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抗战前夕的毛泽东
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同时，还是诗人，书法家。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毛泽东加入湖南起义的新军，1920年发起组织新民学会和俄罗斯研究会，极积宣传马克思主义。同年在湖南创建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和湖南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领导长沙、安源等地工人运动。
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1923年6月，毛泽东出席中共三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1924年参与中共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活动。在国民党一大、二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任宣传部代理部长。1926年主办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11月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中会书记。1927年到武汉任全国农地协会总干事，主持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在此先后发表《中国社会各级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依靠农民同盟进行革命的主张，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萌芽。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在此次会议上，他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到湘赣边发动和领导秋收起义，建立工农革命军第1师，后率部上井冈山，建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1928年4月，毛泽东率部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会师后，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任党代表。5月，在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特委书记，后任中共第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6月，在中共六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在此期间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认真总结经验，先后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创造性地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思想，开避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
从1930年12月到1933年2月，同朱德领导红一方面军先后粉碎了国民党的四次大规模军事“围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不得不退出苏区，开始长征。1935年1月，在长征中，在贵州遵义召开了中共中央改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又于1935年12月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1937年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2.全民族抗战的爆发
1937年7月7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第二天，中共中央率先向全国发出通电，大声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
7月17日，卢沟桥事变后的第十天，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宣布：“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这对蒋介石来说，是一个大的进步。
对于蒋介石的宣告，毛泽东说：“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同时，他也清醒地看到蒋介石在对内政策上没有提出任何改进措施，特别是没有宣布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没有改革旧的政治机构，没有提出改良人民生活的纲领，对中国共产党仍不允许公开活动。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7月30日，北平、天津相继陷落。在日军的进逼下，蒋介石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到南京共商国防问题。8月4日，毛泽东和张闻天又电请朱、周、叶到南京后代表中共提出对整个国防问题的建议，指出：“总的战略方针暂时是攻势防御，应给进攻之敌以歼灭性的反攻，决不能是单纯防御。
这时日本军队的大举进攻上海，直接威胁到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心脏地区和英、美等国的在华利益，使蒋介石感到不得不进行全国性的抵抗，否则自身的统治也难以保持，于是，在国共谈判中表现出较多的合作愿望。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周恩来等同国民党经过反复谈判，终于达成协议：朱德、彭德怀为八路军正、副总指挥；主力红军充任战略游击队，执行侧面战、协助友军、扰乱与钳制日军大部并消灭一部的作战任务。
这时，中共中央决定在洛川召开政治局会议。由于会议要讨论军事问题，吸收了前方主要将领参加，实际上成为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
洛川会议是在8月22日至25日召开的。毛泽东在会上做了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的报告，并作了多次发言。
他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现在已经开始的政府抗战，得到了人民的拥护，但人民还没有大规模地参加，这就成为现在的弱点与今后的任务——即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我们的方针最基本的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持久战的结果是中国胜利。”
毛泽东明确地提出红军在抗日战争现阶段的战略方针以游击战争为主。
关于国共关系，毛泽东指出现在统一战线正在成熟中，但国民党还在限制和破坏我们，我们是继续有原则地让步，即保持党和红军的独立性，要有自由，而采取不决裂的方针。
在会上，毛泽东还提出，主力部队开赴前线后，要留下一支部队巩固陕甘宁根据地，使它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的大本营。这支部队称为留守兵团，以后在保卫陕甘宁根据地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就在洛川会议的前一天，蒋介石正式任命朱德、彭德怀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副总指挥。2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和副主席的名义发布命令，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第八路军下辖3个师：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命令指出各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扬十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决执行党中央与军委会的命令，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斗争。红军经过改编立刻奔赴战争前线，去打击日本侵略者。
9月25日，八路军115师利用有利的时间和地形条件，集中兵力发动了平型关战斗，并取得了中国军队自抗战以来的首次大捷。战斗前，毛泽东已同意前方提出的想以一旅集中、相机给敌以打击、暂时不分散的意见。战斗胜利的喜讯传到延安后，毛泽东十分高兴，立即致电前方，庆贺这一胜利。在平型关战斗的基础上，毛泽东又进一步明确地提出八路军作战的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队。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
10月初，华北局势进一步恶化。日军占领保定，河北正面战场的抗战基本结束。在侧翼遭受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国民党军队放弃雁门关至平型关的内长城防线，退守太原的北方门户忻口。
10月6日在仔细研究华北战局后，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要他们转告山西军事当局：敌人占领石家庄后，将向西面进攻，因此龙泉关、娘子关两点应集结重兵坚守，以便主力在太原以北取得胜利；在正面忻口地区的守备和出击中，出击是主要的。并提出：八路军115师、120师主力将担任从东、西两方破坏忻口地区日军的侧后纵深地区；129师主力或全部将使用于正太铁路，发动群众，配合娘子关守军作战。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八路军第115师主力夺回平型关，并收复涞源、定县等7座县城，切断了日军从张家口经平型关到忻口的交通线。忻口前线日军只能主要靠空运来维持给养。第120师一度收复雁门关，伏击日军辎重部队，截断了从大同经雁门关到忻口的交通。第129师陈锡联团又在10月19日乘黑夜突然袭击阳明堡日军机场，焚毁日机20余架。日军的机械化部队的行动，依赖后方供给的程度很大。八路军各部队的行动，使日军的后方补给线陷于半停顿状态。
忻口战役是抗战初期华北战场上作战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战役，该战役将南下的日军主力挡住了21天。这次战役，也是抗战初期国共两党领导的军队密切配合作战最为成功的一次。由于国共双方在这次战役中诚意合作，取得了较好的战果。
10月中旬，日军主力占领石家庄后沿正太铁路西进，包抄忻口的后方。28日，娘子关失守。31日，阎锡山下令放弃忻口。11月8日，太原失守。
3.敌后抗战和《论持久战》
太原失守后，华北战局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退居次要地位，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敌后游击战争开始处于主导地位。
毛泽东敏锐地看清战局的这种变化，立刻对八路军下一步战略行动相应地作出新的部署。
在南方，日军占领北平、天津后，又集中兵力约28万人，实行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加紧对上海、南京地区发动更加猛烈的进攻。国民党当局在这个地区，指挥军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在敌军的猛烈炮火下作出了巨大牺牲。日军原以为这次战役很快就可结束，梦想在3个月内灭亡中国，没有料到在上海地区战争就持续了3个月。但是，以这种硬打硬拼式的单纯防御，来对付优势装备的日本强盗，中国军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1937年11月12日，日军攻陷上海。一个月后，12月13日，又占领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这使整个中国战场上的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接着，日军把作战中心北移到津浦铁路一线，企图攻下徐州，打通南北交通线，同华北方面南下的日军会合。
3月23日，中共中央召开常委会，再次研究八路军在华北的工作。毛泽东在会上根据坚持长期作战的要求，又提出在各区域建立新的游击兵团的主张。24日，毛泽东和刘少奇致电八路军各部，提出组织游击兵团的具体任务。电报指出：为了在八路军主力转移至其他地区后，我党仍能在统一战线中有力的坚持与领导华北抗战，必须立即组织以八路军名义出现的游击兵团。这种以八路军主力连队为骨干、吸收大批新战士以组成若干新支队的做法，是适应全民族抗日战争实际情况的新主张。它使八路军的队伍能迅速壮大，而又能保持相当的战斗力，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1938年春，日军采取南北对进的方针夹击徐州，尽力打通津浦铁路。为了执行这一计划，华北日军主力被抽调南下，造成河北、出东等平原地区兵力空虚，为已经在山区站稳了脚跟的八路军向华北敌后更广阔的地域发展带来了机会。徐州地区正面战场在李宗仁指挥下进行的英勇抗击，对华北敌后战场的发展也起了重要的支持作用。
毛泽东立刻调整部署，作出从华北山地进入到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重大决策。
1938年4月21日，毛泽东同张闻天、刘少奇向八路军总部发出具有战略意义的指示：“党与八路军部队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尽量扩大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走上公开的武装抗日斗争。”
第二天，在山西前方的八路军总部根据这个指示精神，立刻电令第129师主力和第115师344旅一部迅速从太行山区向冀南、豫北平原及铁路沿线展开。不久，又令宋时轮、邓华两支队组成八路军第四纵队挺进冀东、热南、察东北创造抗日根据地。这样，抗日游击战争在华北平原上逐步发展起来。
考虑到日军占领徐州后将会进一步夺取武汉的形势，毛泽东还对组建不久、已开始活跃在长江南北的新四军的工作作出部署。
1938年2月15日，毛泽东致电项英、陈毅，指出新四军应“力争集中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但在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新四军基础”。
1938年5月19日，徐州失守。对战局下一步究竟会怎样发展，党内出现不同的认识。有的人一度估计日军在打通津浦铁路后将把主力转向华北，肃清后方，游击战争将面对空前严重的困难，不宜广泛发展。这是一个重要时刻。如果领导人对局势作出不正确的判断，就会丧失时机，对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抗日战争的发展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失。
