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
1929年资本主义国家先后爆发了经济危机。日本统治集团为了摆脱经济困境，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加紧了侵略中国的准备。其实，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的侵略是蓄谋已久，很早就利用同清朝政府订立的不平等条约，把中国东北的南部地区强行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在那里设立殖民机构，如关东都督府、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关东军等，对东北进行全面的政治、军事控制和经济掠夺。1931年，日本又多方制造事端，寻衅滋事。在形势如此危急的情况下，国民党政府忙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和军阀混战，更忙于调集军队“围剿”工农红军，陆续抽调东北军入关，东北边防日渐空虚。1931年9月18日夜关东军以“柳条湖”事件为借口，突然袭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挑起了“九一八”事变。北大营的指挥部内气氛紧张。
赵镇蕃请示荣臻的结果，出乎赵镇蕃意外的是不许抵抗，不得与日本人发生冲突。但是，没有一位团长执行他的命令，大家都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去呀！这是命令！”赵镇蕃瞪着几位团长，几位团长也使劲地瞪着他，大家都默不作声，屋内的空气也仿佛像他们的心情一样憋闷。赵镇蕃断然地挥起手臂：“准备迎击敌人！”“是！”团长们异口同声地响亮回答，然后齐刷刷地跑出屋去。不一会儿，旅部及第621团附近的林荫路上响起了自卫还击的枪声，赵镇蕃率领旅部和两个团与日军交上了火。这反击的枪声犹如一针强心剂，令营房其他各地的士兵们抖擞起精神，大家摩拳擦掌，准备给日军以迎头痛击。但是，荣臻再次下达命令：“不准抵抗！”士兵们不敢贸然违抗命令，只好原地待命，眼睁睁地看着战友与日军奋战。由于日军火力很猛，自卫军又孤立无援，长此坚守下去，部队伤亡太大。
凌晨两点多钟，赵镇蕃下令向东山嘴子撤退。赵镇蕃一边率领士兵与日军展开激烈的巷战，一边指挥部队突围。士兵们一边突围，一边回身依依不舍地望着枪声大作、火光冲天的北大营。在进攻北大营的同时，日军也开始有预谋地分三路进攻沈阳。一夜之间，宪兵总司令部、电话局、有线电局、无线电台、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省政府、东三省官银号、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各种军政机关、学校、工厂相继被占。日军侵占沈阳后，开始对中国人民进行残酷迫害，同时，大肆掠夺财产。据不完全统计，仅官方财产的损失，就在17亿以上。尤为严重的是枪支弹药、军械器材和飞机大炮的损失，飞机约损失262架，迫击炮损失约3091门，战车约26辆，步枪和手枪1108206支，机关枪5864挺。此后，在短短的六七天时间里，日军又接连侵占了安东、海城、营口、辽阳、鞍山、铁岭、本溪、抚顺、四平、长春、吉林等20多座城市及其周围广大地区，并完全或部分控制了12条铁路线，完成了“九一八”事变军事进攻的第一阶段。1932年1月1日，日本侵略军从三面向锦州发动总攻，3日占领锦州。到1932年2月5日占领哈尔滨为止，日军只用了四个多月的时间就侵占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九一八”事变后，中国100多万平方千米的锦绣河山和无尽的宝藏，都被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断送得干干净净。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3000万东北人民过着亡国奴的生活，时间长达14年之久。“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将制止日本侵略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英、美的出面干涉上，幻想依赖国际联盟强迫日本撤兵，要求“国人镇静忍耐，信赖国际联盟公理处断”。英、美虽对日本出兵东北表示了不满，但他们都不愿做出实质性的牺牲。中国及英、美采取的绥靖政策，让日本更加放心大胆地将魔爪伸向中国大地。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侵略及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国各界群众和海内外同胞的极大愤慨，抗日怒潮迅速在各地掀起。1931年9月22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这日起，全国抗日声浪沸腾。国民党鄂、滇、晋、冀、平省市党部及海外许多支部致电国民党中央，请立即进行全国动员，与日决战。北京、南京、上海、南昌、宁波等地举行了数十万人的游行示威，高呼“打倒不抵抗主义”等口号。与此同时，工界、农界、商界、海外侨胞都一致奋起，投身到抗日救亡的热潮中去。在全国抗日反蒋浪潮的冲击下，蒋介石国民党遭到了应有的谴责，蒋介石被迫于12月15日宣告下野。
知识加油站
“柳条湖”事件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关东军岛本大队的河本中尉以巡视铁路为名，率领部下向沈阳北郊柳条湖方向走去。当时沈阳城北驻扎着中国驻军营地——北大营，这晚因王以哲旅长回家休息，参谋长赵镇蕃负责北大营的防卫。河本一边从侧面观察驻有中国军队的北大营的兵营，一边选了个离兵约800米往南去的地点。在这里，河本亲自把炸药安放在铁轨下，并点了火。这段铁轨被炸毁，日本关东军却诬蔑中国军队破坏铁路。这一事件就是“柳条湖”事件。
四次反“围剿”
红军和农村根据地的迅速发展壮大，使国民党反动派陷入极度的恐慌之中。从1930年秋至1933年，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及其他革命根据地，先后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反革命“围剿”。英勇的工农红军在当地人民的全力支持下，开展了四次反“围剿”斗争，给蒋介石为首的反动政府以重创。1930年11月，蒋介石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他调集8个师约10万兵力，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略，妄图消灭中央根据地的红军。毛泽东根据敌我力量的对比和红军对敌斗争的经验，提出了“撒开两手，诱敌深入，待机破敌”的作战方针，确定了“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战略，率领红军主力东渡赣江，向南转移，在根据地中部伺机歼敌。这次初战告捷，第十八师9000余人全部被歼，张辉瓒被活捉，吓得各路敌军纷纷撤退，红军乘胜追击。在短短的5天时间里，红军连续打了两个大胜仗，歼敌一个半师，共13800人，缴枪万余支，获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1931年4月，蒋介石再次纠集20万杂牌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并疯狂地叫嚣，要“在三个月内消灭红军”。蒋介石认为，第一次“围剿”的失败，是兵力不足，包围不严，部队又急进。这次提出“稳扎稳打，步步为营，齐头并进，紧缩包围”的作战方针，并对根据地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毛泽东在全面分析了敌军的具体情况后提出，先打富田地区的第五路军。因为第五路军虽然人数众多，但士兵来自北方，不习惯爬山，加之惧怕红军，所以，军心不稳。将这支部队吃掉以后，红军再由西向东横扫。1931年4月23日，红军主力集结于东固。东固正处于三面敌军包围的“牛角”之中，环境险恶。但红军在老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掩护下，建立起一道“铜墙铁壁”。在苦苦等待了25天之后，敌人终于按捺不住，行动起来。隐蔽在白云山的红三军向敌人发起袭击。当即，敌人吓得魂飞魄散。至下午3时左右，战斗结束，红军共缴枪5000多支，迫击炮30多门。
首战告捷后，红军又趁胜出击。从5月16日到30日，15天中，红军从赣江边上的富田、固陂圩打起，由西向东横扫，走了700里路，五战五捷，一直打到福建的建宁，酣畅淋漓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反革命“围剿”的连连失利，使蒋介石恼羞成怒。仅距第二次“围剿”失败不到一个月，蒋介石就再次集结30万人马，并亲任“剿匪”军总司令，向根据地发起第三次“围剿”。此次“围剿”，蒋介石改采取集中兵力，“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快速突进的方针。敌军不仅来势迅猛，而且敌我力量悬殊。刚刚打退了敌人第二次“围剿”的红军，还没有来得及休整，就要投入新的战斗。毛泽东、朱德根据敌人急于找红军主力决战的情况，毅然决定：红军千里回师，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乘退追歼”的方针和红军牵着敌人的鼻子盘旋式打圈子的打法，击破敌人新的围攻。
1931年7月，红军冒着南方的酷暑炎热，仅仅10天时间，就靠双腿从福建的建宁，绕道千里走回赣南根据地的兴国。并与由湘赣苏区转来的红七军及红二十军第一七五团会合。一开始，红军准备进攻富田的敌军，但情况有变。红军改向莲塘一带突破。夜里，红军神速潜行，秘密地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然后，像一把钢刀，直插敌后。引得敌人草木皆兵，疲于奔命。红军6天之内三战三捷，胜利地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任务。随后，红军再次派出一支2000多人组成的“二足高度机动部队”，佯装红军主力，虚张声势，声东击西，带着敌军在崇山峻岭中来回转圈子，将不擅于爬山吃苦的敌军害得苦不堪言。当他们发现自己上当时，已经没有力气追赶红军主力了。而红军主力早已严阵以待，80天内歼敌17个团，毙伤和俘敌3万多人，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1933年1月29日，蒋介石发动第四次“围剿”之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入侵中国之际。但是，蒋介石以“攘外必先安内”为由，任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躏中华大地，并鼓吹“这回围剿的成败，是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此时若不能立即肃清，中国唯有灭亡而已”，调动30万军队，向根据地猛扑而来。由于王明在我党、我军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撤销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并对坚持正确路线的邓小平、罗明等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致使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受挫。
先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反“围剿”失败，然后是湘鄂西红军被迫转移。蒋介石为此得意洋洋，集结50万人马，分三路纵队，气势汹汹地向中央革命根据地扑来。他们上有飞机保驾护航，下有大炮鸣锣开道，准备一举将红军“歼灭”于建宁地区。中央红军在周恩来和朱德的领导下，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先将敌人吸引到南丰一带，然后，再日夜兼程西进到东韶。敌人果然上当，孤军深入宜黄地区。2月26日，国民党进入黄陂红军伏击圈。红军出其不意，集中优势兵力发动攻击，经过28日和3月1日两次激战，歼敌五十二师和五十九师，俘敌两师师长，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兵团伏击歼敌的范例。3月21日，红军在草台岗、东陂地区又歼敌近一个师。黄陂、草台岗两战共歼近三个师，俘敌1万余人，缴枪1万余支。从而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这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根据地已经地跨湘赣闽粤四省，人口约有300万，红一方面军发展到10万人左右。
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是中国革命史上举世无双的伟大壮举。半个世纪以前，战斗在长江南北各根据地的主力红军部队，为了挽救革命的危机实行了战略大转移。红军战士靠自己的双腿，历时一年多，途经十多个省，长驱二万五千里，战胜了国民党军从地上到空中的围追堵截，在中国的西北部胜利会师，从此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安到了陕北根据地。长征开始于1934年10月。当时，中国共产党已经在南方建立了中央、鄂豫皖、湘鄂赣等许多块革命根据地。国民党蒋介石把这些根据地看做眼中钉，连续发动“围剿”。中央红军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四次“围剿”。可是由于当时控制党中央的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中央红军被迫于1934年10月仓促撤出包括福建西部和江西南部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向湘江以西转移，踏上了长征的途程。在这前后，其他革命根据地的红军也进行了战略转移：湘赣根据地的红军第六军团于1934年8月离开根据地西进，于10月到达贵州东北部，与红军第二军团会合，后来组成红军第二方面军继续西进。坚持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第二十五军于1934年9月向陕南转移。早于1932年10月离开鄂豫皖根据地转移到陕南、川北的红军第四方面军，也于1935年3月退出川陕根据地，加入了长征的行列。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首先突破了蒋介石的四道封锁线，进到了湘江以西地区。但是由于指挥错误，部队由8万人锐减到了3万多人，陷于危急关头。
当时受排挤的毛泽东提出了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的英明决策，原来准备北上的中央红军，突然挥戈西南，强渡乌江，占领了遵义城。在这里举行了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停止了秦邦宪、李德对红军的领导，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了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新的领导。此后，在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下，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历尽千难万险，于1935年10月19日胜利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吴起镇。一年以后的1936年10月22日，经过长途转战的红军第二方面军、第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宣告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结束。长征胜利结束之后，中国革命展开了一个新局面。中国共产党以陕北为大本营，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