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七：第一个建议后来怎么样了？
答：关于证券的那个建议太糟糕了，法郎的投资使我父亲失去了一大笔钱。
有一位胆大心细的来自斯图加特的德国投机商，福利兹·曼海姆博士，是当时欧洲最大的银行家，他是阿姆斯特丹的门德尔松家族公司的总经理，也是老牌的柏林门德尔松贵族公司的合作伙伴。他曾经受通货膨胀投机大王卡米罗·卡斯提罗尼之约去维也纳赴一个盛大的宴会，这位通货膨胀投机大王曾经在维也纳的通货膨胀之中赚了上亿先令；通货膨胀投机大王卡米罗·卡斯提罗尼现在有个顽固的观点：法国法郎就像现在的匈牙利君主立宪制的货币一样肯定要跌入低谷。福利兹·曼海姆向人游说他的观点，他同维也纳和阿姆斯特丹的几位银行家和投机商人一起组建了一个辛迪加——企业联合组织，为的是凭借着他的专业报刊向法国法郎展开攻势，并最终在所有的金融市场上将其彻底打垮。
向某一种货币大举进攻，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尽可能地弄到这种货币的大额贷款，然后抛向世界所有主要的金融市场，比如伦敦、苏黎世、阿姆斯特丹，再在报纸之类的媒体（还包括口耳相传的方式）上大吹大擂，大造声势；然后，这个货币慢慢得就会走向低谷，低落的情绪在大众之中的悲观主义者那里悄悄蔓延，这样的蔓延越发的使那种货币走向低谷，恶性循环的锁链越来越紧，有些人就会把手里的法郎存款抛出去，那些债务人就可以趁机大量收购，从中牟取暴利。事实就是这样的，人们也可以说这是一个策略，就像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卡特政府在对美元的控制上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无能为力的状态一样（有关历史事件，请参阅海南出版社出版的《美元的命运》，2000年3月第一版）。卡米罗·卡斯提罗尼和福利兹．曼海姆博士这两驾马车获得了绝对的胜利，伴随着欧洲所有投机商们的抛售，法国法郎的行情越来越低，卡米罗·卡斯提罗尼也就变得越来越富有；当然也该对这些当时成功的投机商们说点好话，这个卡米罗·卡斯提罗尼也为当时的文化事业做了很多贡献，比如说他一直资助当时的一个大剧院和一位来自莫扎特的出生地萨尔茨堡的戏剧表演家——格林德。
法郎的行情每况愈下，法国政府也对自己的货币失去了信心，无能为力；国家和货币一起都走向了底谷。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笼罩在法国的氛围，一切都恍如昨日。
1926年，左派联盟在爱德窝得海利特的率领下，取得了全面的胜利；他是一位亲德的政治家，里昂市的市长，同时也是音乐和贝多芬的研究者。他的财政部长安那·托罗是一位杰出的智者（我随后和他私交甚密）曾经在议会做了一个演讲，一开始就说：“我的先生们，钱柜已经空了……”
整个议会震惊了，全法国震惊了！法郎再一次跌到了一个新的低点，法国政府的士气也跌到了新的底点，法国人上街游行，仇视外国人的势力日渐抬头，就像一首老歌里唱的：“外国人来了，吃光了我们的面包……”有人向外国人坐的游车扔石头，正在上演外国电影的影院也遭到了袭击。恐慌尚在，法郎却已经死去了！
局势突然有了转机，外汇经营商们应该都注意到了这一突如其来的新形式。消息来自爱丽舍宫：里孟德·普恩加来接任了总理，同时将兼任财政部长。
普恩加来在法国人心目中就是正直与善良的楷模；他又是坚定的爱国者。他的上任使证券市场每分每秒都在急剧变化着。他是在这个时机里挽救法国的不可多得的人才，他是个纯粹的法学家，品行高尚，生活俭朴自律，内心执着坚定，行为果断勇敢。世界大战期间他是共和国的总统，狂热的反德主义者。更重要的是，他很快得到了纽约银行的大力支持：两亿美元的长期贷款。
一切都像是受了魔杖的驱使。那些专门在行情下跌时做卖空投机的人陷入了另一个恐慌中，他们急于购入法郎，他们只能这样做，因为在追着抛售时，他们已经伤痕累累，现在他们要挽回经济损失。我的一个朋友经营着一个陶瓷厂，为此损失了上百万，因为这个厂刚刚贷了一笔款，就赶上了这场金融动荡。法郎一路攀升，越走越高。在证券交易中，人们根本不能根据他人的交易委托来判断国外的交易行情。现在只能做交易委托，因为全欧洲所有的大小投机商们贷款买的都是法郎有价证券。现在，每个人都想脱手。几千个投机商破产了，甚至几家大型法国公司也落入重围，因为他们贷了上百万法郎。法国法郎在一年内增长了100％，法国中央银行甚至不得不借助外汇手段巧妙地把兑换率控制在较“低”点。记忆中，在法国金融史上，称这一段插曲为“法国法郎的窃笑”。整个维也纳，半个布拉格和布达佩斯以及阿姆斯特丹都垮了。
我父亲采纳了亚历山大的第二个建议：送我到巴黎，从师于亚历山大，学习金融。我似乎从天而降，一下子到了巴黎。我不知道，今天的人们能否想象，我，一个来自于经济衰退、通货膨胀、尚未摆脱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阴影的贫穷落后的布达佩斯的年轻人，来到了巴黎，面对我的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