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花岗起义
1910年11月，孙中山在马来半岛槟榔屿召开会议，同黄兴等人商定在广州举行起义的计划。1911年初，他们在香港建立了统筹部，由黄兴、赵声分别担任正副部长，负责广州起义的领导工作。孙中山亲自到欧美各国华侨中募集起义经费，购买武器。黄兴组织了一支800人的敢死队，作为起义的中坚力量，并在广州设立了近40处秘密机关。起义的日子原定于4月13日。4月8日，同盟会会员温生才暗杀了广州将军孚琦，清政府在广州戒严，并到处搜捕革命党人。起义日期被迫推迟。敢死队员事先写好了绝命书，纷纷表示愿为革命牺牲。林觉民在给妻子的诀别书中写道，决心“以天下人为念”，“为天下人谋永福，甘愿牺牲生命和家庭幸福。”4月27日下午5时30分，黄兴在广州小东营起义指挥部召集队伍，做好起义部署，然后率敢死队130余人直扑两广总督衙门。总督张鸣岐闻风而逃，起义军放火焚烧了总督衙门。
敢死队冲出后，和清军大队人马相遇，展开了激烈的战斗。黄兴右手负伤断了两指，仍旧坚持指挥战斗，用左手打枪。喻培伦胸前挂着满满一筐炸弹，边冲锋，边投弹，所向披靡。许多革命党人在激战中壮烈牺牲。经过一昼夜的战斗，起义队伍伤亡惨重，被迫退出战斗，起义失败。在这次起义中，革命党人共牺牲100多人，广州人民收敛到烈士尸骸72具，合葬在广州黄花岗，称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因此，这次起义被称为黄花岗起义。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在黄花岗烈士陵园上题写了“浩气长存”四个大字。这次起义震动了全国，不久就爆发了武昌起义。
武昌起义
以四川为中心的“保路运动”爆发后，清朝政府调集半数以上驻武汉的新军入川镇压。大批新军向四川开拔，给武汉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提供了大好时机。地处长江中游的武汉，是中国中部重要的交通枢纽，被称作“九省通衢”。除此之外，还是当时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商埠。所以，武汉自然成了反动统治的心腹要地。同盟会成立后，武汉也被革命党人所看好，不久就成了革命力量最集中的中心点之一。革命党人在这里做了长期深入的工作，在湖北新军里培养了大批骨干；当地的群众也在革命党人的宣传鼓动下，积极倾向革命。武汉地区的革命运动便有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和良好的条件。武汉地区有两个革命团体，一个叫共进会，一个叫文学社，都和同盟会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们看到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便于8月间组成湖北革命军总指挥部，推定文学社负责人蒋翊武为总司令，共进会负责人孙武为参谋长，刘尧征、彭楚藩等为军事筹备员，负责组织起义。经过商议，1911年定于10月11日放火为号发动起义。
起义的日子一天天逼近，大家都投入积极的准备中，不料在起义前夕，接连发生了两起自我暴露的事件，新军中的革命党人有不少被杀害，革命党人这时除了提前发动起义，别无选择。一件事是新军炮队的革命党人孟发臣等人和营长杨齐风发生冲突，杨齐风用军棍打了孟发臣等人，士兵们看到官长这样横蛮专制，按捺不住怒火，拖出几门大炮就向军官宿舍轰击。谁知射出的全是演习用的假弹。他们又急忙去取真弹时，被赶来的部队镇压。湖广总督瑞征虽然没有利用这事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却因此布置了防务措施，加强了防备。
第二件事发生在10月9日上午。一部分革命党在参谋长孙武带领下，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配制炸药。不料有人吸烟，火星落在炸药桶里，顿时引起爆炸。孙武受伤，被人送进医院。巨大的爆炸声引来了俄国巡捕，他们把革命党人准备起义用的文告、旗帜、印信、钞票和宣传品全部抄走，并抓住了刘同等人，接着他们就把这些战利品交给了瑞征。刘同当时只有十四五岁，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把他所知道的革命党的秘密机关和重要人物全部供了出来。瑞征马上下令包围了武昌小朝街的起义指挥部，抓住了一批革命党人。总指挥蒋翊武侥幸逃脱。起义计划被彻底打乱。当天午夜过后，瑞征下令将捉到的革命党人全部杀害。接着关闭城门，全城戒严，并严格管束新军各团各营的人员，不许他们外出，不许往来，按照名单严密搜捕新军中的革命党人。晚7时左右，驻武昌城内黄土坡的第八镇所属工程第八营的士兵金兆龙在兵营里擦枪，排长陶启胜就问：“你们要干什么？”金兆龙回答：“以防不测！”陶启胜大声说：“你们想造反吗？”金兆龙急不择言：“造反就造反，你能把老子怎的！”陶启胜上来就要扭住金兆龙，金兆龙抬手就给了他一枪。
受了轻伤的陶启胜转身便往门外跑，迎面碰上班长熊秉坤。熊秉坤知道陶启胜这一去定会惹来麻烦，也抬手就向他开了一枪。全营革命党人听到枪声，大喊：“反吧！”顿时大家行动起来，枪声大作。金兆龙、熊秉坤的第一枪揭开了武昌起义的序幕。起义发动之后，熊秉坤等率众直奔楚望台军械局。把守军械局的工程营士兵顿时纷纷加入起义队伍，起义士兵的战斗力和信心越发得到加强。驻守军械局的工程营左队队官吴兆麟，曾经参加过革命团体日知会，所以立即被推为临时总指挥，吴兆麟立即带领队伍进攻总督衙门。这时各团营新军革命士兵听到枪炮声和工程第八营起义的消息后，也都纷纷起义。起义队伍声势更加浩大。经过一夜战斗，到11日拂晓，武昌就被革命军全部占领了。11日晚和12日早，汉口和汉阳新军也发动了起义。武汉三镇全部为革命军所占领。武昌起义成功得这么快，是大家所没想到的。这时候，孙中山远在美国，黄兴还在香港，而当时策划起义的共进会和文学社，因为起义前的事件，领导人有的牺牲，有的藏匿，因此，起义成功后，该由谁出面组织政府？经过激战的革命士兵，聚集在武昌湖北谘议局开会。他们四处找人，找来了立宪派、地方绅士，和一些没来得及逃走的官吏，要他们参加推举都督，成立革命政府。革命党人对朋友和敌人的观念还十分模糊。
起义的士兵还认为，当都督的总应该是有“声望”的人，有人提议熊秉坤和吴兆麟当都督。而起义发起者熊秉坤和临时总指挥吴兆麟一个是班长，一个是连长。他们自己也觉得自己缺乏威望和指挥经验，难以控制今后的局势。会场上的立宪派有人看准了势头，便提议让原清军协统（旅长）黎元洪当都督。黎元洪是湖北黄陂人，曾在北洋海军里任职。起义的当天晚上，他坐镇军营，曾亲手杀死过一名响应起义的士兵，后来革命党人派来的联络人员，也被他枪杀了。人们找到他让他出面主持军政府，担任都督。他怎么也不肯，后来，在革命党人的枪口逼迫下，他才无奈就任。这时，立宪派头子、湖北谘议局局长汤化龙，也被推举担任了民政总长。黎总洪被迫上台后，终日一言不发，也不肯剪去辫子。革命党人无可奈何，把他监视起来，另外组织了一个“谋略处”处理重要军事问题。并以黎元洪的名义，通电全国。湖北军政府成立后，宣布把国号改作“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的主权属于人民，表示支持和同情各地人民群众的斗争，号召各地人民响应起义，推翻清朝的统治。军政府又陆续发布文告，宣布人民享有民主、自由、平等的权利；宣布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废除当年和往年所欠的田赋。军政府的革命政策，得到了群众的拥护，激起了他们革命的热情，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纷纷报名参军。
接着又在与清军的一次交战中打了一个大胜仗，攻占了清军的阵地。革命形势越来越好，当了几天木头人的黎元洪也活跃起来，积极把持政权。一些投机分子看到起义成功，也都自称“拥护共和”钻进革命队伍中，控制形势的发展，而且势力越来越大。起义虽然成功，却隐藏着巨大的危险。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国。湖南、陕西、山西、江西、上海等10多个省市一个接一个发动起义，成立军政府，宣布独立。清王朝在各地的统治迅速瓦解。因为1911年是旧历辛亥年，所以这次革命被称为辛亥革命。
中华民国诞生
武昌起义后，全国出现了资产阶级革命高潮，新的斗争形势迫切要求有一个全国统一的领导中心，于是，建立中央临时政府的议题提到日程上来。中央政权如何建立，革命派、原立宪派和旧官僚等各种政治势力，都在积极策划力图控制国家大权，使得组建中央政权的斗争更为复杂起来。武昌起义成功，最先建立共和地方政权，成为众人瞩目之地。武汉虽在北洋军进攻下失去汉口、汉阳二镇，黎元洪与亲信势力仍想利用着起义之名号令各省，执掌全国新生政权之牛耳。11月9日，黎元洪发出通电，请已经宣布独立各省速派代表到武昌议商组织临时中央政府，得到一些省的响应。11月11日，汤寿潜、程德全联合陈其美通电独立各省，提出在上海召开“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后来，武昌方面一再坚持，各省代表遂陆续抵达武汉。自11月30日始，会议在汉口英租界内连日举行。
独立各省代表的成分不一，比较复杂。与会期间，北洋军的炮火猛击武昌，给革命派施加压力，英国驻汉口领事也以中立者身份为袁世凯传情达意，代表会议乃通过两项议案：一是初步订立《临时政府组织法大纲》，另一是如果袁世凯反对清朝，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筹组民国政府的活动，从一开始就让立宪派和旧势力抢占了上风。12月2日，江浙联军攻克南京，上海方面的代表们决议以南京为中央临时政府所在地，武汉方面已无力抗衡，会议迁往南京继续举行。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在成立中央政府选举临时大总统问题上，受到代表清政府的北方势力的牵掣，又在推举正、副大元帅问题上发生纷争，临时政府仍处于难产状态。25日，孙中山自海外返抵上海，他为革命奔走海内外十几载，以其才识胆略和顽强的奋斗精神，在革命党人和国民中享有崇高威望。他的到来，革命派的气势为之一振。南方各派转而推公认的革命领袖孙中山组织临时政府。29日，17省代表开会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为保全前不久代表会议虚位以待袁世凯的承诺，孙中山致电袁世凯，表示本人“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这一年定为民国元年。3日，代表会议续选黎元洪为副总统，通过了由孙中山、黄兴提出的9名国务员名单。其中陆军总长黄兴、外交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蔡元培，皆是老同盟会员；交通总长汤寿潜、实业总长张謇是原立宪派的头面人物；司法总长伍廷芳曾任清政府官职，但他是开明人物，又被推为南方谈判代表；内政总长程德全是颇有影响的“和平独立”代表人物；财政总长陈锦涛在清政府中任过要职，海军总长黄钟英组织过海军舰长起义。可以看出，国务员人选的确定，是孙中山等人同原立宪派和旧官僚反复磋商分配权力的结果。孙中山、黄兴让出实业、交通、内政等席位，用意是借重立宪和旧派官僚的经济力量与社会影响，达成各派联合的局面。接着，孙中山以“部长取名，次长取实”的办法，在直接任命各部次长、局长和总统府秘书长时，全派革命党人充任，实际主持各部政务。
1月28日，立法机关临时参议院成立，43名参议员中，同盟会员33人，原立宪派分子8人，其他2名。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在筹组临时政府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南京临时政府内革命党人居于主导地位，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权。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封建帝制的覆亡，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的诞生。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就职宣言中庄严申明，他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要实行新的建国宗旨，即“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普利民生，以达革命之宗旨，完国民之志愿”。要将专制横行的封建的中国改造为资产阶级共和国，为人民谋福祉。他还宣布临时政府的施政方针，对内要实行民族、领土、军政、内政、财政统一；对外要将“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与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要建立和平、民主、富强的民族国家。孙中山还阐述了坚持民族团结与祖国统一的思想，强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日民族统一”，指出现在各省响应武昌起义的“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
对于团结全国各民族，共同抵制帝国主义肢解中国边疆的阴谋，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具有重要意义。孙中山的建国政治方针，与同盟会政治纲领和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一以贯之。临时政府成立后，颁布各项政策法令，除旧布新，推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保障资本主义的生产生活走上正常轨道。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保障人民的合法权利和平等地位。诸如禁止买卖人口、蓄奴，停止刑讯；保护华侨；给予女子参政的权利等；移风易俗，在全社会树立民主新风气。孙中山自称“公仆”，实行不分官阶的低薪供给制。废止一切跪拜礼节，改行鞠躬礼；保护工商业，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实行鼓励兴办洋业的措施；奖励华侨在国内投资；提倡兴办垦殖业；废除清政府的一些苛捐杂税等。改革文化教育，实行资产阶级教育制度；提倡“自由平等友爱为纲”的公民道德，废除封建的忠君教育；改旧学堂为学校，教科书务必符合民国宗旨。
中华民国建国之初颁布的这些政策和法令，虽然只有一部分得到贯彻执行，但都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原则和利益，反映出资产阶级政权的民主性和革命宗旨。然而，临时政府也幻想帝国主义支持和帮助中国革命，没有出台保护农民利益的措施，独立各省地方政权，大多数为立宪派所控制，这就难免留下后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