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姨仍然无法摆脱失去孩子的痛苦。
小姨有时候会从睡梦中突然惊醒过来，惊慌失措地去拥抱一旁的枕头，把它当做了她的孩子，让它来平息她突如其来的恐惧和痉挛。她有时候也会一个人坐在那里，望着窗外，呆呆地犯愣，一坐就是半天，直到浑身冰凉，如同一枚刚从冬月的河里捞出来的玉。
这样的时候总是在夜里，在无人知晓的时候。
白天的忙碌很容易消解掉，根本不足以抵御夜的漫长，剩余的光阴得由自己来支撑过去，得由时时刻刻的小心翼翼来支撑过去。情感袭击是难免的，心灵伤害也是难免的，因为那是夜晚，是上帝给予人类的休养生息时刻，谁也不会在整个白天的忙碌之后，仍然铠甲紧束，枕戈待旦，与莫测的黑夜对峙，并且永远地对峙下去。而城市和乡村只是一种虚假的堡垒姿态，它们全都呈现着灰蒙蒙的颜色，死气沉沉，它们的生命太单一，无力复活，永远都不可能像草原一样，给曾经有过伤害的人提供呵护。
这就注定了所有的夜都会是漫长的夜。
和小姨住在一个宿舍里的女同志姓何，是文化局办公室的书记员，她的丈夫是四野的一名干部，南下了。她当时在养病，没有随丈夫南下，那以后丈夫跟着部队东奔西跑，没有一个定处，她一时无法到丈夫身边去，只好留在了北方的这座城市。
姓何的女同志比小姨大两岁，心眼好，为人善良，很关心小姨，经常帮助小姨做这做那，有空了就和小姨聊天，就像小姨的一个姐姐。有时候她从外面回来，看见小姨一个人坐在那里发呆，就会关切地问，梅琴，你没事吧？小姨就摇头。
姓何的女同志有一个四岁的男孩，寄宿在市里的八一子弟学校。每个星期天，姓何的女同志都要去市里看望孩子。在整个一周的时间里，何同志都在盼望并且准备着星期天与孩子的见面。她的思念是从离开寄宿学校的那一刻开始的，然后她在整整一周的时间里积蓄着她的那些思念，等待着下一个星期天的到来。
星期天到来时，何同志会在一大早起床，收拾好自己，把一个星期来给孩子准备好的礼物装进挎包里，然后高高兴兴地出门，直到半夜才回来。
屋里于是就剩下了小姨一个人。
何同志是个心细的人，她隐隐约约地听说了小姨的事，她很同情小姨，知道都是做母亲的，不可能不想念孩子，所以她从来不在小姨面前谈论孩子这个话题。但是小姨非常敏感，她能看出何同志每时每刻都在盼望着星期天的到来，看出何同志在压抑着自己和她谈论孩子的话题，看出何同志看望过孩子后的兴奋和快乐；每到星期天的早晨，何同志小心翼翼地收拾东西的声音、轻手轻脚出门的声音、半夜三更回来时推门的声音、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的声音，都让小姨感到难过。小姨有时候恨不得从床上爬起来，跑到外面去大哭一场。
小姨知道何同志和她一样，也在压抑着，只是何同志压抑的是见到了孩子的兴奋，不像自己，是见不到孩子的痛楚。小姨不愿意这样，不愿意何同志为了自己而压抑着应该有的快乐，她心里想，我有什么资格来剥夺别人拥有孩子的快乐呢？我那么做可就太不应该了。
小姨知道何同志绝对不会和她谈到孩子这个话题的。小姨有时候会把心境准备好，主动和何同志谈起孩子的话题来。小姨会说到孩子的可爱、孩子的淘气、孩子的懂事和做母亲的满足。小姨说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口气是平平常常的，神态平静，她的脸上洋溢着没有丝毫破绽的微笑，她的声音就像轻风吹过草原。她坐在那里的样子就像屋外有一个孩子，她在那里和人说着话，孩子在屋外和小朋友玩，她说着说着，那个胖乎乎的孩子就会摇摇晃晃地跑进来，娇娇滴滴地叫着妈妈，扑进她的怀抱里似的。
小姨越是这样，何同志越是紧张。何同志不愿意冒这个险，她不想小姨受到伤害。小姨一把话题扯到孩子身上，何同志就马上把话题转移开，去说别的。如果小姨坚持要说孩子，她没法转移开话题，她就把目光从小姨的脸上转移开，去看别处的东西。她坐在那里或是站在那里，就像是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并且从来不接小姨的话头，不由着小姨把话题发挥下去。
时间一长，小姨发觉她无法让这个话题继续下去。小姨知道何同志是为了她，何同志是不愿意她受到刺激。何同志越是这样，小姨越是不愿意接受，她必须把孩子的话题继续下去，她不能接受同事的同情。
有一天下班后，两个人在食堂里吃过饭，回到宿舍，洗过涮过，上了床，小姨又开始说到孩子这个话题了。她坐在那里滔滔不绝地说着，她说孩子是怎样生下来的、孩子的第一声啼哭、孩子喜欢吃什么、孩子的笑是如何的迷人……小姨说着这些的时候，情不自禁地流下泪来，泪水很快淹没了她的那张秀丽的脸，让她哽咽不已，使她无法再继续说下去。
何同志再也忍不住了，大声地冲着小姨喊道：梅琴，你要干什么呀？你不要说了，你为什么要这样折磨自己呢？
小姨偷偷跑到市里去了。
小姨想去托儿所里看一看孩子。
她想孩子想得太厉害了。
她都快想疯了。
第一次，小姨的运气不错。
小姨来到托儿所，说想见见孩子。托儿所的阿姨一听说孩子的名字，显得有些为难。她们知道来的这个女人是谁，她们也知道小姨和焦市长之间的事，她们要小姨等一等，等她们去请示一下所长。
所长是个老同志，当托儿所所长好些年了，这种事见得多，有经验。她同意小姨见一见自己的孩子，她对向她请示的老师说，为什么不让她见孩子呢？她是孩子的生母，她和焦市长离婚了，她和孩子没离，她还是孩子的母亲对不对？
但是所长也不是完全没有顾虑。所长避开其他的老师对小姨说，我们可以让你见你的孩子，但你见只能隔着窗玻璃见，不能让孩子知道了。孩子知道了，回去给焦市长一说，我们挨批评倒不要紧，你下次就不可能再见到孩子了。
小姨开始没有听明白所长的话，等她明白过来后，完全懵在那里。她觉得那是一种莫大的屈辱，她是来见自己的孩子的，她怎么可能隔着窗玻璃来见自己的孩子呢？她差一点儿就对所长喊出来了。但小姨很快冷静下来，答应了隔着窗玻璃看看孩子。她知道，如果她不答应下来，她今天是无法见到孩子的。
小姨谢过了所长，由托儿所老师领着，来到孩子所在的教室外。
小姨一眼就认出了她的孩子——
那是一个十分漂亮可爱的男孩，他坐在一大群孩子当中，梳着偏分头，小嘴小鼻子圆鼓鼓的，眼睛分外明亮，显得虎虎有生气。老师走进教室去，要他起来，给小朋友们发苹果。他一本正经地站起来，走上前，把装苹果的小篮子挎在小胳膊上，挺着胸脯，非常认真地挨个儿给小朋友们发。他把红红的、大大的苹果都发给了小朋友，给自己留下了一个又青又小的。老师说，小朋友们，焦建国小朋友把又大又红的苹果给了我们，自己留下了最小的，大家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小朋友们都拍着巴掌，大声说，我们要向焦建国小朋友学习。所有的小朋友都站起来，一群花蝴蝶似的拥到他面前，要用自己手中的苹果和他的苹果换。他不干，挣红了脸，把那只小苹果藏在怀里，弓着胖乎乎的身子往后躲着。老师就招手，要大家坐下，老师弹着琴，大家一起唱着《歌唱二小放牛郎》：
牛儿还在山坡吃草，
放牛的却不知哪儿去了，
不是他贪玩耍丢了牛，
那放牛的孩子王二小。
……
秋风吹遍了每个村庄，
他把这动人的故事传扬，
每一个村庄都含着眼泪，
歌唱着二小放牛郎。
小姨站在教室外面，她流泪了。
小姨泪水涟涟，她情不自禁地把手伸出去，想抱住她的孩子。
小姨的手触在窗玻璃上，她整个人像是要跌下去似的。
一旁的老师见小姨的样子，连忙过来，把小姨拉走。
老师说，梅同志，你不能这样，你这样会把事情弄糟的。
小姨抽泣着回过头来朝教室的方向看，眼巴巴地说，那是……我的孩子……
老师说，我们知道那是你的孩子，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只能这样做，请你一定要理解我们的难处。
老师把小姨带到办公室，给小姨倒了一杯水，让她坐下。小姨流过泪，平静下来，知道自己太冲动了，就向所长道歉，希望所长原谅自己的行为。
所长摇了摇头，说，梅同志，你的心情我能够理解，但我不得不对你说，你应该正视现实。你和焦市长已经离婚了，孩子判给了焦市长，焦市长也成了家，孩子已经有了继母，按照组织纪律，你不该再来看孩子了。你再来看孩子，会给大家都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对孩子的成长也没有好处。
小姨坐在那里，埋着头不说话。她的样子十分麻木，她只是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想，那是我的孩子，那是我的孩子……
小姨再度去看孩子，就没有第一次那么好的运气了。
那一次，小姨刚到托儿所大门口，就看见一个年轻的女人领着孩子出来了。那个女人烫了头，穿一件灰色的束腰大翻领列宁装，人长得很漂亮，是那种得了势有些目空一切的漂亮。小姨没有见过焦柳的新妻子，但凭感觉，她知道那个年轻女人就是。小姨当时的心思全在孩子身上，她一夜没睡，一大早就从县里出发，赶到市里，她的挎包里还装着带给孩子的红苕干和竹蜻蜓呢。她看见孩子嘴里咬着一根棒棒糖，孩子要那个年轻女人抱，年轻女人不愿意抱，指了指停在马路对面的一辆吉姆牌小卧车，然后拽着孩子朝马路这边走来。
小姨忍不住喊道：建国！
孩子朝这边转过头来，那个年轻女人也朝这边转过头来，他们看见了小姨。
小姨朝孩子走过去。后来她开始跑。她跑近了，蹲下身子来。她一脸的向往，朝孩子伸出手臂去。
那个年轻女人是认识小姨的，但是她仍然把孩子往背后藏去，对小姨说，你是谁？你要干吗？
小姨没有留意年轻女人的问话，她的手臂继续张开着，伸向孩子。
年轻女人说，喂，问你呢。
小姨收回手臂，站起来，说，我是梅琴，是建国的母亲。
年轻女人的脸一下子就红了，她说，建国没有什么母亲，建国现在的母亲是我。
小姨认真地看了看那个年轻的女人，说，请问我该怎么称呼你？
年轻女人有些不情愿地说，我姓林，怎么啦？
小姨说，林同志，我带了工作证和转业军官证，我还可以请托儿所的老师替我证明，我真的是建国的母亲。
年轻女人说，那又怎么样？你就是带了国防部的证件，也不能这么粗鲁。
小姨说，我没有粗鲁，我只是想看一看建国，看一看我的儿子。也许我事先没有告诉你们，让你感到太突然，如果是这样，我向你表示歉意。
年轻女人从一开始的慌张转为生气了，说，歉意有什么用？歉意就够了吗？你事先就是没有打招呼嘛，你谁也没有请示，就这么闯来了，还说没有粗鲁，这不是粗鲁又是什么？就算你打了招呼，也不能看孩子，就算我相信你是谁，你也不能随随便便看他，你根本就不该到这个地方来，孩子的事不是早就说好了吗？他现在和你什么关系也没有了。
小姨的脸色开始发白，她扬了扬下颏，说，谁告诉你这个的？
年轻女人说，老焦，还有组织上，这是一开始就说好的。
不提这件事还好，一提这件事，小姨的火一冒三尺高。小姨盯着年轻女人说，如果有人告诉你这个，那只不过是他们强制性这样做的。孩子是我的孩子，他是我生下来的，他永远都是我的孩子，没有任何人可以把他和我分开。林同志，你也是个女人，你将来也会生孩子，你应该理解一个做母亲的，她不可能和她生下的孩子断绝什么关系，永远也不可能！
小姨说着，朝那个躲在年轻女人身后的孩子走去，伸出双手给孩子，示意他向她走过来。
孩子有些怯，看了看小姨，又看了看那个年轻女人。
年轻女人往后退了两步，拽住孩子的胳膊，再度把孩子藏到身后，并且用身体挡住小姨。
年轻女人的脸红一阵白一阵，她说，我不管你说什么，我只相信老焦和组织上给我说的那些话，我现在请你让开，让我们走，我还请你将来不要再来纠缠不休了，不要再来破坏我们安宁的生活了。
小姨如同挨了一闷棍，她的脸涨得通红，说，林同志，你说话要讲理，我并没有纠缠不休，我也从来没有破坏谁的安宁生活，我只是想看一看自己的孩子。
路上的行人纷纷停下脚步来朝这边看。托儿所里的老师听见外面的吵闹声，也跑了出来。
年轻女人一看见托儿所的所长，就颐指气使地对所长说，你赶快给我把她赶走，不要叫她在这里无理取闹，要是出了什么事，一切后果由你们托儿所负责！
托儿所的两个老师连忙上来拉小姨，她们把小姨拉到一旁。年轻女人拽着孩子气呼呼地朝停在路旁的那辆吉姆牌小卧车走去，他们很快钻进车里，车子冒出一股烟，开走了。
小姨气得发抖，站在那里，把手中的挎包捏得紧紧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所长先前一直没说话，这时走过来，先示意老师们都回到托儿所去，等老师们都走开之后，她对小姨说，梅同志，上一次我就给你说过这样的话，该说的话我已经说过了，现在闹出这样的事来，我们所里铁定是要挨批评的。我们所挨批评倒也无妨，总之我们是替大家服务的，挨批评也是为了大家好，问题是你这事，总得要有一个解决的办法，你最好是找焦市长谈一谈，找组织上谈一谈，能谈通，当然皆大欢喜，谈不通，你也趁早割了这份母子情，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所长说了这番话，看了小姨一眼，走了。小姨还在那里愣着，一旁有个老师出来送孩子，见小姨还站在那里，就走过来，悄悄告诉小姨，所长自己生了三个孩子，都是战争年代生下来的，因为当时局势险恶，孩子一生下来就送给人了，从此再也没找回来。所长每天忙着托儿所里的事，她把托儿所几百个孩子都当成她自己的孩子，她最不喜欢过的就是星期天，托儿所里空空荡荡的，没有一个孩子，她其实心里也苦着呢。
那天小姨终于没有见到孩子，她怎么去，还是怎么回来的。小姨回到县里，同宿舍的何同志也是去市里看孩子了，不在屋里。
小姨开了门，进了宿舍，在床头坐了下来，先呆呆地坐了一会儿，再把带给孩子的那些红苕干和那只竹蜻蜓从挎包里拿出来，放在床头，怔怔地看着，看一会儿，把那只竹蜻蜓拿起来，拿在手上，两只巴掌合拢了，翅膀朝上，试了几试，手心一捻，竹蜻蜓脱开她，飞到了空中。
风在那个时候进来了。风是日头西下时生的风，暖暖的，带着一股田野里潮湿的气味，它们十分敏感，没有眼，却知道这间小小的屋子里有一样东西在飞翔着。它们很快地涌过来，将竹蜻蜓簇拥住，摇晃着它向上飞去。
几天之后，小姨正在开会，传达室里通知有她的电话，要她去接。
电话是焦柳从市里打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