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77年，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当时王文京正在读初中三年级。在他模糊的记忆里，他在那时候变成了一个梦想家。“当时第一次听说，哎，中国恢复高考，可以考大学了，有的人可以成为大学生了，那个时候的梦想就是说以后做一个大学生最好。大学生在自己心里边就特别神秘，特别向往。”
两年后的9月，王文京来到南昌赶考。他本报的是西南政法学院，但未被录取，转而进入了江西财经学院（现在的江西财经大学）。
财富故事埋下创业种子
就读财经类院校，使王文京有机会接触各种各样的财富故事。“那时候中国已经改革开放了，虽然传记还不多，但是很多报纸、杂志会经常介绍一些国外企业家尤其是欧美和日本的故事。还有一些二三十年代中国实业家的一些故事。那时候印象就挺深的。”
“到了大学毕业工作几年之后，我读了一套书。这套书我还一直保存着。我现在记得还很清晰，那是介绍美国的十个企业家和日本的十个企业家的传记故事，一套共有20本，什么铁路大王、金融大王，还有像杜邦化工，日本的像三菱等等。现在有时候我也会想起里面介绍的很多故事。实际上中国改革开放我觉得跟19、20世纪当时美国、日本的情形有很多很相近的地方。”他说，“那时候我就梦想能够在某一个领域开创一个实业。如果这个实业对社会有所价值，就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一个企业，而且这个企业要变得有生命力。”
这些财富故事开启了王文京的创业梦想，在他大学毕业之后的多年里，他的这个梦想一直在持续地蛊惑着他，直到有一天他作出了人生中最重大的选择。
国务院机关辞职干个体
王文京的选择有点惊世骇俗，至少在那个年代和他生长的环境里是这样的。因为他放弃了国务院机关的工作，干起了个体户。
1983年，王文京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了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财政司。从一个小村庄到省城再到这个国家的首都，这巨大的人生裂变使王文京恍然若梦又兴奋不已。
王文京在这个岗位也干得不赖。他干了两件大事，一件是起草了中央国家机关行政会计制度，这个制度一直沿用到90年代，另一件是负责实施了中央国家机关行政会计电算化工作。作为一名“毛孩子”，他也得到了很多老家伙们终生都不曾得到的机会和荣誉——他当过先进工作者和新长征突击手，也在全局干部大会上作过先进事迹报告，还从全局上千名干部中脱颖而出接受过特别嘉奖——晋升一级工资，虽然仅增加6块钱。
这样的人生曾经让王文京感到满足和惬意，也曾让他对自己的未来产生过宏大的设想，但是他很快就感到了困惑和厌倦。展望未来，他的人生不是一望无际，而是一眼便看到了头儿。也许有一天他会成为一名政府高官，但最可能的未来是，他只是作为一名资深的财务工作者陷落在各种各样的数字当中。
经过无数个夜晚的思考，王文京最后决定叛离那种碌碌无为的庸常生活，他希望自己能够找到一个实现自己宏大梦想的机会，而不是整日被围困于琐碎零乱的数字当中。
1988年，王文京终于按捺不住了。他整日阅读的企业家传记终于彻底摧毁了他的忧虑，它们使他倾听到了自己内心的召唤——辞职、创业去。这一年王文京24岁。他既没有接受领导的诚恳挽留，也没有办理当时流行的停薪留职。他走出了国务院机关事务局的大院，甚至没有丝毫的留恋。
王文京的父亲不久之后出现在了北京。他觉得自己的儿子如果不是疯掉了，就是在单位里犯了什么错误。他不放心。他要来北京告诉自己的儿子，要珍惜干部身份和机关的“铁饭碗”。父亲所进行的判断，依据的是他的阅历和经验，然而他对这个变革时代的认识比儿子所经历的一点都不多，甚至更少。他所能做的只是依据自己的故事来告诉儿子，要谨慎，要更谨慎。
敢为天下先
父亲的忠告并没有让王文京胆怯，事实上，选择辞职，他并不是仅凭热情与梦想，而是选好了前进的道路。在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任职时，他就用计算机编写成一套财务软件，这套软件最后通过电子部的鉴定，在80多个部委、全国人大、政协机关应用。那时候他就发现，几乎每个单位都有对财务软件的需求。“在机关做的时候我就感觉到社会对财务软件其实有需求，但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专门的公司干这个事儿，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机会。那时候各个单位都自己开发，自己用，没有一个统一高效的软件，也没有专门的商业机构来做这个事儿。”王文京说。他决心自己做一个财务软件公司。
下海后，王文京在中关村海淀南路一个居委会那里租了一间9平方米的小平房，借了5万块，买了台电脑，注册了个体工商户“用友财务软件服务社”。财务背景、机关工作经验和大量的企业家传记的阅读使王文京知道，除非拥有明晰的产权，否则未来将会麻烦不断。而在当时的中关村，各种各样的公司形态错综在一起，既有联想那样“戴红帽子”的，也有四通那样的集体企业，产权最明晰的则属个体私有。尽管个体工商户得不到更多的政策优惠，然而王文京想到未来，还是将自己变成了个体户。
和大多数的中关村创业者一样，王文京白天带着名片骑着自行车外出“拉活儿”，晚上回屋编程“做产品”，单身的他干脆睡在办公室里，用友的历史便这样开始。
王文京正在经历他人生中最曲折的一段，他一边编程序，一边学习如何做老板。对于这个年轻的小书生来说，与其说这是一种挑战，不如说是一种考验。从那时候开始，他就必须面对属于自己的现实——如何从一名工程师转型为企业家。
第一年，王文京有了8万元的进账，第一次获得7000元大单的那天，王文京开心了好几天，那段时期虽然艰辛，但那却是王文京最快乐的日子。由于“起得早”，1988年到1991年，用友软件便确立了中国财务软件市场的霸主地位。用友在1990年3月转制为有限责任公司，一个月后用友财务软件通过了财政部评审。“能不能通过财政部评审，我们自己都没有把握，因为，我们当时还是一个不起眼的民营企业。财政部在这方面的政策水平非常高，要不然也不会有用友的今天。”
24岁那年王文京曾雄心勃勃地计划10年之内将营业额做到3000万人民币。那时候他觉得未来很漫长，3000万很遥远。可是10年之后，1998年，34岁的王文京发现，用友的营业额已经达到了1.8亿。2001年5月18日。用友软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作为当时中国第一家核准制新要求下发行的新股，用友软件创造了包括发行价、开盘价和收盘价在内的一系列纪录。它的控制者王文京因为间接持有用友软件5520万法人股，那天的身家超过了50亿元人民币。那天，他变成了一个神话人物，也成为中关村新精神的诠释者。
（刘勇）
中国计算机工业旗手柳传志
让联想龙腾四海
在中国，谈IT业不能不谈联想，联想控股已成为国人心中的民族品牌；谈联想又不能不谈柳传志，柳传志是联想的创始人，也是中国IT企业的一种符号。从1984年开始，柳传志带领着联想，从仅有10名员工、20万元注册资金的小公司发展到如今拥有员工3万多名、总资产651亿元的国际大企业。柳传志创造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商业神话，也谱写了一部伟大的民族英雄的创业史诗。
不甘憋屈：40岁进军IT业
柳传志1944年出生于江苏省镇江市，1961年考入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前身）。大学毕业后正赶上“文化大革命”，他在广东珠海白藤农场劳动锻炼了一年半后分到了科学院计算所工作。那时候的研究所“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大家没心思搞科研。直到1978年，计算所办了一个半脱产班，柳传志感觉春天真是要来了，他拼命地补习英语，心中涌动着成就一番事业的强烈愿望。
1978年以后，柳传志参加了三个科研成果的设计，都得过奖，但是最后的结果让他感到有点迷茫：做完以后怎么样？这个成果做完放在一边，写论文、评职称，到此而已，这个东西没变成生产力，对社会到底有什么用？柳传志在这些问题上不得其解，他意识到研究所固有的那一套研究路数不可能给他满意的答案。
正当他感到分外“憋屈”的时候，契机出现了：1984年，中央决定“向外国投资者开放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批准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宣布把改革由农村推向城市，由此，引发了一次全国范围内的自主创业海啸，许多胆识过人的“闯将”开始“下海”弄潮。不甘憋屈的柳传志毅然放弃“金饭碗”，下海了。
他和10个同事一起，在中科院一间仅有12平米的传达室里办起了“公司”——北京计算机新技术发展公司，即联想的前身，挂靠在中科院计算所名下。
善于借力：让联想插上腾飞的翅膀
创业之初，相对于当时中关村最知名的公司信通、四通、京海、科海而言，柳传志没有任何技术和资金优势，但他凭借着关键的两步“快棋”让公司风生水起，显露出他“善借于物”的锐利锋芒。
他的第一步棋，就是一反常态积极强化公司与计算所之间若即若离的“血缘关系”，不仅解决了资金来源问题，而且和当时的IBM搭上了线，成为其在中国的主要代理公司，在最初几年的时间内确保了公司最重要的利润来源。第二步棋，1985年他说服了中科院著名的计算机专家倪光南加盟公司并担任总工程师，不仅解决了技术带头人的问题，而且拿到了倪光南的研究成果“联想式汉字系统”。这让当时同样瞄上了倪光南的信通公司懊恼不已。
与其他汉卡技术相比，“联想式汉字系统”把两字词组的重复率降低50%，三字词组降低98%，四字以上的词组几乎没有重复，这对于计算机的汉字输入技术来说，无疑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联想I型汉卡当年就销售了300万元，“联想”也由此成了公司的新名称。
锐意创新：纵横IT行业的最大依仗
一开始，柳传志就认识到，仅靠销售“联想汉卡”和做电脑销售代理的联想是没有出路的，唯一的出路便是自己“造电脑”。而当时生产计算机需要电子工业部发放生产许可证。浪潮、长城等公司都有许可证，中科院却没有，联想自然也没有。这时，柳传志选择了一条“拐大弯”的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