石头，人们不会干这种傻事的。
倒是小姨，她在明白过来她不可能再获得人们的了解和理解之后，以强硬的态度对付着人们。她一点儿也不想给人们面子，或者说在经历过太多类似的事件后，再也不想给人们面子了。她不管人们在背后说她什么，都表示出藐视。她的嘴角常常露出那种被称之为冷笑和轻蔑的表情，那种表情不断地出现，就把一些可能转化的机会全都给葬送掉了。这还不算，小姨她还强烈地反击一切公开说她坏话的人。就在那次那个姓查的剧团团长对她拍桌子时，她并没有老实巴交地等着党组书记出来主持正义，替她申冤。剧团团长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你不就是和某人的关系暧昧一点儿吗？你还能把我的球咬了不成？小姨没等党组书记说话，就从她的办公桌后站了起来，当着党组书记的面，冷冷地对剧团团长说，这是第一次，我可以原谅你，下一次如果你再说这样的话，我就扇你的耳光。
小姨最终把矛盾弄到文化局的党组中去了。
文化局在小姨到来后，如遇甘霖，一下子就解决了久拖无望的地方戏剧场建筑资金问题。文化局欣喜万分，认为这件事小姨功不可没。他们很看重小姨这个宝贵的财富，他们要利用小姨这个宝贵的财富办更多的事。他们不断地提出要求，请小姨与省里的王领导联系，解决这个问题或者那个问题。小姨很爽快，局里只要有要求，她都尽可能地去办。有时候王领导给办了，有时候王领导没给办，王领导没给办也不是为难小姨，而是那些事不太好办。小姨也是一个懂事的人，知道领导做得越大，问题遇到得越大，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做个官就能呼风唤雨，小姨也不勉强王领导，回到文化局，就给局里解释，话都直截了当说，有什么困难就说什么困难。局里也理解，也不失望，也不烦躁，也不责备小姨，过几天，再提出其他的问题，要小姨去找王领导。
有一次，小姨为局里几个剧团下乡演出时的交通工具问题找王领导，希望省里能给解决两台解放牌卡车。王领导给办了，从省里直接给批了两台，让文化局开了回去。
王领导办完这事，把小姨留了下来，私下里对小姨说，解放牌是劳模车，我这回可是下了狠心，连钢厂要十辆，我都扣了四辆，我给你们一下子批了两辆。不过小梅，我有一句话得给你说，有一个问题你得想一想，为什么你没来之前，你们文化局从来没有人找过我？为什么你来之后，每一次文化局有事，都是你来，别的领导不来？这个问题，你可要注意一下。
小姨怎么能不明白，小姨也不东躲西藏，说，还不是局里知道我和你的关系，局里才要我出面的嘛。
王领导说，是呀，这就是问题所在了，你们局，是因为知道我和你的关系，才让你出面做说客，知道你这个说客，我不是到了万不得已，不会驳你的面子，这就是个问题了。小梅呀，我也对你说个实话，我这个做领导的，也不光看你一个人的面子，我是共产党的领导，是全省人民的领导，谁找我办事，只要该办的，我都会办。当然，我不否认你来找我和你们局其他的领导来找我是有区别的，你们是市辖单位，文化局又不是我分工负责，我可以不管，我可以把问题转到市里去，我还可以叫别的同志去处理，你来了，那就不同了，我就不能推了。但你也得为我想一想，有很多事，并不是我愿意办就能办的，我也有难处。另外，你们局里老是这么怂恿你来找我，局里的同志就没有什么说法？
小姨想说什么，王领导伸手阻止住小姨，说，说法肯定是会有的，说法我并不怕，我相信你也不怕，我们枪林弹雨都过来了，我们死都死过几回了，只要是为了革命工作，我们能怕什么呢？关键的问题是，我不主张你们局个别领导把你当工具来使用，更不主张你做这样的工具，如果是为你自己的事，我就是再为难，也替你解决了，如果是工作上的事，局里自己能解决的，能通过正规渠道逐级解决的，最好不要你再出面。
小姨觉得王领导说的话很对，其实她也并不想老是来找王领导，只是局里的工作千头万绪，她是党组成员，是领导班子中的一个，她也想为局里的工作尽可能地多做一些事，王领导这么一说，她就点头，说，行，老王，我知道了，以后有什么事，我们局里尽可能自己解决，尽量少给你添麻烦。
王领导笑了，从沙发那头欠了身子过来，握住小姨的手，在她的手背上拍着，说，小梅呀，我刚才说过了，要是你自己的事，你还是得来找我哟？咱们是老战友，你又是我从外面接回来的，你有什么事不找我，我会认为你是对我有意见哟？
小姨把手抽回来，说，老王，我自己没有什么事，我要是有事，一定会来找你的。
小姨其实并不喜欢王领导握住她的手。王领导每次见到她第一件事就是握住她的手，久久地、舒坦地。王领导也握别的同志的手，但那握法和握小姨的手不一样，那握法基本上是象征性地把手伸出去，让别人来握。王领导如果主动起来，他的握手就带有了私人的感情色彩。小姨并不觉得握手有什么不好，参加革命这么多年，同志之间见了面，同志之间告别的时候，握手是必不可少的礼节，她已经习惯了握手这种认同方式，她甚至很喜欢这样的简单方式，汉族人不会唱歌，不会舞蹈，不会骑马，不会摔跤，他们发明了这种彼此认同的方式，已经很不简单了，但是如果把这种本该简单的方式弄得复杂起来，小姨就不喜欢了。
当然，小姨不喜欢，也不至于说给王领导来听。王领导除了握手，除了礼节上的认同，也没有做别的什么。他是很爱护她的、很尊重她的，他也没有吃她，她可以把手从他的手里抽出来，但没有必要把事情弄到太严重的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