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斗争开始的时候，叶灵风成了单位里首当其冲的运动对象。
叶灵风的问题很复杂，他有大量的反动言论，他的那些含沙射影的剧本全是铁的证据；他的群众关系十分恶劣，所有的人都对他意见重重；他还有历史问题——解放前在旧政府做过高级职员，后来又在报馆里做过记者，写过很多歌颂旧时代的文章，对那段经历他讳莫如深，从来不对人讲，在自己的履历表中，也是简简单单，一笔带过，分明有着隐瞒，就算前面的那些罪状不算，只后面这一条，就足以置他于死地了。
那个时候，小姨经过不懈努力，终于说服了叶灵风，要他和她一起去医院里看医生。叶灵风先是不肯同意，后来经不住小姨的死磨硬缠，被小姨拉去了医院。医生检查的结果证明，小姨的生育系统非常正常，问题出在叶灵风身上，叶灵风因为身体不好，精子质量弱，他们很难怀上孩子。小姨知道了结果，反倒舒了一口气，劝一脸沮丧的叶灵风说，没关系，不就是身子弱吗？什么样的弱不能变得强呢？只要咱们努力，咱们总能让自己变得强起来的。
小姨一方面对叶灵风加强营养，改善他的生活。她把两个人的工资攒起来，买来鸡蛋和红枣，天天让叶灵风吃，自己节省着，什么也不肯吃。一方面到处为叶灵风寻医找药，调理身子骨。她去省城出差的时候，还专门去了大医院，找到医生讨药方。小姨找了很多药来熬了让叶灵风吃，有一段时间叶灵风吃药吃得直想吐，不愿再吃药了，他灰心失望地说，算了，没孩子就没孩子吧，也许我就是这个命呢。小姨不想放弃，说，灵风，既然你想要孩子，咱们又决定了，我一定要给你生下一个来，但光我努力还不够，你也得帮我，你也得努力，千万不要相信什么命，千万不要灰心，咱们一块儿努力，准能成功的，啊？
小姨那一天正吃着饭，突然感到胃里作呕，一时没忍住，丢开碗，跑到屋外呕吐起来。她吐得很厉害，一口接一口，吐得泪眼婆娑，连苦胆都吐出来了。
叶灵风不知出了什么事，有些吃惊，手里捏着筷子，嘴里衔着半口馍，坐在那里，发愣地朝屋外看，看小姨吐得狠了，才忙不迭地丢了碗筷，跑去给小姨擂背，擂一阵，又跑回屋里，拿了毛巾出来，给小姨揩嘴。
等小姨揩完嘴，人立起来，叶灵风连声地问，怎么了？怎么了？出了什么事？
小姨吐完了，闭着眼，身子乏力地倚着门槛，喘了好一会儿，然后睁开眼，苍白地微笑着，说，灵风，咱们有孩子了。
叶灵风有些不明白，说，什么孩子？孩子在哪儿？我怎么没见着？
小姨美丽的脸上浮着两朵红晕，她伸出手去，把叶灵风拉过来，拉到自己的身边，将头无力地靠在他肩膀上，轻声地说，你真傻，是咱们的孩子，你现在当然看不见他，他在我肚子里，我是怀上了。
叶灵风先愣了一下，然后他恍然大悟，开始还不肯相信，一个劲地问小姨，怎么会呢？我不是不行吗？一点儿动静都没有，怎么又行了？你不会弄错吧？你怎么能判断就一定是呢？
小姨说，不用判断，我知道，我知道他在那里，我们的孩子在那里。
叶灵风这才相信了，一下子跳起来，把小姨抱进怀里，大声地喊，我有孩子了！我有孩子了！这一回我真的有孩子了！他那么喊着，脸儿凑着脸儿地看小姨，像是真的要把她看进眼里去的样子，然后他再度把小姨搂进怀里，眼里涌满了泪水。
小姨笑着，她的眼里也涌满了泪水。那一刻，她被一种巨大的幸福所淹没了。
叶灵风被宣布划为右派那一天，小姨在一所学校里帮人排练节目，回到单位后，单位里的同事们见到她全都目光闪烁，好像有话又不敢说。
小姨走进办公室，办公室里没有人。小姨收拾着东西，准备回家去。这个时候，何同志从小姨办公室门前路过，见小姨一个人在办公室里面。何同志一见小姨，就走了进来。小姨和何同志打招呼，何同志应了，人并没有走出办公室去，在一旁瞅着她的脸看，看一阵，没看出什么动静来。小姨仍是平常那种快快乐乐的样儿，轻盈地走来走去，手上麻利地收拾着，嘴里哼着曲子，完全是一副什么事也不知道的样子。何同志忍不住，就问，梅琴，今天你没去参加区里的大会？
小姨把东西收拾完，想着今天的工作日记还没记，就坐了下去，伏身在桌子上写着当天的工作日记。听何同志问她，她没抬头，说，没有，我不是领着老廖和小蔡去英才中学帮学校排节目去了吗？
何同志又问，那，局里没有通知你去区里参加会？
小姨说，没有。小姨说了没有后有些觉察，停止记笔记，抬起头来，看着何同志问，怎么，区里开什么会？我是不是应该参加？
何同志犹豫了一下，想说什么，又止住了。
小姨觉得有些不对，从桌子后面走出来，走到何同志身旁，说，小何，出了什么事？
何同志正打算说什么，这个时候，杨支书推开了办公室的门，何同志一看见杨支书，立刻住了嘴，不说了。
杨支书走进办公室，看了何同志一眼，没理她，转向小姨，板着一张脸说，梅琴，你到支部会议室来一下，我有事要对你说。说罢，杨支书先走了。
小姨不知出了什么事，她放下笔，对何同志说，我先去一下，一会儿回来再找你。说完就出了办公室，在走廊里追上了杨支书，跟着杨支书到了支部会议室。支部会议室里空空的，没有其他人，杨支书等小姨进了会议室，把门掩上了。
小姨看出杨支书的样子很慎重，不免自己也慎重起来，说，出了什么事？
杨支书说，你先坐下。
小姨不坐，说，杨支书，有什么事你就快说吧，是不是我的工作出了什么差错？
杨支书见小姨不坐，自己也不好坐下去，就站在那里，脸色凝重，顿了顿，说，梅琴同志，今天上午，区委组织部门召开了反右斗争大会，大会的主要内容是宣布已被划定的第一批右派分子，我们局里被划了七个，说实话，叶灵风是其中的一个。
小姨如雷轰顶，一下子愣在那里，半天说不出话来。前一阶段单位里的反右斗争她参加了，她还和叶灵风在家里议论过这件事，叶灵风对什么样的运动都满不在乎，属于典型的逍遥派，有时候他会说两句怪话，她都立刻阻止住他，要他态度积极一些，关心一下政治运动。小姨没有想到，对任何政治运动都不感兴趣，连党员都不是的叶灵风，居然会成为右派分子，而且在第一批就被划了进去。小姨无法理解这件事，她甚至不肯相信这是真的，但她毕竟有过多年革命斗争的经验，很快冷静下来，问杨支书说，决定是不是已经做出了？
杨支书又有些口吃了，说，是……是的，决定已经做出了，局里昨天就得到了这个消息。说实话，我是先告……告诉你一声，组织上还会正式找你谈话。
小姨盯着杨支书，说，他怎么可能是右派分子呢？他当学生时就同情革命，做过党的地下组织的外围成员，新中国成立后他积极参加知识分子改造运动，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他工作努力，写出了那么多人民喜欢的剧本，不论是在剧团还是到了局里，他从来就是挑着大梁的；他虽然不是党员，但他尊重和支持共产党，党要他做什么，他从来没有讲过价钱；他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的人民，去年波兰戏剧节的时候，他的剧本在戏剧节上轰动一时，苏联专家专门邀请他去苏联，让他在那里写戏，他回答说，中国有着丰富厚重的历史文化，中国有着最懂得戏剧的观众，我为什么要离开中国，去苏联写戏呢？这些事，组织上是知道的，组织上又是凭什么做出他是右派这个结论的？他要是右派，他算是哪家的右派？
杨支书被小姨那么一问，有些反应不过来，等反应过来了，没好气地说，你问我，我去问谁？局里二十三个人，一下子被划进去了七……七个，三分之一的人成了右派，咱们局不就成了右派局了吗？说实话，我……我还弄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呢！
小姨看杨支书，对方的确是一副弄不明白的样子，知道和他说也没有用，就不想再说下去，离开会议室，匆匆忙忙去找叶灵风。
小姨找了好几个地方才把叶灵风找到。
叶灵风把自己关在编剧室的办公室里，正在埋头写他的剧本。小姨推门进去的时候，屋子里一片烟雾，叶灵风头发蓬乱，眸子明亮，两颊绯红，正奋笔疾书着，小姨推门进来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什么话也没说，埋了头继续写他的。
小姨进了编剧室办公室，反手把门关上，着急地问，灵风，他们告诉你没有，你已经被划为右派了？！
叶灵风唔了一声，没抬头，又写了一段，才接了一句，无聊。
小姨越发急了，说，灵风，你能不能放下笔，咱们谈一谈？
叶灵风放了笔，回过头来，把手臂架在椅背上，一脸不在乎地说，有什么好谈的？上午那个会我参加了，我一点儿也不夸张，那真是一个无聊之极的会，要不是他们不让提前走，要不是老杨盯着我，我又坐在那儿想着我的戏，我早就走掉了。右派分子？那是他们的说法，他们的说法是他们以他们的道理做出的，他们的道理不是我的，我有我自己的道理，君子不同道，不与为伍。
小姨看叶灵风那副迂腐的样子，更加着急了，说，灵风，你可别把这种事当儿戏，这是政治问题，是原则问题，右派一旦定了性，那可就是敌我矛盾了！
叶灵风淡淡地笑了笑，说，敌我矛盾？谁是敌？谁是我？举个例子说，现在我是右派，你不是，你我是敌我矛盾吗？如果夫妻之间也存在敌我矛盾，那我们还在不在一个锅里吃饭？我们还在不在一张床上睡觉？我们还能不能做夫妻？夫妻都成了敌人，这个世界上还有谁是自己人？这个世界上找不到自己人，我们还能相信什么？这难道不是无聊吗？
叶灵风说到这里，有些被自己的说法煽动了，他索性把手臂下的稿子纸往旁边一推，转过身子来，倒骑在椅子上，说，明代王世贞写过一出传奇本，叫《鸣凤记》，我记得我给你讲过，说的是嘉靖年间，奸臣严嵩当道，政治黑暗，世风腐败，杨继盛等八个谏官为国除奸，上奏皇上，反被陷害，下狱的下狱，斩首的斩首，一个个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结果呢？奸臣父子终究遭到揭发，落得个事败而不得善终，这和我们现在的现实何其相似，你简直都得怀疑历史有没有过递进？历史如有递进，是不是又有了轮回？我告诉你，这出戏我非常喜欢，是认真研究过的，我读的还是明刊本，其中的《六十种曲》本，我差不多能背下来，它是历史剧中直接批判当世政治的范本，在明代就流行一时，可以说是街传巷议，脍炙人口，昆剧的《河套》《夏驿》《写本》《斩杨》等出戏，都是出自这个本子的……
小姨哭笑不得，打断叶灵风说，灵风，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给我讲什么本子。
叶灵风仍是那副不往心里去的样子，眸子明亮地说，那你要我怎么办？
小姨说，你得去找上面，把事情说清楚。
叶灵风说，什么事情说清楚？我能说清楚什么事？我只不过是按照你们共产党的要求，在会上提了几条意见，我是在公开场合提的，我的意见条条都是事实，我能收回意见，说那都不是事实吗？说我是胡说八道吗？对不起，我叶灵风就是做不了杨继盛，这种违背良心出尔反尔的事情我也不会做，我倒要看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叶灵风转过身去，从桌子上拿起笔来，对小姨说，行了。没有多大了不起的事，不就是个右派吗？他还能把我弄到监狱里去不成？他要弄不进我去监狱，我该吃照吃，该喝照喝，该睡照睡，我还写我的本子，我要那名分有什么用？
叶灵风说完，不再理会小姨，又低了头，继续写他的本子。小姨站在那里，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样才好。实际上，小姨那么说，她要叶灵风去找上面把问题说清楚，小姨自己也不知道叶灵风能说清什么事，他有什么事可以说清楚的。小姨不知该怎么处理这件事，站在那里发着呆。
接下来的事情却并不像叶灵风想象的那么简单，区里的大会开过以后，单位里的右派分子开始遭到批判，叶灵风当然也在被批判者之列，不能幸免。
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最初只是被隔离检查，交代问题，并接受群众的帮助教育。叶灵风一开始就犯犟，不肯和工作组的人配合，不像别的右派分子，叫交代问题，听话一点儿的，就认认真真交代了，或者转弯抹角地交代了。人不可能没有问题，大问题没有，小问题难道还能没有？把小问题说成大问题还能不会说？倾巢之下，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已经没有道理可讲，也不能说大家都昧了良心。可叶灵风却不肯交代自己的问题，工作组谈话也好，群众开大会批判也好，他只是坐在那里或站在那里，眼睛盯着人，横抱着胳膊冷笑。后来他就开始和人争吵，脸红脖子粗地吵，别人和他谈话，他的道理一套一套的，别人揭发批判他，他的嗓门比别人的还要大，一副死不认错的犟牛样。他这种顽固不化的抵触情绪，自然招来更加激烈的愤慨，对他的揭发批判，也就越来越加重了。
叶灵风被划成右派后，组织上找小姨谈过话。组织上谈话的目的，一是要小姨揭发叶灵风的反党罪行，二是要小姨和叶灵风划清界限。
小姨怎么也想不通，她坚决不相信叶灵风会反党反人民，她承认叶灵风个性上有问题，他恃才自傲，卓尔不群，有时候说话没遮没拦，表现激进，有时候又显得灰心落魄，情绪低落，但这和一个人的品质没有关系。小姨没有什么罪行可以向组织上揭发的，她也不会和丈夫划清界限，她倒是一次次地找组织上谈丈夫的问题，但她谈的全是丈夫的好处，是丈夫没有问题的话。
组织上很生气，认为小姨觉悟太低，在关键时刻没有大是大非，丧失了立场。组织上考虑到她不是知识分子，不是反右斗争的主要对象，又是一个在抗日战争中参加革命的老同志，组织上对她网开一面，没有追究她的包庇罪。
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叶灵风的情绪开始低落下去。他仍然对反右斗争这件事抱以抵制态度，但那态度已不是最初的清高和激烈抗争了。运动进入中期后，区里的一部分定性右派相继被遣送到边远农村和工矿进行劳动改造，叶灵风却被留了下来，继续交代问题，接受群众的揭发批判。叶灵风被勒令每天到单位写检查，由工作组和单位群众监督，清理他的右派问题。他终于认识到那是一场无法逃避的灾难了。他开始妥协，拿起他的那支金笔，在本应写出一部部令人赞叹的剧本的稿子纸上，屈辱地写下一份份交代材料。他写得很痛苦，头发开始一片一片地脱落，人变得脆弱而敏感，清癯的脸越发显得瘦削，昔日明亮的眸子熄灭了光芒，有了混沌的阴翳，并且开始干咳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